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变局下的乡村治理，如何避免“好心办坏事”？

感谢观学院，很高兴能跟大家交流这个话题。我是做社会学和基层治理研究的，调研了一些地方，对基层社会有一些体会。世界变化特别大，中国也不例外。最近10年，随着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展的突飞猛进，中国基层社会也发生了巨变。今天的社会，有可能要告别过去千百年来，所赖以运转的那些习以为常的制度逻辑。一些基本机制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将要进入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

一．  变局

十八大以来，我们中国社会内部的社会矛盾发生了改变。用通俗的话来讲，过去我们主要是要解决生存的问题，现在它变成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跟我们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那人们对生活的美好追求，到底是什么？其实每个人定义的美好是不同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过去的矛盾是“吃不饱，穿不暖。”很多1980-1985年出生的人，都是在营养不良状态下成长起来的。

如今，我们的青少年已经告别了营养不良的状态。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数据，2000年后，我国平均身高显著增长。我做一个小镇青年的研究，在他们交谈过程中，小镇青年根本没有吃不饱饭的担忧，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过去有营养不良这个问题。

1.  新的社会形态的形成

过去的农业社会是比较静态的。它的主要诉求是：为了活着。但是今天的信息化、后工业化的社会，目标和逻辑都发生了变化。再过三、五十年，等人们回头来看今天的世界，会发现2020年这个时间节点特别重要。我们可以把过去农业社会概括为一个词：乡土社会。从基层看上去，中国的社会具有乡土性。乡土性意味着稳定、不流动。在这个状态下，它会形成和演绎出非常复杂且独特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今天的社会不是乡土社会，而是城乡社会。2019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60％，农村反而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从基层来看，中国乡土性的定义显然很不合适。从流动的角度来说，乡土社会的核心特征是稳定和静止，人与人、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特别稳定。

在传统社会，迁居是非常重大的事项。我是客家人，历史上客家人是从中原地区往南方迁移的。客家人有个传统，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建祠堂、设祖宗牌位，原先家里供奉的“神”，都要带走。哪怕是迁移了，客家人也要把一整套对世界的理解迁过来。有次，我去调研江西寻乌的一个村子，这一村子就是一间大屋子，里面大家族的几千人就住在屋子里。我老家旁边的一个村子，叫九栋，因为村子有九栋房子，都是连在一起的，每一栋都有类似宗祠的地方。那么，这些村子在传统的乡土社会的空间概念里就特别稳定。一个大家族迁移到一个地方就扎根了，并且也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定型起来，也就是“聚族而居”。在这个基础上，人跟地方社会之间的联系，都要非常稳定，要有预期。否则的话，就是“流离失所”，在过去是一件特别悲惨的事。

现在流行一个词，叫“诗和远方”，比如文青热衷于去西藏去丽江。但要把诗和远方放在过去的话，那就是流离失所。二者概念颠倒，这侧面说明了现代人在城乡社会里面的流动和迁移，已经成了常态，并且它还不一定是负面的，也有可能意味着美好。在这里分享我个人的经历。我是福建人，到武汉大学工作。我跟大家坦白，在这次疫情之前，我从来没有把武汉当成是我在未来的规划里面。武汉不是我的终老之地，我对武汉也没感情，它只是我一个工作的地方。

这次疫情给我冲击很大，但凡是湖北和武汉回到老家的人，遭到了很多歧视。我没有回到福建，而是回了岳父岳母家。我岳父岳母和我老婆也一起从武汉回去，也被故乡嫌弃了，这在过去是没法想象的。在乡土社会，一个人在外地遇到灾难，回去了，他当地的家族、村庄、故乡还会把他安置好。虽然还是会防疫，但是他肯定不会把你当外地人，让大家都来排斥你。但很多地方的乡土社会已经支离破碎了，不是说空间已经破坏了，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确定了。我自己也是研究社会学的，其实我早应该就知道是这么一个结局，但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确实很难接受，心理冲击特别大。

