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为什么曾经八面玲珑的印度，最近却落得个四处碰壁？

编者按

本文深刻剖析了近年来印度地缘政治地位的戏剧性坠落。文章指出，印度凭借“多边结盟”“遏华潜能”与“新兴大国形象”，在21世纪前20年处于大国竞争的“最佳位置（sweet spot）”，在大国之间左右逢源，获得超出自身实力的国际话语权。自2020年以来，这一地缘优势迅速消解，背后有五大原因：一是国际秩序重回“短期利益优先”，大国不再愿意长期投资“印度崛起”；二是印度强调“战略自主”削弱了西方对其作为盟友的信任；三是外界对印度经济、科技与军事实力的预期持续下调；四是中印边境冲突暴露印度在地区安全中的脆弱性；五是俄乌冲突动摇美印互信，且暴露出印度被高估的外交影响力、道义号召力难以兑现预期。作者得出严峻结论：印度曾经依靠“被大国竞逐”获取战略溢价的时代已经终结。面对中巴日益紧密的安全协作、美国日趋交易化的外交逻辑以及俄罗斯向中巴的靠拢，印度再难通过平衡姿态换取大国青睐，外交未来出路唯有从“大国幻想”转向“现实主义”，集中资源于核心安全、经济竞争力和战略自主能力建设。南亚研究通讯特此编译本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CSDR

这篇文章的启示意义远超印度本身。它提醒我们，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从来不仅取决于自我叙事或外交姿态，更依赖于内生实力、结构条件和外部认知三者的动态平衡。印度曾试图在大国之间“左右逢源”，但如果国内工业、科技和军事实力无法支撑外交雄心，如果战略目标与现实能力脱节，再精妙的平衡术也难以维系。未来，印度必须从“被拉拢”的幻觉中清醒过来，将战略重心从地位追求转向安全与利益本身，重塑自我能力基础，方有可能在新的国际秩序中重新获得主动。

过去几个月，印度的地缘政治环境似乎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三年前印度还是各大国争相拉拢的对象，如今却成为了中巴战略攻势的目标，并且还面临来自中美的经济施压。

印度一直以同时参与上合组织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为荣，在深化与美国战略关系的同时，能保持与俄罗斯的历史联系。俄乌冲突爆发后，购买俄罗斯石油不仅被视为印度外交能力的证明，也是印大国地位的体现。这表明印度可以从容应对多重事务，而不失去平衡。

然而，近几个月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特朗普对印俄在能源和军事领域的联系及制裁问题提出了尖锐批评。与此同时，中国在涉及战略和经济层面的一系列问题上，对印度的关切日益漠视。如今，各大国正在与濒临破产的巴基斯坦建立密切关系，不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在意印度方面的敏感情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纯粹只是随机、偶然和时运不济吗？还是特朗普的个人风格所致？这是否与印度外交政策的失误有关？抑或仅仅是印度无法控制的地缘政治变化的结果？

我认为，上述因素或许都构成部分解释，但这一系统性衰退背后存在一个故事和一条共同的潜在主线，其核心围绕“优势地位”（sweet spot，甜区）这一概念和现实展开。印度似乎已经从占据近乎完美的地缘政治“优势地位”转变为如今陷入地缘政治无良选项的困局。在考虑应对策略之前，我们有必要理解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

一、历史节点中的酸与甜

在地缘政治中，“优势地位”是一个核心概念，几个历史案例足以说明其重要性。

美国自19世纪以来便占据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美国拥有安全的疆域，其崛起对任何大国都不构成直接领土威胁，也不受外来入侵的威胁。凭借这一优势地位，自1917年以来，美国在欧亚事务中始终保持着超越其实际国力的话语权。作为当时超级大国的英国尽力拉拢和讨好美国，并非慑于美国的实力，而是经过战略研判后认为，美国终将成为欧洲格局的重要望造者，且其利益诉求与英国高度契合。

相比之下，德国则一直面临截然相反的困境：一个令人沮丧的“酸区”（sour spot）。由于地处欧洲中心并被大国包围，德国的国力增长只能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历史学家称之为“德国问题”（the German problem）。这意味着每当德国出资组建军队时，其对手（主要是法国和俄罗斯）就会组建双倍规模的军队，并结成联盟共同形成威慑力量。

20世纪30年代晚期的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力图通过精明的外交手段来创造有利局面，而非依赖不利的地理条件。斯大林拒绝在20世纪30年代末与英国和法国缔结安全协议，旨在增强苏联在与纳粹德国以及西方阵营谈判时的筹码，亨利·基辛格将该策略称为“斯大林的集市”（Stalin’s Bazaar）。这一策略在德国选择向西扩张而非针对苏联时奏效了，但当法国投降而未削弱德国实力时，这一策略就失败了。

