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责任异化：包户干部用私人资源扶贫，可行么

陈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一

笔者在西南某贫困县调研，一位扶贫干部介绍了自己的帮扶经历。有一次“慰问”贫困户，他自掏腰包送了800元。起初，他还感叹自己慷慨，后来愈发感觉不妥，认为自己办事不周。

一方面，单位同事在本村都有结对帮扶任务，有的只给两三百，有的只送米面油，还有的啥也没送。同事们想法不一样，工资待遇和经济条件参差不齐。他给太多，令其他包户干部难堪。另一方面，农户之间也会相互比较，议论别人家收了多少钱，甚至抱怨个别干部太小气！从这两方面来看，包户干部自己出钱给贫困户，虽然具有救济作用，但负面影响也不小，不利于增强贫困户造血功能，无益于形成正常的帮扶关系。

还有一个类似案例。西北某县医院领导帮扶的贫困户就诊时享有特殊照顾。一号难求的专家，可以帮忙预约，做手术也有“绿色通道”。享受了几次高级待遇，贫困户对她感激不尽。表面上看，这位医院领导确实费了心，贫困户也得了实惠，但本质上，包户干部利用领导身份给贫困户搞“特权”，同样是私人性的扶贫逻辑。毕竟，同村其他贫困户也是县医院包抓，获如此优待者寥寥无几。部分村民嘴上羡慕该贫困户，心里却有几分不平衡。要么埋怨自家没有领导特殊关照，要么质疑帮扶工作本身的公平性。

包户干部想和贫困户建立亲密的帮扶关系，这种动机无可非议，但绝不能依靠小恩小惠。这是小仁义，具有私人性。帮扶干部的核心职责，应该是多宣传、多做思想工作，给农户出主意、找路子。这样的帮扶模式才可持续，才会避免私人逻辑，发挥公共资源的扶贫效应。

二

包户干部动用私人资源参与扶贫，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贫困户帮扶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即帮扶工作如何在最末端做实做细。

精准扶贫要达到“扶真贫、真扶贫”的政策目标，在精准识别后，必须谋求精准帮扶，因户施策。这种具体到农户层面的精细化治理目标，与现有乡村治理资源和能力并不匹配。驻村工作队虽然增加了扶贫人手，但和村干部一样，更多时间耗费在入户识别、档案材料和频繁督察考核中，很难胜任具体贫困户帮扶工作。在这种局面下，许多省份开展了类似于“万名干部包户”的扶贫行动，市、县各单位干部全部上阵，每个干部帮扶3-5个贫困户。例如，某山区县实施“5321帮扶模式”，即县级领导包抓5户，正科级领导包抓3户，副科级包抓2户，一般干部包抓1户。就这样，全县干部都被动员起来，成为贫困户帮扶责任人，不脱贫不脱钩。

从政策设计角度来看，这种“一对一”包户模式缩小了帮扶单位，实现了责任到人到户，有利于提升帮扶精准性，但调研发现，干部包户制度在实践中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影响着帮扶成效。

第一，许多包户干部入户时间少，对农户情况了解不够。与驻村工作队不同，包户干部还有自己本职工作。干部即便下班和周末抽时间入户，大多是填表调查。有的一年见上一两次，提着东西，像走亲戚一样。来去匆匆，很难熟悉起来，更别提深入农户了解生产生活状况了。

第二，一些包户干部的群众工作方法欠缺，制约了帮扶能力。特别是一些年轻干部缺乏基层工作经验，不熟悉民情，一副干部姿态，和群众距离感太强。农户倒了茶不敢喝，脏凳子不想做，或垫张纸巾才勉强坐下来，没法和群众打成一片。如果不能进入贫困户的生活世界理解其处境，所说所想所做很难得到农户积极回应。例如，一个贫困户家中孩子癌症晚期，包户干部链接了医疗资源为他们减轻了经济负担，但接下来的事情让贫困户很不理解。包户干部多次劝说孩子家长可以让孩子做器官捐献，家长不同意，干部因此认为农户思想观念落后，双方闹得不愉快。可见，没有群众工作方法做基础，不了解民情，帮扶工作就容易变得简单粗暴，降低帮扶效果。

