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情不妙啊，快把“国宝”运到台南吧！

【文/观察者网风闻社区 王晓笛】

最近台湾惊爆台北故宫博物院闭馆整修三年，部分文物南迁南院的消息。其后在11月12日的“立法院”质询期间，被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陈其南证实。只是在陈的叙述中，这只是故宫博物院整修和嘉义南院建设的方案之一，并没有拍板定案。但无论怎么样，享誉盛名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社会批判南迁文物，是民进党为了2020年的选举而笼络人心之举。其实建设故宫南院本就是政治考量的产物，但出发点很合理。

台北故宫

台北故宫博物每年会接受400万到500万的中外观光客，经济效益巨大。但兴建于上世纪六十年的博物馆，其接待能力不足的问题也逐渐显现。陈水扁上台后，为了兑现选前南北均衡发展的承诺，便顺势推动故宫在南部开设分馆，并选址在多年没有投资的嘉义县太保市（台湾行政区划很复杂，有时候市的级别高，有时候县的级别高），台湾经济格局一直是北方发达，南部相对落后，从这个角度考虑，推动南院建设有其必然性。

但是出发点合理，并不代其他方面合理。

首先是展馆内容的定位。彼时正是奉行“同心圆”史观的杜正胜出任教育部门主管，因此故宫南院被定为“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以削弱故宫原有的中华文化象征。时任“立委”的洪秀柱就曾批判，南院涉及中华文物的预算开支只占三分之一，这并不符合其中华文化博物馆的本质。

之后国民党上台，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希望可以将南院转型为“花卉文化博物馆”，却因民进党和南部民众的反对而作罢。2016年，随民进党全面执政而接管博物院的林正仪提出“新故宫计划”，打算将南院定位为中性的“故宫文物修复展示馆”。两年后，具有深绿背景的陈其南执掌故宫，又再次推动“故宫台湾化”概念，南院也顺理成章有了“地理大发现时代东亚地中海概念中的台湾福尔摩沙”这样绕口的定位。

其次是众说纷纭的选址。当时的选址方案不止嘉义，南院计划刚提出时，就有20份申请，最后选出了三个优选方案：高雄左营、嘉义太保和台中西屯。虽然最后选址在了嘉义太保，但这并不是当时的首选方案。综合民进党的解释可以列出三条：1.嘉义县需要经济转型，但多年没有大型投资；2.新馆落成后，结合阿里山风景区，以及在高雄和台中之间的区域优势，可以产生观光联动效应；3.台糖公司的地比较好征用。历史上台湾糖业出名，但两蒋时代后，台湾经济已经转型，台糖一下子变得无用武之地。但是台糖手握大量土地，在新时代中转型做了地主，成为了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房地产集团。

嘉义故宫南院

但是观光建设并不是一厢情愿，而是需要依赖完整的产业链。台中和高雄是台湾经济较为发达的直辖市，各项基础设置健全，有足够的观光吸纳能力。2016年南院开馆后，首年参观人数将近150万，次年就跌破100万，最差时单日参观人数不到300人。在两岸关系转冷的情况下，陆客大幅缩减，南院彻底变成“蚊子馆”，连带着周围配套的地产、商业都受到了影响。

因此，南院的选址也被质疑存在政治动因。国民党就认为，时任嘉义县的县长陈明文是民进党内大佬，而嘉义又是民进党的重要票仓，民进党需要政策绑桩，所以选址在了嘉义。

最后是政治乱斗下的工期延宕。在笔者看来，政策绑桩算是选址理由之一，但过于强调有点阴谋论。实际上，出于发展平衡考虑，对嘉义进行投资并无不妥，但是需要一个持续投入的过程。只是在蓝绿恶斗的背景下，很难完成持续建设。

以工期为例，南院的完工期多次出现跳票。南院原计划2006年兴建，2008年开馆。但是早在配套人工湖开挖的2005年，就有了延宕工期的传闻。2006年，因为民进党故宫预算未以中华文物为主，预算未能国民党占多数的“立法院”通过。此后多次朝野交锋，加上自然灾害和建商商榷的问题，南院开馆时间被一拖再拖。南院曾转变为“花卉文物馆”的计划就发生在这段时期，虽然这样可以大幅度缩短工期，但很快被否决。

南院建设历经两次政党轮替，某种程度是两党共同的项目。顺带一提，嘉义县曾铸造过一只毛公鼎造型的计时器，上书马英九承诺开馆倒计时多少天。只是随着跳票不断，上面的时间也变成了负数。在马英九民意低迷的第二任期，成为了别有特色的“糗马”的神器。后来在各方协调下拆除，当时天数为“-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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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了南院，再谈回台北总馆，这是问题的源头。

风风雨雨的台湾故宫往事，昭示了一个事实，即以中华文化为基调的故宫博物院在“去中国化”的风潮中所处的尴尬地位。故宫博物院确实有其扩建的必要性，但是在民进党全面执政，以及深绿陈其南任主管故宫的背景下，闭馆扩建之后的故宫模样不免会惹人遐想。

认同是一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公权力通过人口调查、地图和博物馆等机制，通过制度化和符码化的过程，将自身对身份的想象移植到社会大众当中。历史记忆是一个民族凝聚的重要因素，纵然两岸分治，政治身份认同存在一定分歧，但承载文化基因的故宫博物院一直在昭示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共享记忆叙述。“台独”势力可以将人口调查、地图的含义限定在台澎金马（甚至有时候会抛弃离岛），但对有巨大影响力的故宫无可奈何，只能通过对故宫内涵的修修剪剪来达成“文化台独”的目的。

然而和政治共同体不同的是，文化共同体的稳定程度颇高。台湾竞争力论坛五年民调显示，台湾人对自己是中华民族的认同保持在八成以上。除非“台独”启动大规模的社会变迁计划，比如“独立建国”，否则很难撼动台湾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中华文化认同。“台独”势力也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将更主要的精力花在了自由民主的宣扬上，以此强化台湾社会政治层面的认同，以达到和大陆继续对立的效果。

但是价值需要制度支撑。多年的政治摆烂，使民众对当前制度环境下的政府绩效存疑。占台湾主要社会人口的中年层成长在“强政府”时代，见证了“台湾钱淹脚目”的恢弘，难免对现状不满。而仰赖的民主化之后的青年，在政治认同和政治行为上又具有多变性。在这种窘境之下，“台独”大概也只能通过动动故宫，来自我麻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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