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里的星光：“台湾第一才子”竟是我党地下工作者！

国庆期间，首部反映台湾隐蔽战线斗争的重大主题影视作品《沉默的荣耀》正在央视热播。

剧中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主要人物都是真名实姓。

10月1日，我写了一篇国庆！勿忘牺牲在台湾的红色特工 

介绍了吴石将军等烈士的事迹，也提到了那个罪该万死的叛徒蔡孝乾。

当时被捕的地下党都被关在保密局看守所“南所”（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院内，后面是台北延平路）

“南所”小小一间牢房要关24个名犯人，每天只有8个人能躺着睡觉，有的人还没到提审就因病或因伤死在牢中了。

吴石将军于1950年3月1日被捕后，就关在“南所”，他是一人一间，每餐白米饭，还有小碗肉和鱼，但也被保密局“三件套”（辣椒水、夹手指、老虎凳）折磨得很惨。

台工委武装部长张志忠和妻子、儿子也是关在单间，吃白米饭。

陈诚、蒋经国都曾来到“南所”劝降，但吴石、张志忠等人皆不降不招，直到被杀害。

随着被蔡孝乾出卖的同志越来越多（绝大多数是基层地下党），“南所”很快就关不下了，保密局又建了一个“北所”。

为了赶工期，“北所”连墙面水泥都还没干，就投入使用。

“南所”和“北所”关押了数百名囚犯，绝大多数被陆续枪杀。虽然很多人并没有留下姓名和事迹，但他们的牺牲同样伟大。

“北所”的由来跟一名基层潜伏者有关。

“北所”这块产业本属于辜家，业主是辜颜碧霞（日据时期台湾权贵辜显荣的长媳），她因老公早逝，23岁守寡。

为了养活自己与儿女，她答应了辜家的条件：在丈夫灵前起誓永不改嫁。这样，她分到了高砂铁工厂与东势糖厂两处产业。

“北所”原址就是她的高砂铁工厂。

那么，保密局为什么能够霸占她的产业？

因为她喜欢上了“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而吕赫若是中共地下党组织成员。

这是吕赫若于1946年10月14日在台北赠予友人的签名照。

吕赫若，1914年生于台中。从小成绩优异，1934年毕业于台中师范，次年即以《牛车》成为台湾文坛新星。

吕赫若曾赴日本学习声乐，兼具音乐家和作家双重身份，被誉为“台湾第一才子”。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吕赫若在台湾参加了反“皇民化”斗争。

台湾光复后，吕赫若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

他的公开身份是“北一女”（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音乐教师，由于他的才情和相貌颇受台湾省富家太太和小姐们的喜欢，因此经常参加名流名媛们组织的音乐会、读书会、舞会。