第三，一些包户干部时常陷入“帮扶无力感”。有干部积极向贫困户推荐种植养殖项目，农户因为劳力或风险原因缺乏参与积极性。形成这种局面，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农户多年来发展产业形成了自己的经验，对于政府动员的一些产业项目信心不足。另一方面，现有农村产业扶贫项目同质性强，低水平重复问题严重，前景不好。从更深层次来看，贫困户发展动力不足问题，源于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思维方式、生计模式及其背后的贫困文化。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思维惯习和模式，短短几个月或一两年很难完成。即便一些帮扶干部费了心思，但是往往找不到贫困户帮扶的着力点。

综合来看，受制于主观和客观原因，绝大多数帮扶干部很难对贫困户形成实质性帮扶，帮扶精准性亦有待提升。面对一系列考核督查，包户干部只能在材料上把工作做扎实，从形式上看，入户档案资料齐全，但这些“痕迹”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帮扶过程。为了避免帮扶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有扶贫部门使用APP软件对包户干部进行监督考核。每周入户时，都要卫星定位，拍摄照片，填写相关电子表格，程序繁琐，耗费精力。干部们挤时间疲于应付，实在忙不过来时，就让同事帮忙，拿着手机去村里完成定位和拍照任务。高科技实现了对包户干部的精准监督考核，却没有激发出干部内在能动性，不仅没有避免形式主义帮扶，反而助长了更加严重的形式主义。

三

包户干部实际工作中还面临“帮扶责任异化”问题。

一些帮扶责任在实践中逐渐被泛化。某县扶贫工作考核评估过程中发现贫困户家庭物品凌乱、卫生状况差，县领导就号召包户干部为农户家打扫卫生，甚至要求全县干部进行“保姆式扶贫”。这种扶贫模式不仅偏离了帮扶工作重心，还模糊了包户干部的责任边界，表面上看是帮扶，实际上是助懒，在实践中危害极大。

有一位干部向笔者诉苦。贫困户深夜打来电话，说父亲病了，要求干部开车接去住院。本来这个忙可以帮，但是干部说：电话中农户口气令人难以接受，感觉是强迫命令，没有请求与谢意。出于种种考虑，他只能驱车前往。其实，当时情形，贫困户同样可以叫亲戚朋友帮忙，或许感觉找包户干部更“仗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仗义，绝不是因为贫困户更信赖干部，而是与现有帮扶工作考核方式有关。

贫困户对帮扶责任的满意度测评，是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促进干部的帮扶主动性，增强为贫困户服务的意识，但也可能泛化帮扶责任，导致帮扶责任异化，从有限责任变成无限责任，从贫困帮扶到大包大揽。在实际工作中，这会带来双重影响。对贫困户来说，会滋生依赖心理，缺乏自我改变生活境况的能动性。对包户干部来说，会异化帮扶责任，有时为了提高贫困户满意度，送钱送物给实惠，讨好贫困户。个别包户干部为了避免得到差评，甚至满足一些不当要求，形成不良风气。

四

针对当前农村贫困户帮扶工作，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改进。

首先，充分结合干部的工作精力和能力确定包户人选。如果包户干部明显缺乏工作能力却依然承担帮扶任务，这种责任摊派模式很容易助长帮扶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其次，要进一步明确包户干部职责的边界。不能把帮扶责任泛化，要明确重心，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实施所谓的“保姆式帮扶”，亦不该动用私人资源来讨好贫困户。

再次，不能只谈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还要关注扶贫干部能动性问题。在考核重压下，许多包户干部深陷形式主义泥潭而无暇思考农户发展大计。

最后，要充分发挥村干部在贫困户帮扶中的作用。在村庄熟人社会中，村干部对贫困户情况非常了解，在贫困户识别和帮扶工作中，如果试图绕过村干部重构一个科层化扶贫体系，不仅很难实现精准，扶贫工作成本也是极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