中国社会很大，在这个巨变的时代里，不同的地方反应也有差别。但总体上来说，社会内部关系的连接已经变得特别的脆弱了。我们今天的社会其实已经离乡土时代已经非常远了。深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以及社会运行的逻辑，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社会关系中心已经从乡村社会转到城市社会。城市就是一个陌生的社会，人们在不同场合认识他人，结交朋友。过去哪怕是有城市，人的社会关系中心还是在乡村，比如一个人当了大官，最后还是想告老还乡，显得特别有面子。但是今天我一个大学教授告老还乡，会招人嫌弃的。

在乡土时代，朋友要转换为亲缘关系才能保持稳定，才有意义。比如结拜兄弟，义结金兰，这叫好朋友。而现在情况是反过来的，要好的兄弟关系，就要颠倒过来把它变成朋友关系。要好的父母关系，就如家庭教育书所说，父母跟儿女相处，最好就像朋友一样。

这几年，我去了很多地方调研，发现几乎所以做父母的，最后都是以朋友、客人的心态来对待下一代。我作为一个儿子，回到家乡，我妈妈也要对我客客气气的。她不能对你大声说话，害怕孩子生气，导致关系变差。所以最后相处起来特别轻松，但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没有非常厚重的情感，也没有了代际之间的交流。

当前的社会形态，很多城乡之间的家庭有多个生活空间。比方说子女单独成家，和父母相处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家，两个家的成员之间相处方式不同。老夫老妻之间，男子在家里可能是闲人，下棋喝茶打牌，妇女干活买菜做家务。城里的生活则同，年轻夫妇都要上班，按农村的夫妻关系是处理不了的。两种模式有替代和共生，也有冲突和融合。

这种融合主要是以代际差异的形式出现，老年人和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在空间时间的区别特别清楚。关键在于，两种生活方式之间是相互支配、融合。年轻的生活方式依赖于老的生活方式，举个例子，很多地方的打工年轻人要结婚，会面临高价彩礼。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这属于财富的代际转移，只不过它是以文化的形式来呈现。所以高价彩礼就是年轻一代要从老年人手中把资产转移过来。最近几年，彩礼涨得飞快，和城市化进程中，生活成本变高有关，接下来会提到。

乡土生活的慢节奏，其实背后是一个非常节俭的生活。跟年轻人的快节奏生活是相辅相成的。要是农村里的老年人也过快节奏、非常鲜艳的生活，整个社会的资源恐怕很难支撑。

2.城乡社会的形成，城乡二元结构再认识

最近10年，城市化进程很快，尤其是三四线城市。这背后有两个因素，第一个，结婚。结婚需要买房买车。第二，教育。这两个因素催动城市化的提速，主导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城乡社会是如何形成的？过去我们批判的说，中国社会是城乡二元结构，有两个世界，但今天我们不能用这种视角去看待。城市和乡村已经不是两个截然分割的空间，人们的时空位置并不会停留在其祖辈生活的村庄中，城市和乡村也不是两种截然分割的生活样态。过去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空间壁垒，老人在农村，很难给予在城里的年轻人支持。但今天不同了，高速公路、铁路和飞机的网络化，以及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大众化，打破了城乡之间的空间壁垒。城乡之间交通、信息、资金等方面的互联互通，为人们在工作、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

十多年前，我家乡从一个山村变成空心村。当时搬到集镇的时候，我父母还觉得不适应，甚至斩钉截铁地说：“我就住一两个月，然后还要回村子里住。”结果进去住之后就不想再搬了，因为所有的邻居都一起搬出来了，回村里面干嘛呢？哪怕是老一代的人也改变了安土重迁的观念，被现实冲得支离破碎。

3. 美好生活？

城乡社会塑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和结构。如今，追求“美好生活”已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在漫长的历史中，“活着”就是最大的世间道理。国家、共同体和个人，都将温饱置于生活方式的中心位置。

过去乡土社会的主要逻辑，就是“活着”。人只要生存下来就可以了。前段时间我去探望高中的王老师，他是纪录片《高三》里的班主任，也是我的班主任。老师见到学生很高兴，在饭桌上小酌一下。王老师身体不太好，我就劝他少喝。但王老师不停，不断地跟我讲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

