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中回避的史实——漳县会议（三）：张国焘放鸽子

张国焘的西进计划落空

张国焘突然改变岷州会议的决定，转而西进，毛泽东虽然表示已经“仁至义尽”，“此事只好听他做去”，但事关整个大局，仍然不得不设法挽救。

对于张国焘刻意强调“在西宁、宁夏、甘凉地区发展，不得已时才向川陕豫鄂发展”，最初党中央尚未意识到其严重性，只以为张国焘是对于战略方针的误解，曾去电向张解释：“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后来当意识到张国焘是以陕甘贫困为借口之后，9月27日致电朱张徐陈，进一步阐述宁夏战役的意义：“宁夏人员百二十万以上，在西北为最富，与陕甘苏区连成一片，得之老苏区易于巩固，与凉州、永登接壤可向甘西发展，与绥远交界便于东进抗日，实政治、军事、经济、国内、国际之主要一环”。此时着重于打气鼓劲，不再提地瘠民贫这一点了。

彭德怀9月25日23时致电中央指出：“国焘动摇北上方针，其主要原因对时局认识不清，怕胡宗南侧击，如果与我们会合了，他的政治、军事领导破产。你们前次电告组织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张也（未）必愿”。此时，张国焘手握两个方面军，中央也不得不有所迁就，联合指挥之事，暂时被搁置起来。而针对四方面军担心单独与胡宗南部作战这一点，彭德怀25日致电“毛转朱总司令、张总政委”，称：“奉毛主席电令，一方面军主力配合四方面军夹击胡宗南北进部队，二十七日开向将军铺、单家集出动”。

随即，中央领导人于26日12时也致电朱、张，一面安慰其称：“胡宗南部在咸阳未动，其后续尚来到齐。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同时亦表示“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箝制之”，并指出：“北上后粮食不成问题。若西进到甘西则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27日18时中革军委电朱、张，更是表示：“俟得复电，我二师即出庄浪、秦安，一师出瓦、隆、静、界线策应”。

当然，这些以主力南下配合的部署，更多地是一种策略上的姿态，而非实际行动。道理很简单，一方面军需照顾后路，不可能让主力冒着被截断的危险脱离根据地过远。毛泽东在9月18日20时的电报里提到：“打击胡军，须以四方面军为主力，在其部署与决心未明之前，一军团主力暂时宜在现地待机。如能在固原北部再给何柱国一个打击，使后路无被切断之虞则更稳妥。将来进攻宁夏，一方面军只能从盐池、豫旺、同心城分路前进，而以同心城以西划为四方面军之作战线，故后路保持甚为重要。”

彭德怀在9月19日14时致毛、周的电报中也同样认为：“在未解决马洪逵两个团兵力以后和再给何柱国相当打击时，我们只能抽十团配合四方面军静会段作战，否则，宁固公路有切断一方面军为两段，盐、定、豫有被敌占去，而蒋介石利用此道运兵，策应宁夏，破坏我打通远方计划的可能。”第二天，彭德怀在关于配合红二、四方面军阻击胡宗南的部署致聂荣臻的电报中，更明确表示：“在静会公路夹击胡敌，应以四方面军为主，我们只能抽一、二两师协助，否则，同心城、李旺堡被封，切断归路，失去豫旺、盐池、定边，可能破坏预期行动任务”。

故此，虽然一方面军后来做出以主力配合的姿态，但事实上并无可能倾力南下至西兰大道，更不要说进至西兰大道以南的庄浪、秦安了。好在后来四方面军在渡河困难、道路难行、士气不振的压力之下再次改变了决策，全军北上，先期占据了庄浪一带。毛泽东在得知四方面军已占庄浪之后，马上改变了原定二师“从固原北部出动，取直径相机袭占庄浪”的决定，改令该师“暂停止于硝河城”。硝河城位于将台堡以北，离西兰大道静宁、隆德一线尚有约40公里，离庄浪更远。二师9月30日位于固原以北，而至10月3日才进至硝河城，动作如此之慢并非意外。

自中央和共产国际重新联系上之后，张国焘的政治命运就发生了致命的矛盾。他不愿和陕北方面会合，千方百计想单独搞出一块根据地，和陕北分庭抗礼。但是，他又不得不顾忌到共产国际对此的看法，否则不但苏联方面的武器物资援助到不了手，他自己在高级干部中的信仰地位也必定破产。而此时只有陕北的中央才能对共产国际施加影响，张国焘想不敷衍也不行。

这一点，无论中共中央还是张国焘都是心知肚明的。贺龙、任弼时等在给张国焘的电报中把话挑明了：“陕北与国际有联络，（对）国内情况较明瞭，（各方面工作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有相当基础，必能根据各种条件订出有利于整个革命发展的计划”，彭德怀在给中央的电报中也建议：“以中国代表团王明领导打电（报）给张国焘”。这一招“杀手锏”虽然尚未使用，但其威力是可以想见的。一旦遭到共产国际的明确反对，四方面军内部就会起绝大的波澜，此前陈昌浩的“逼宫”只是小露端倪而已。

张国焘不能不考虑，将北上改为西进，要面对党内外尤其是共产国际的质疑，甚至怀疑这是明目张胆的分裂行为。他的对策是什么呢？张国焘在9月26日12时致中央电中突然提出：“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在一致执行国际路线和艰苦斗争的今天、不应再有分岐。因此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请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同时在行动上却坚决表示：“现部已按此决定调动，不便于更改，务祈采纳”，完全是不容更改的口气。

