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如何处理中日关系？

“日本是亚洲的浪子，也是中华文化圈的浪子，中国应帮助日本浪子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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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5日至27日正式访问中国，这为中日关系的改善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

很明显，在中美关系丕变，美国一意重新围堵中国的大背景下，重建良好的中日关系对中日两国都是有益的，这有利于打破美国的围堵，从根本上说，也有利于未来中美关系的改善。

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应该重温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处理中日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

由于坚持了这些基本原则，中国在中日关系中长期保持了主动地位，也推动实现了中日友好。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中日关系发生波折，一度严重对立，主要责任当然应该由日本来承担，但从中国方面找原因的话，也是毛主席制订的这些原则没有被认真坚持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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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评论把中日关系定位为“最复杂的双边关系”。

这句话等于什么也没说，等于对中日关系完全摸不着头脑，停留在现象而根本没有触及本质，这是一句叹息而不是一句评论，是完全不懂辩证法的表现。

遗憾的是，恰恰是诸如此类不着边际的“评论”，在主导着舆论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关系，和从甲午战争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50年间的中日关系迥然不同。

日本由于战败并且被美国单独占领，已经丧失了再次侵略中国的能力，同时，对中国国家安全与和平的最大威胁，已经从日本帝国主义，转为美帝国主义。

对中国来说，日本已经从斗争的对象，变成了争取、团结的对象。

因此，毛主席采取了区别对待美日，即对美强硬、对日宽缓的基本策略，在对日方面，又区别对待日本政府与日本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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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0月15日，毛主席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指出：

战后，中日关系改变了，两国都受美国压迫，日本和中国台湾都有美国驻军。

关于日本的侵略历史和中日美三国现状，毛主席对日本客人说：

“过去你们欠过人家的账，现在不再欠账了，而是有人欠你们的账。你们现在很有政治资本，我们也有政治资本，向美国讨账。”（《中日关系和世界大战问题》，见《毛泽东外交文选》）

1959年3月18日，毛主席在会见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时表示，日本的被压迫状态是暂时的，

“日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怎么能让人来占领控制呢？日本必然会完全独立，成为和平的国家。”（《西太平洋要西太平洋国家自己来管》，见《毛泽东外交文选》）

就是在这次访华期间，浅沼提出“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这一著名口号，毛主席十分赞赏，曾多次引用。

在毛主席关于中日关系的一系列战略思想的指导下，1955年3月，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提出对日政策五点基本原则：

1、反对美国在日建立军事基地，反对重新武装日本和复活军国主义；

2、根据平等互利原则，争取改善中日关系，逐步达到外交关系正常化；

3、争取日本人民，发展中日人民友谊；

4、孤立美国，迫使日本政府改变对中国的关系；

5、间接影响和支持日本人民反美和要求独立、和平、民主的运动。

文件通过后，毛主席围绕中日关系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进一步充实了中国的对日方针和战略思想。

概括起来，就是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日本——

把广大日本人民和少数军国主义者区分开来；

把日本政府反华政策的决策者与可能争取和团结的政党、政治家及政府官员区分开来；

把日本与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的美国区分开来。

这“三个区分开来”原则成为中国对日战略的锐利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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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三个区分开来”原则，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不对被日本军国主义当成炮灰和侵略工具的普通日本人进行报复，把数千名日本战争遗孤抚养成人，对大批日本战俘进行了成功的教育和改造，使他们从支持侵略的力量变成了支持和平的力量。

毛主席制订的对日政策和原则，在实践中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成果是：

尽管日本政府无法摆脱美国的操控，但日本民间始终存在强大的要求和新中国友好的力量。

这种状况使得中国可以成功介入日本“内政”，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日本左派和反战势力建立的同盟关系为基础，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积极推动民间外交。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就是在民间外交的铺垫上实现的。

周恩来总理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分别代表两国政府交换《中日联合声明》的签字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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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奠定的中日关系基本格局——即以日本民间制衡日本官方——一直影响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状况总体上相当好。

比如日本重量级官员只要在历史问题上“失言”，就会立即遭到民间舆论的严厉批评，甚至被迫辞职；

关于历史问题表态较深刻的两个日本首相谈话也分别出现在1993年和1995年，即细川护熙谈话与村山富市谈话，都坦承当年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

这一期间，尽管中国放弃了对日索赔（关于这个问题谣言甚多，大家如有兴趣我会再写专文），但日本成为向中国提供贷款等政府援助最多、最有成效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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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如何处理中日关系？

在我看来，还是要在毛主席确立的“三个区分开来”的基础上，才能制订出正确的对日政策。

中日两国都是受美国压迫的国家，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但中国是完全独立的国家，日本则庶几相当于美国的半殖民地，这是两国的最大不同。

民间舆论在涉及中日关系时，也应该主动以“三个区分开来”为基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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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尽管困难重重，但从根本上说，中国仍要在毛主席对日关系战略构想的指导下，帮助日本从美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使其“完全独立，成为和平的国家”。

日本是亚洲的浪子，也是中华文化圈的浪子。

如果说十九世纪“脱亚入欧”是日本近代史的起点，日本由半殖民地国家一跃而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二战后再沦为美国的仆从——

那么，“回归亚洲”，成为未来东亚共同体的一名和平成员，以中日友好关系为基础发展和东亚以外其他国家的国家的关系，将标志着日本自我认同混乱、精神分裂、暴烈痛苦的近代史的结束。

对于中国来说，这也意味着日本问题的最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