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一下:未富先老,我们该怎么办?

大家好,我是在观网陪您看中国的谷智轩。昨天,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那叫一个“千呼万唤始出来”。全国人口共14亿1178万,比2010年多了7206万,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0.53%,比上个统计周期下降0.0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这10年来,我国人口继续“低速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了6.8,“男多女少”的情况,比之前得到了改善。从年龄结构看,0到14岁的儿童人口比例,上升了1.35个百分点,说明开放二胎政策终于有了成效。

这样一份在我看来好于预期的报告,暴露出的问题也很明显,比如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了5.44个百分点,而15-59岁的劳动力人口,却下降了6.79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也明说了,人口老龄化,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总而言之,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都要面临人口均衡发展的压力。本期《消化一下》,就给大家梳理一下我国的人口政策,以及我们应该怎么面对“未富先老”这事儿。

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关于中国的人口,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民国的时候,人们都不知道当时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只是粗略觉得,大概应该有四个亿,所以总是会说“四万万同胞”。

新中国成立初期,得益于国内形势逐渐稳定、乡村医生队伍的建设、加上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我国医疗卫生条件快速改善,百姓的预期寿命延长。生育率一路走高的同时,死亡率也开始快速下降,推动我国出现了第一次快速的人口增长。

1953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科学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时的中国大陆有5.8亿人口,比“四万万同胞”要多得多。

还不光是人口多,当时的人口增长率也高。因为缺乏足够的宣传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普通家庭无法主动控制生育,即使子女足够多了,但没有安全可靠的避孕方法,往往一不小心就“中了彩票”。结果就是,当时每个家庭平均生育6个孩子,每年人口净增长超过1200万。

到了50年代末,当时国家的口号是“人多力量大”,鼓励大家多生孩子,但马上就遇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普遍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导致人口不增反减。

1962年后,国民经济开始好转,我国又突然进入人口快速增长的阶段,光是1963年这一年,就有2954万人出生,具象一点,等于一年生了1.5个澳大利亚。

60年代后,中国的人口经历了一波“节节上升”,1964年突破7亿,1969年突破8亿。那个时候的人口结构,呈现出一个“金字塔形”,最多的是小孩,其次是中青年,老人少。然而这一时段中,由于社会运动的影响,劳动生产率没有大的提升,再加上资源有限,人口也就逐渐变成了包袱。 于是在1971年,国家开始推行相关计划,当时的口号是“三个多了,一个少了,两个正好。”

在城市地区,国家对企事业单位体制内的员工,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如果超生了,职工就会被定义为“不先进”,影响前途。由于城市的管理体制、人们的就业方式、以及福利分配和退休金制度种种因素,大部分城市家庭既无法承受、也难以逃脱超生带来的严厉惩罚。所以,计划生育政策,首先在城市地区,得到了最有效的贯彻和执行,出现了许多独生子女家庭。

东北曾经是全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最早贯彻了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断层和老龄化的问题上,也是首当其冲,早早就陷入人口负增长。相比起来,农村受到城市体制内的束缚更少,受到的政策影响也更小。

开展计划生育政策的早期,还是卫生部代管计生,编制只有十几个人。1978年,大家都记得这年改革开放,但那个时候,恰逢60年代“婴儿潮”成年。问题来了,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国家的迅猛发展,在当时的中央看来,人口不是发展的红利,而是越来越大的包袱,于是逐渐加码计划生育。197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的还是“奖励一胎”。1982年,我国通过了新的宪法,白纸黑字写着“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政策一实施,新生儿快速减少,反应在人口结构上,就是从下宽上窄的“金字塔”,变成了“中间厚,两头薄”的“橄榄形”结构。

进入90年代后,虽然全国的人口和生育政策没有大变动,但在这一时期,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在考核层面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计生政策的实施成果,成了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关键标准,如果一个官员其他方面都干得不错,但计划生育任务完成得不好,那其他政绩也会连带着被一票否决,不能参加评优,也无法晋升。这就导致了,虽然计生政策没有太大变化,但手段变得更强硬了。尤其是在农村,由于国家还没有提供足够的养老保障替代,许多农民无论如何也不愿接受“一孩政策”,把生娃当作养老的“刚需”,超生时有发生。而基层的计生干部,往往又面临了巨大的考核压力,常常采取一些粗暴的管理方法,产生了严重的干群冲突,甚至是暴力事件。过去农村的墙面上,有许多计生标语,像什么“该扎不扎房屋倒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另外,计划生育具体实施起来,先带来的倒是计生人员的膨胀。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全国计生系统的干部一共不到4.5万人,到了21世纪初,膨胀到了50万。计划生育成了这么多人的饭碗,这就产生了“捆绑效应”,政府以后在修改政策前,必须考虑这部分员工的吃饭问题。为了完成计生政策设立的组织,反倒绑架了政策内容,也让政策也越来越固化,难以调整。

而在宣传工作上,当时全国受教育水平不高,为了政策效果,只能靠铺天盖地的口号,用绝对化的语言,代替科学宣导。后果就是“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这样的口号深入人心,成了核心信念,难以改变。

在地方层面,原本为服务计生的罚款,到了地方由于缺少监督,各地又有不同的处罚标准,让罚款成了基层财政创收的手段,不愿意轻易放弃这个饭碗。《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报道,每年中国的超生罚款将近200亿,去向从来没有公开。2010年左右,河南新乡一个基层计生人员反应,有的计生干部会盯着村里没有男孩的家庭,提醒他,该生就生吧,趁干部还在任上,可以算便宜点。