张国焘为什么会突然提出“统一领导”的问题来呢？下一封电报揭示出了张的真实用意。当日20时朱、张【按：此时张国焘控制着四方面军总部，有些以“朱、张”名义发出的电报实际上完全是张国焘个人的主张】致电二方面军和中央，称：“此次西渡计划决定，决非从延误党和军事上统一集中领导观点出发，而是在一、二、四方面军整个利益上着想。先机占领中卫，既可更有利实现一、二、四方面军西渡打通远方，又能在宽广地区达到任务。此心此志，千祈鉴察。关于统一领导问题已有具体提议，因恐同志对西渡计划可发生延误统一领导之误会，故决然如此，从此领导完全统一可期，当可谅解西渡计划确系站在整个红军利益的有伟大意义的正确计划，现我们仍照西渡计划行进，望以此实情多方原谅。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请求中央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可见，“统一领导”只是张国焘抛给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媚眼”，以示其西渡计划出于公心，并非分裂行为，而其真正用意在于以名义上的“统一领导”换取实质上的行动自由。

当日张国焘在给曾传六、郑义斋和何长工的电报中，仍是按照“由兰州西渡河”进行布置，并要求“向一般指战员解释只需经过五天行军，沿途有房子，能渡过黄河，到达甘北和西宁丰富地区”。22时张国焘致电毛、周、彭，很坚决地声称：“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原计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

然而，“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张国焘的西渡计划一上来就挨了老天爷的当头一棒。徐向前回忆，他带先头部队过洮州之后，向老乡调查得知，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徐向前遂立刻返回洮州向张国焘等汇报（《历史的回顾》）。部队的士气也因为西进跌落到了低点。连孙玉清（九军军长）这样的高级干部也发牢骚说：天天向太阳落去的地方走！不少人甚至以离队作为消极抵抗（肖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访问老同志记录汇集》）。

张国焘在电报中向中央表示要“统一领导”，“请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我们”，并声称“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请求中央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贺龙等就此建议中央：“国焘等同志已提洛甫等同志用中央名义统一党的领导，并请中央最后决定四方面军行动。我们建议中央即按各方情况与需要，迅速作出于各方面军目前行动计划的决定”。

毛泽东等很快也抓住张国焘来电中“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西渡计划行动”的表示，以“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名义建议“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但此电尚为商量之语气，或许此时还没有收到贺龙等的建议电。不久毛泽东等即意识到这是绝好的机会，当天再以中央的名义下令：“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尔后向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箝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应领导全体指战员，发扬民族与阶级的英勇精神，一致团结于国际与中央的路线之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随即又以毛、周、彭的名义转令张国焘谓：“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张国焘或许以为如同一年前一样，只要军权在手，彼此无非是打打电报战而已，中央也不得不迁就他，即或下达明令，也可以种种理由来推脱敷衍。殊不知时移势易，此时中央的权威已不同于往日，而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地位却如江河如下，干部战士已不再像南下时那样惟命是听了。部队听说又要过草地，“一时情绪低落，开小差的很多”，而“军中有些干部已多少看出张国焘领导错误的地方，也有些不满，虽然不是有组织的与自觉的反对，可是已有不团结的现象存在着。例如在职干部不愿意工作，要求去红大学习，要求调换工作等现象，虽然还不是普遍的，但在甘南及到会宁会合后，却不断发生”（程世才：“关于西路军的材料”，《红军第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边区、川陕边区史料》）。

红军总部于27日到达洮州（参见《伍云甫日记》），在洮州再次开会讨论行动计划。会上，不仅朱德、陈昌浩、傅钟反对西进，肖克、李卓然、余洪远、王维舟等也感到中央已有明确的命令，不能再犹豫含糊，在会上以各自方式表示了北进的意愿。徐向前也在会上说：“鄂豫皖来的老同志也不愿向西走了……”。此时的张国焘变成了孤家寡人，虽然仍力图绕道西进，但最终因“空前孤立”，不得不放弃西进主张，同意北上。9月27日，朱、张致电中央及二方面军：“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二十六日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

漳州会议的风波总算是过去了。不过，“最后虽然达到四方面军东进之目的，可是停顿延宕，东驰西调，以致纵逝了许多宝贵的时机，使敌人从容集中，而我军则慌忙应付，种下了以后战局极严重的恶果”（“陈昌浩同志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由于原定通庄静会作战计划无法实现，二方面军被夹入国民党胡宗南、孙震、王均部三面围击之中。10月1日，红二方面军报告：“现在敌人已进到利害冲突线下，我活动内幅狭小，地区贫苦，人口稀少，不利于我扩红筹资与休整”，要求率军北上。第二天，即10月2日，中央以“万万火急”电致贺任关刘：“同意你们六号开始经天水以西向通渭转移，以四天行程达到的计划，盼坚决执行”（《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汇编（四）》）。对张国焘此次的变卦反复，贺龙极其愤恨，后来在二方面军战史编写座谈时反复提及：“张国焘整了我们一手，这段写清楚一点。损失相当大，我们损失17团”、“张国焘违背中央军委的指示，二方面军几乎遭到全军覆没”、“这个战役是岷州三十里铺开会决定的，我们坚决执行了，张国焘未执行，敌人压到我们头上来了”。张国焘西进的行动对整个静会战役计划的影响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