二、印度的第一个“优势地位”

自1945年以来，印度曾在几次占据但又错失了它的“优势地位”。第一次是在印度独立前夕，1946年尼赫鲁首次派遺联合国外交代表团的指示中就已明确。尼赫鲁建议代表团不要过于偏向西方或苏联中的任何一方，以增加印度的谈判筹码。然而，这种平衡策略并未完全奏效。到20世纪50年代初，印度在美国眼中已然被看作偏袒苏联的倾向者，从而提高了巴基斯坦的地缘价值。

当尼赫鲁制定应对地缘裂痕的“权宜”和“正确”的战略时，他略微夸张地强调了印度作为未来“大国”和注定引领“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使命，从而影响了从苏伊士到东南亚（即当今印度所认为的“印太”地区）的事务。正是这种战略定位使得美俄都试图争取印度以支持各自的世界地位，期待着印度的崛起及其影响力。由此印度得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超出其实际实力的作用，并展现出新兴大国的雏形。与此同时，20世纪50年代共产主义中国的崛起既强化了这种对印有利的局面，也对印度构成了考验，尤其是在1954年美巴战略结盟受损以及1962年中印冲突后，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

如果印度的第一个“优势地位”发生在美苏冷战格局下，那么当前的“优势地位”则是由中美大国竞争所促成的，并且两者的方式并不太相似。

三、附带条件的新高峰

印度当前的有利地位始于2000年至2001年，当时美国开始将印度视为制衡中国崛起以及未来的战略盟友。这一转变由印度1998年的核试验以及经济改革的成功所触发。

换句话说，美国押注印度崛起，并以此作为理由推行了一种以短期代价换取长期利益的绥靖政策。如果印度真能发展成为下一个中国，那么美国就需要投资发展与印度的战略关系，以便在亚洲未来的权力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与此同时，中国也敏锐察觉并严肃对待这种战略博弈，这正是印度所期望并珍视的。在中美两者之间，尽管各自目的不同，但双方都在争夺印度的支持、合作和信任。

以2004年到2019年的15年间，这一“两国竞逐印度”的局面在多个方面达到了高潮：美印关系显著升温，两国达成了民用核能协议；印太战略概念浮出水面；“四方安全对话”（Quad）建立；同时印度加入上合组织，而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印度正迅速成长为亚洲乃至全球格局中的重要地缘政治力量。因此，尽管印度地处中巴之间，它还是设法上获得了一个有利的地位。更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也同时表现出愿意发展对印战略关系的意愿，并考虑到中国的影响，从而支持了印度的上合组织成员国身份。

这一“优势地位”反映了印度在与各大国谈判时的特殊地位。尽管印度稍微倾向于西方，但尚未“结盟”或做出坚定的战略选择。然而，这种优势地位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始终取决于几个因素，主要是：

1.一个相对和平且友好的地缘政治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长期收益比短期收益更受重视，而各种“赌注”尚未得到检验。

2.相信印度能够基于对自己利益的理性评估做出一种定位（未必是指联盟）的选择——使这种追求具有价值。

3.认为印度的崛起不可避免，在经济和军事实力角度来看，印度可以与中国比肩（但并非完全等同）。

4.中国方面认为印度和美国在战略上的合作（包括相互威慑的生产）是真正有可能实现的，而这一结果必须被阻止。

自2020年以来，上述所有四个条件都已减弱，导致印度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原因。

首先，近年来国际局势发生了剧烈变化，多地爆发战争和危机，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加速崛起。这种背景下，美俄等传统对印友好国家不得不转变战略思维，更倾向于通过杠杆作用获取短期利益，而非选择短期内回报较低但长期有利的投资。

其次，俄乌冲突后印度对战略自主的主张向美国发出信号，表明其此前的战略设想可能过于乐观。这一认知导致美国决策层开始秉持新现实主义的务实立场，对印政策框架逐渐转向交易型导向。

第三，如今国际社会愈发质疑印度在技术、制造业和军事领域的发展轨迹，导致国际社会原本预期通过借助印度崛起获得的战略收益被迫延，也导致各国暂缓强化对印关系的战略需求。

第四，由于中国在2020年及此后在拉达克实控线附近采取行动，导致美印对双边伙伴关系的中长期战略价值产生质疑。在印度看来，美国无法改变喜马拉雅地区的战略平衡，而印度的困境则引发了对其面对中国在南亚次大陆的压倒性威胁时，能否切实成为该地区相对于中国的净安全提供者的质疑。