在消费社会时代，单纯想要“活着”很困难。媒体、资本、国家在不断地告诉个体，什么是“美好”。但“美好”的定义变得很快，在不同阶段不一样。这几年的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建设，是按照城里人的标准，去告诉农村人什么是美好。比如，人居环境整治，给农村人科普喝过滤水的知识，还有改厕。追求美好生活是没有终点的，哪怕是中国在2035年实现现代化后还是会有更高的追求，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二．  大国底色

我们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正从乡土社会过渡到城乡社会。那社会的底色是什么？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中国治理得很好，这说明它有稳定的基石。过去农业社会里有很多地方性的知识、规范，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础。如今乡土社会内生的一些秩序，在城乡社会里所剩无几。

1.  计算

在乡土社会中，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高度匹配，“日常而落，日落而息”、“春播秋收”。人们对时间的概念并不准确，在周而复始的过程中消磨过去。而在城乡中国的社会形态中，人的社会时间是按照工业社会的生产逻辑展开的。自然时间被精准地切割成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且赋予工作时间线性特征。“时间就是金钱”成了社会时间的基本原则，不仅资本在创造条件“抢时间”、“抢进度”，连农民工也为了创造更多的财富而“加班”。

按照国家劳动法，我国是不能乱加班的。996是这几年才兴起的概念，目前我们白领阶层，还有高校老师，各位打工人觉醒了，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来，老百姓的概念就是“多劳多得”。我认识一位学者，他热衷于维护劳工权益，可他发现，其实有的农民工就喜欢加班，而且不感觉自己在被剥削。我表哥在珠三角开了几个蛮大的工厂。我看他工厂的招聘广告里，会特意标注出来“加班工资”，并且告诉农民工加班“最高可以拿三倍工资”。正常工作拿三四千，加班最高可拿七八千，所有的农民都很兴奋。

2.  变现

对时间的精准“算计”，逐渐支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以至于人际关系也变得可计算和“变现”。大多数的中产阶层,其实他们的生活已经被一套计算公式给支配了。比方说现在的幼教，恨不得从怀孕前就开始了。幼儿园，小升初，初升高，然后高考，竞争激烈。幸亏我研究社会学,我看透了这个东西。想要支配我，我才不上套。我当年备战高考，志向很低，心态放得特别平，觉得考上大学就可以了，反正是不用回农村干活了。

在一个时间概念模糊，日常生活周而复始的乡土社会中，人际关系稳定而有预期，互惠原则主导了社会关系。然而，一旦时间被精准刻度，且赋予价值，则社会生活本身也成了被算计的对象。原子化社会是大趋势，哪怕是很讲究人情味道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后都会变得寡淡。稍微亲密点的关系都会拿去变现。像借钱最有意思，我就借了很多亲戚钱。每次借的时候，人家要1万，我会借，但不会给足数目，就给5千、6千，因为估计他就不会还了。

3.  透支

出现了变现情况，它还必定会带来一个连锁反应：透支。人会把未来的一切可能性全部吃干榨尽。不单是现实当中存量，未来的也要把它变现。在加速的社会当中，每个人都在为将来努力，但未来充满不确定，唯一确定的是“过去已经拥有的”。结了婚，家庭是你的，有了小孩才是自己的。

在农村，闪婚非常流行，尤其是在高价彩礼的地方。由于男女比例失衡，婚恋竞争很激烈，几乎都是同时相亲几个竞价。有时候见一次面就立马谈好，立马开价20万，直接砸，确定日子，在谈好三天以后结婚变现。问题是，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坐地起价是常态，原来要20万，隔天就要价30万。穷孩子如果付不起额外的10万块，就会被淘汰。这个时候，他唯有透支所有关系把钱借回来，才得以成家。

于是乎，透支——努力将想象的未来提前到当下实现，赶紧将当下变成为确定的过去，成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逻辑。透支加剧了社会竞争，提高了社会分化的程度。一旦透支来主导了生活的逻辑之后，对中下层阶级会产生残酷的社会竞争，有人没有地方透支了，就会被社会抛弃了，例如光棍的形成。今天一切的社会生活，哪怕是普通的农村青年，他也要超前消费。更麻烦的是，透支了还有加杠杆。