辜颜碧霞也请他到家中辅导儿女的钢琴，由于她不得改嫁，吕赫若也有家室，两人的关系就一直比较暧昧。

对吕赫若来说，与富家太太交往是隐藏其潜伏者身份的最好外衣。

如果不是因为蔡孝乾叛变，国民党怎么也不会想到吕赫若是“匪谍”。

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吕赫若担任中共地下党刊物《光明报》编辑。

《光明报》有两个秘密印刷点，基隆中学后山的山洞和台北中山北路的张志忠寓所。

但这两个点都不理想，不但报纸数量少而且容易暴露，最理想的是在台北建立一个合法的印刷厂。

由于经费极为有限，建一个正规印刷厂谈何容易。吕赫若就找到了辜颜碧霞，辜颜碧霞二话不说就给了吕赫若一笔钱，帮他创建了“大安印刷厂”。

1949年8月，《光明报》案发，保密局在全省追查印刷地点。后查到一名叫王明德的台大毕业生，曾多次将该报邮寄给女友，还吹嘘自己是地下党，属于台北法学院支部。

王明德被保密局找到，一下就招了。因配合积极，他被送去了感化院。

王明德后来生了个儿子，叫王世坚。

对“大安印刷厂”另一个威胁是，有个识字的印刷工勒索钱财，拿钱后才没有去告密。

在与上级陈本江教授联系后，吕赫若销毁了印刷厂账本和文件，变卖机器，贴出停业告示。

1949年年底，吕赫若以生病为由向学校辞职，进入鹿窟山区，这里是他们建立的武装根据地。

他的消失并没有引起怀疑，大家只是认为这位才子想去个清静的地方搞创作。

但保密局通过《光明报》一路追查到了蔡孝乾，并通过蔡孝乾确定了吕赫若的“匪谍”身份。

吕赫若因此就上了通缉名单，保密局特勤组组长谷正文发誓要抓到他。

吕案，成了保密局的另一个大案，所以，“南所”犯人多到关不下去。

因为帮吕赫若出资建立“大安印刷厂”，辜颜碧霞也被抓了起来。

毛人凤借机敲诈，要她将高砂铁工厂“赠送”给保密局。

辜颜碧霞只好答应，她还给了毛人凤一大笔钱，才保住了性命，以“资匪罪”被判五年。辜家因怕受牵连，将她的儿女挡在门外多年。

到了山区后，吕赫若与武工队取得联络，他还带了一部电台。

鹿窟山区是地下党建立的武装基地，并向外扩展到了石碇的玉桂岭、瑞芳以及海山，人员有200多。

蔡孝乾知道台北山区有武装组织，但并不了解细节。所以，国民党军警多次搜山皆徒劳无获。

这些小块基地如果连成一片，就可以变成真正的武装根据地。

当解放军从北面登陆时，地下党武装就可以从东西南三面合围台北。

但因“吴石案”及“吕案”，山区武装被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武器、物资根本进不来，人也出不去。

台湾又是一个海岛，地下组织连转移到安全地带都不可能。

唯一能与外界联系的就是吕赫若的电台，为了保护电台，吕赫若住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超过一个星期，以避免敌人根据电波判断他的位置。

但电台又需要电源，他只能冒险到矿区的电力机房工作。所幸的是，山区老百姓和矿工都对他们很友善。

1950年夏天，吕赫若与三名同志在茅草屋过夜时，被毒蛇咬伤右臂。

同志们帮他清理伤口，进行包扎之后，毒蛇并没有处理干净。

在另一处安歇的武工队负责人林正义，第二天赶来，想将吕赫若送往山下诊所救治。但吕赫若为了组织安全，拒绝下山，并要求林正义接过电台收发任务。

由于被咬当晚漆黑一片，无法确定是哪种毒蛇，吕赫若只能喝村民提供的红骨蛇汤，试试疗效。

大家把能找到的营养品，如鸡蛋、猪肉，都做给他吃。

吕赫若病情时好时坏，8月30日这天，他突然精神变得很好，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在台湾庆祝五一劳动节、八一建军节、国庆节？”

但不久便昏迷不醒，持续发烧。

9月2日，战友冒险下山为他买冰块。吃了两碗冰后，他的症状稍有缓解。接下来一周，吕赫若反反复复被伤病折磨，直到停止呼吸。

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战友们将他简单下葬，没有立下任何标识。

这些情况是他的幸存的战友后来讲述的。

1952年11月25日，保密局通过蔡孝乾，破获了“台北市电器工人支部案”，再通过负责人温万金的日记本，确定了鹿窟武装组织的地点。

1952年12月28日夜，国民党集结兵力进入山区，封锁了鹿窟庄。为了逼村民交出“匪谍”，扬言屠村。

为避免村民无辜被杀，第二天，林正义率人出走藏身地，与军警交火。

由于敌我兵力悬殊，林正义等人当场牺牲。军警将他的遗体放在椅子上，再用竹竿架起椅子，鸣锣开道，将遗体游街示众，恐吓村民。

1953年2月，瑞芳基地被毁、3月，玉桂岭基被毁、5月，海山基地被毁。

除了极少数逃入深山的地下党，大部分同志都在交火中牺牲。国民党军警还打死和逮捕了不少村民，邀功领赏。

2015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曾发文《暗夜里的台湾文学之光》，里面提到：吕赫若同志参加中共地下工作组织，1951年牺牲，年仅37岁。

就是说，吕赫若的牺牲时间可能是1950年，也可能是1951年。

保密局和军警在1952年扫荡山区时，并没有找到吕赫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吕赫若被毒蛇咬伤后，并没有牺牲，而是潜回城市，隐姓埋名，这算是一种美好的想象吧。

1954年，保密局向外界展示“战绩”，有台湾地下党在山区活动时的书籍、枪支、手雷，还有他们亲手缝制的五星红旗。

吕赫若生前曾问过战友：“我们什么时候能在台湾庆祝五一劳动节、八一建军节、国庆节？”

这也是牺牲在台湾的所有隐蔽战线同志们的共同心愿。

放心，他们的这一心愿，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