计划生育,不论是在机构设置、执行、宣传上,都是“实用主义不实用”的典型,为了短期效果,用行政命令强力推动,最后导致政策固化,从长远上损害健康的人口结构。

这里我要偏个题,从另一个角度讲,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策,就是我们之前忽视社会学教育,没有系统培养出批量的社会学人才,“文科生太多”这样的言论,就不要拿出来秀了。

2010年以后,我国人口生育率屡创新低,计划生育政策,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批评。作为负责计划生育的最高领导机构,计生委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已经不再适应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受到的非议也越来越多,取消计划生育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计生委也感到了生存危机,开始喊着要进行“综合改革”。但改革的方式,不是做调研和调整生育政策,而是拐弯抹角地证明,自己还有存在的必要。一会儿说学者计算的低生育水平数据不准确,暗示生育控制的任务还没完成,一会儿又强调存在“第四次人口增长高峰”,人口控制任务依然繁重。点子层出不穷,求生欲满满,工作也变得越来越空泛和不着边际,苦的是基层的计生人员,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干啥。

2013年3月10号,全国人大公布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将国家人口计生委和卫生部合并,变成国家卫生计生委,存在了32年的计生委“寿终正寝”。为了应对越来越突出的人口结构性问题,国家在同一年年底,实行了“单独二孩”政策,又在2016年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

2018年,卫计委又改名为卫健委,内设的23个机构中,和人口和生育政策有关的,只剩下“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一根独苗。

虽然政策变了,但现实不是游戏,不能读个档重来。一方面,建国后的婴儿潮都已经步入退休年龄,另一方面,新一代年轻人,特别是大城市年轻人,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结婚生子”变得不香了。这一升一降,加速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就成了现实国情。“未富先老”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保险面临的压力。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才开始建设现代化的养老体系,而且只要缴费满15年,就能拿基本养老金。养老金建设时间晚,最大的问题就是账户余额太少。

现在领退休金的很多人,压根没有交过养老保险,那这钱从哪来呢?还得靠当下的劳动力人口缴费,搞“现收现付”。社保就好像一个蓄水池,年轻人缴费是进水,给老人发养老金是出水。

那么问题来了,根据这次的七普数据,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足足有2亿6千400万,占比达百分之18.7,比上一次普查上升了5.44个百分点。今天60岁以上的老人,还都是1961年以前出生的人。

60年前,我国刚刚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出生人口只有949万。之后的1962年到1972年,出生人口暴增,将近2.9亿,差不多生了25个当时的澳大利亚,这部分人群在未来的几年中,将加入老龄人口的“大军”。社保这边的出口越来越大,而作为缴费主力的劳动力人口,占比却下降到百分之63.35,比上一次普查少了了6.79个百分点,入口越来越小。

虽然短期内,儿童占总人口比例增加了,但长期来看,计划生育直接减少了生育者,就算生育率不变,出生人数也会继续减少,给社保添砖加瓦的主力军,仍然会下降。

至于社保的缺口,我们这两年主要依赖国有资金划转。早在2019年,国家就从央企划转了1.3万亿,2020年更是转了1.68万亿。但这么办只是权宜之计,不能长久,社保改革,刻不容缓。

老龄化还有一个问题,体现在医保上。中国人现在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高于77岁,跟美国差不多,这当然是好事,但健康预期寿命却只有68岁,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人大约有8到9年,是在带病生活。我国医疗体系长期“重医疗轻预防”,老年病人的增加,也会直接加大医保的负担。

讲完了问题,最后我们有一点建议,得拿出来说一说。上个月,央行的工作论文就提到了,“人口红利当时用得舒服,事后是需要偿还的负债”。对于不少发达国家而言,人口结构的转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没有政府的干预。然而,我国曾经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却加速了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对于这个现实,我认为首先要完善养老金制度改革,我国的社保基金还存在不少结构性的问题,个人的积累相对不足。目前,我国具备强制性的公共养老金占了一大部分,而企业和个人积累的企业年金、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却相对规模偏小。未来,我们可以适当发展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市场,减少部分退休人员对公共养老金的依赖。

还有一个对策,那就是延迟退休。先说明了啊,我作为一个劳动者,当然是不愿情愿的。您先别急着骂, 从客观上看,养老金缺口日益严峻,延迟退休恐怕已是大势所趋,如果真到了出此下策的那一天,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多上几年班,我在所不辞。

但是我同样要提一嘴: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延迟退休,不仅会影响到临近退休一代人的劳动参与,还会影响到下一代。上世纪90年代中期,意大利进行了延迟退休年龄的改革,结果因为祖父母照料供给的减少,反过来降低了新生儿的数量。中国和意大利,都是有祖父母隔代照料子女传统的国家,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退休后,帮子女带孩子的现象相当普遍。

2017年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是百分之61.49,比同年的美国和日本都要高,祖父母的照料,客观上缓解了我国女性在生育和工作中的两难境地。如果实行延迟退休改革,如何最大程度减少对我国生育率的影响,还需要有关部门谨慎决策。

当然,单纯依靠调整生育政策,来引导生育率走向,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政策只能让你不生,但不能让你生。提高生育率,保持人口结构的健康,不单要靠生育政策,还要给年轻人营造适合生育的环境。

2021年4月8号,国家发改委印发了《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提出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而我认为,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放宽大城市的落户限制,让想安家的年轻人不再遇到阻碍,同时打击就业歧视、补贴生育、加强托儿所、幼儿园这些的公共服务。最后是进一步推进“房住不炒”,加大居住用地的供地面积,确确实实地让房价降下来。如果非得掏空“六个钱包”,才能勉强付得起首付的话,背负高昂房贷的年轻一代,恐怕会越来越“生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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