京东前段时间出来一个广告，它用典型的金融逻辑在支配的社会，改变社会的性质。在过去，农民家庭买不起蛋糕，给生日的小孩买炒两个鸡蛋也是可以的。今天有人告诉你，给小孩过生日，一定要买个蛋糕，搞隆重的生日派对庆祝才行。过去，对老人孝顺是量力而行。而京东的广告告诉大众，不给老人坐头等舱就是对父母不孝。过去夫妻之间，没有结婚纪念日的概念。表达爱意，口头上就可以了。今天的结婚纪念日，一定要送相当好的礼物才行。其实不单是京东，别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套路也是一样的，它重新再塑造了社会运行的准则和价值观，且都蕴含着一套逻辑：把过去不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塑造成必要的标准。

2020年上半年，我做了一个网路赌博的调查。在剧烈的竞争面前，很多人家庭不好的人，发现自己永无翻身之日，所以都想要搏一把。网络赌博水很深，一般庄家前几天让赌徒赚，赚得很快，投入更多，最后输精光。透支加上杠杆，社会竞争和压力无限增加，社会分化急剧加重。有人走向巅峰，就有人下地狱。

三．   治大国若烹小鲜

1. 被围困的治理

中国疆域特别广阔，人口众多，社会复杂。面对许多治理难题，古人设计出一套大一统制度，使得中华文明延续到今。从基层看，大国之大，不在于疆域和人口之大，而在于变化之巨大；治理之难，不在于事务之重，而在于事务之繁杂。某种意义上，基层治理更加考验治国之功。

很多时候，政府干预起来相当困难。比如互联网金融的问题，按照传统的思维，用反垄断去干预，可能是无效的。别人已经在价值观上下手，开始塑造了老百姓对生活的想象：没有网贷，我过不了这个日子，没办法活。这种时候政府跟金融平台对着干，就是跟人民群众对着干。今天的治理之难，不在于事务很重，而在于变化太快，你无所适从。你可以考虑到了政策工具，放在今天，很有可能是无效的，甚至是起反作用的。

很多时候，基层政府可能一片好心为人民群众着想，但最后成了“好心办坏事”。十几年前，媒体报道很多基层政府与民争利的坏事，比如征地拆迁，计划生育，都是“怪事”。但是今天，很多涉及到基层治理的负面新闻，客观上老百姓不买账，背后都是政府的好心。

比方说搞环保，不让烧煤，老百姓不干了。前两年，河北、山西、山东都出现禁煤导致老百姓取暖出了问题，非常棘手。北方雾霾确实很严重，政府也花了很多钱治理，每个地方政府财政负担都很重。政府花了大钱，然后给每家安供暖，最后老百姓还是不满意，这叫好心办坏事，类似事情很多。

2.  新的治理场景

今天城乡社会的性质改变以后，它塑造了新的治理场景。在城乡社会中，并不存在一个封闭的、独立运作的“基层”。尽管在物理。空间上，还存在村庄、社区等空间单元，但村庄社会的边界已经打破。

今天的基层，可能在物理空间上还有乡镇和村，但实际上，所有的治理都已经纳入国家治理体系里面。国务院互联网督查系统，都是一竿子插到底的，基层治理跟总理之间是没有距离的，包括国扶办系统，做扶贫工作也是一样的。

这几年我们基层负担很重。基层的干部要做很多形式主义的事情，下级要对上级负责，要保证万无一失。但大家知道一个原理，无论是做什么事情，要做到万无一失，需要投入巨额的成本。世上其实没有万无一失的事，但在官场里，只要有一个失误，你前面做了99件好事，那都没用。疫情期间，武汉的很多干部因为渎职被处理了。后来出现疫情的地方，比如黑龙江和辽宁，突然冒出一个案例来，有的干部就因“防控不力”，当晚就被免职了。