四、俄乌冲突作为催化剂

正当印度的“优势地位”面临压力，俄乌冲突爆发并在2022-2024年间成为地缘政治的核心杠杆，至今仍具关键影响。拜登政府试图团结盟友、伙伴及依附势力时，自然将目光投向印度，期待印度扮演“建设性角色”以结束冲突——无论是说服俄罗斯改变政策方向，还是公开谴责俄罗斯的行动。

但两条路径均基于对印度作用与能力的严重高估。

美国认为印度能够说服俄罗斯的前提是，前者在后者决策层拥有显著影响力。同时，期待印度谴责其他国家则是假定了印度仍然拥有能够在国际舞台左右局势的道德声音和影响力。坦白说，这两种观点都建立在对印度在全球角色与价值的理想化认知之上。

印度并没有坚决抗拒这种理想化认知，因为这提升了外界对印度“实力”的估算，即使印度拒绝了随之而来的具体政策期待。这种情况在2023年印度举办G20峰会时尤为明显，从而加强了其所谓的“优势地位”。但由于结构性因素，这种情况本质上存在有效期，但印度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然而在一段时间内，美国对印度抱有过高的期待，这种期待催生了对印度的积极拉拢，似乎寄希望于印度能“有所行动”。其中就包括2022年宣布的美印新兴技术倡议（iCET），这一双边机制旨在深化两国先进科技领域合作。可以推断，美国显然寄望于通过向印度开放军事与技术资源支持，促使印度重新考虑对俄关系。

然而到了2024年，美国似乎认为其努力已经陷入困境。美政界开始出现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倾向，这种新思维认为，印度一直致力于多边结盟，并非坚定选择与美国深化战略关系。这揭示了此前美国对印度的押注一直建立在不稳固的基础上，而俄乌冲突只是将其暴露无遗。

随着美国对印战略押注的破灭，其连锁反应也随之而来。若中国此前对印度采取克制态度部分是出于遏制美印战略同盟的考量，那么该联盟前景的黯淡反而削弱了印度在对华博弈中的谈判筹码。

与此同时，中印之间不断扩大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差距似乎让中国确信，两国关系应建立在等级秩序的基础上，而非印度提出的“三个相互”（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共同利益）原则之上。并且中国认为，有关涉及印度的安全利益最好通过强硬手段来实现，而非温和的绥靖政策。

来自中国的战略压力削弱了印度与美国谈判时的地位，而美国重新评估美印双边关系则会进一步增强中国在处理印度问题时的信心，从而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

五、“优势地位”之后是什么？

如今印度在失去昔日战略优势的情况下，正艰难应对地缘政治现实。这一根本性转变从根本上动摇了印度多个核心外交政策原则。印度数十年来首次面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大国已不再有兴趣“培养”印度，反而更倾向于采取短期务实甚至带有战略胁迫性质的强硬手段。

这不仅是短暂的形势逆转，很可能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内成为国际局势的主要基调，并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来。随着巴基斯坦和中国深化军事合作，印度将难以依赖外部盟友来抵消这一趋势的影响。印度薄弱的国防工业体系若不进行改革，就无法跟上巴基斯坦迅速列装坦克、战斗机、火炮、无人机和舰艇的步伐。

虽然美印关系最终有望修复当前双边摩擦带来的损伤，但已难重回2000-2021年间战略伙伴关系所呈现的“黄金期”。尽管印度顶住西方压力拒绝孤立俄罗斯，但俄罗斯却未表现出任何实质性的回报意愿，例如在应对中巴挑战时始终未能站队印度。更微妙的是，过去十年间俄罗斯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反而持续升温。如今俄罗斯显然认定，通过维系俄中和俄巴关系，加之印度对俄式军事体系的深度依赖，足以形成影响印度对俄政策的有效杠杆。

当前战略机遇窗口的丧失已成定局。试图通过战术性拉拢中国来改变美国对印度的战略考量，这种策略几无奏效可能，反之亦然。美国不太可能会过度担心中印结盟的问题，而中国也没有理由认为美印之间会形成更加紧密且具有实质意义的战略伙伴关系。

因此，美印双边伙伴关系将不得不更多依赖其他杠杆作用和国内实际能力建设，而不是通过定位、威胁和诱惑来获取利益。印度的外交环境恐怕很难再回到21世纪二十年代那样的黄金时期，印度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尽量减少未来可能遭遇的外部损害。

这需要对现有政策走向和宏大战略进行强有力的调整，从基于乐观主义的策略转变为基于真正现实主义的策略，从追求权力和地位的策略转变为追求核心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策略。

作者简介：西达尔特•拉梅迪（Sidharth Raimedhi），印度智库“战略与国防研究理事会”（Council for Strategic and Defense Research，CSDR）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