“同志”的分量

   近来的不少革命战争题材影视作品中，人民军队的指战员们也互相不称“同志”而称呼“兄弟”、“弟兄们”了。

   然而事实正好相反。

   的确，人民军队那时也使用“兄弟”这个称呼，但一般是什么场合呢？

   1933年4月，在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与国民党川军的遭遇战中，带队的张琴秋同志组织女战士们一边战斗，一边向敌人喊话：

  “白军兄弟们，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要自相残杀！”     

  “受压迫的士兵兄弟们，不要受骗上当，不要为欺压你们的长官卖命……”

             （右一为红军女将张琴秋）

   可见，红军通常是把白军士兵们称为“兄弟”的，因为：

   第一，白军也是中国人，同为“炎黄子孙”，可以说是“兄弟”；

   第二，白军士兵们也是穷苦人，同为“受压迫阶级”，也可以说是“兄弟”。

   换言之，“兄弟”这个称呼，在红军的政治术语中，只是用于确认一种客观的族缘关系和一种共同的、苦难的境遇，以唤起敌方阵营里的底层群众对这些的体验和共鸣。

   （电影《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向被围在陈官庄的国民党军战场喊话）

   张琴秋她们的宣传很成功：

   敌军有两三百人当场带着武器投奔了红军。

   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       

   对这些已经加入红军的“兄弟”该怎么称呼呢？

   继续称“兄弟”吗？恐怕这些“兄弟”不但不会感到“亲亲热热有人情味儿”，反而会觉得这是明显拿自己当外人看——道理很简单：

   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同了，它比起我们互称“兄弟”的时候，有了更多也更重要的东西，而“兄弟”这个称呼应该留待下次战场喊话的时候对“那边儿”的人用了。

   于是，“弟兄们”得到了那个让他们为之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新称呼：

   “同志”。

    （解放战争中的著名战斗英雄王克勤也是原国民党军士兵）

    这就是“同志”一词的分量：

   进入共同的阵营，致力共同的事业，追求共同的理想。      

   昨天称呼“兄弟”的时候，我们可能还刀枪相向；       

   今天称呼“同志”的时候，我们才真是心心相印，肝胆相照，肺腑相倾，性命相托，完完全全成为自己人了。

   正是这个分量，让许多“兄弟”铭记和追求了一辈子。

   在东北战场起义的原国民党团长李峥先，88岁高龄时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有位67岁入党的退休教授闻讯大为感动，要来认他为“义父”。李峥先谢绝道：

   “不，党内是纯洁的同志关系，做同志不是更好吗？”

    希望编导们能够明白：

   从“兄弟”到“同志”的跨越，是走过那个年代的千百万人最义无反顾的抉择和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更浓缩着我们这个一度一盘散沙无所适从的古老民族，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找到前进方向，建立政治认同，进行伟大斗争的波澜壮阔的历史。

   希望编导们能够明白：

   从“同志”退回“兄弟”，意味着政治关系的私人化甚至“去政治化”，这不但是对历史的遗忘甚至背叛，而且会导致一系列“名不正言不顺”的错位：

   男女同志之间如何互相称呼呢？

   要知道在我国，无血缘关系的男女之间“哥哥妹妹”的称呼，是有特定含义的；

   下级如何称呼上级？晚辈如何称呼长辈？我们如何称呼革命先辈呢？

   一律称“兄弟”，会违反我国传统文化长幼有序的惯例，显得不伦不类；而全新的“同志”称谓，反而与传统文化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