今天，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独立的基层，过去有很多地方性的规范，有土办法可以把事情搞定。现在不存在了，都在按上级规定。而上级规定的制度，执行成本相对较高。地方性权威的生产路径，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前选村主任或村书记，基本是从大家族里面选出来的，村干部说一句话就可以了。现在选出来的主任或书记做不成事了。只要有一个人反对，村里就干不了活。 

现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都可以绕过地方的精英或代理人，直接进入基层社会。反过来基层社会的反映和诉求，也非常容易进入国家的权力中心。所以我们发现，现在中纪委，包括国务院这些督查部门，经常处理很小的一件事。其实在过去的，中央根本不需要出面。

3.  巨量的治理事务

行政事务的数量、类型和性质都在急剧增加，如何安置好人们的生活，成了基层治理的最大负担。客观上，习惯于办大事的国家机器，转而要去处理细小琐碎的生活事务，总归是会有所不适。现在勤政无小事，什么事都要管起来。我们的人民政府，以前要服务人民，但没有能力来处理那么多繁琐事。只能从政治角度和作风角度来给干部提要求。现在要求干部要负起责任来，任何事情都有所回应。打市场热线电话，100%有回应，并且要求满意度要满分。

比方说，我在武汉做城管的调研有几年了。前几年，城管去收小贩摊子。然后小贩投诉了12345，说粗暴执法。事后城管中队长还得打电话给他说:“我帮你收了摊子，你满不满意?”

“不满意。”

考核部门过来，说：“城管你满意度不过，连80%都没有，你城管部门，怎么搞的？”

所以城管总是受批评，因为他总是处理老百姓的琐碎事情。

我们的人民政府有厉害之处，可以要求自己的员工24小时不能关机，随时待命。比方说之前北京顺义区，已经进入战时状态。武汉在战时状态的时候，所有干部基本上都是在办公室里面吃喝住，待了两个多月就没回家一次。那有加班费吗？没门，政府财政开支列不出来。

4.  国家机器在快速运转

治大国若烹小鲜，现在没有时间烹，用的是急火，加上鸡精不断爆炒。哪有时间像煲汤一样慢慢炖？煲一两小时，黄花菜都凉了。现在很多治理事务都是运动式的，比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在制定文件的时候是三年行动方案，到省一级时，只剩两年半了。到市一级时，只有两年了。到县的时候，只有一年时间。执行说是三年，其实县级政府只有一年时间来完成。所以基层政府给老百姓办事，像搞改水改厕，都得快马加鞭。

脱贫攻坚也一样。2014年。总书记在湖南讲话，提到精准扶贫。但是，等大家反应过来已经到2015年了。原来总书记说话这么重要！之前扶贫办搞扶贫，主要搞扶贫开发，让村干部上报贫困户，统计贫困发生率，拨来的扶贫款用于地方修路修桥，和贫困户没什么关系。现在精准扶贫，对贫困户有帮扶，给他发钱。这下麻烦了，制造了巨大的社会矛盾。“那个家伙，比我富有，怎么他是贫困户，我就不是呢？”所以又得重新识别统计每个地方的贫困户。

社会巨变，其实我们国家机器，也在加速的催动。国家治理行为，也有了加速社会的典型的特征，每一级政府都在精准的计算，它有多少时间。三年行动方案下来了，各级政府得跨阶段倒排工期。比如脱贫攻坚，有脱贫攻坚作战室，画时间表，目标任务清楚。各级政府要精确计算自己的治理任务，然后制定一个清晰可控的考核指标，短期之内就要见效，并且做的越快越好。A地跟B地之间竞争，谁摘帽得快，谁就做得好。

想要短期之内见效，每一级官员，都要想尽办法变现自己的治理资源，是区位好，还是土地多。总之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来强制执行治理、推动任务的新政。大部分地方都有透支的行为。现在地方债务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独山县的事件一点都不特殊，它是普遍现象。每一级政府要搞发展，它都要不断地透支自己的资源，甚至把未来100年的税收透支完了。并且税收是属于计算里面的，其实它根本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税收。独山这个地方，搞产业园也搞不起来了。它计算将来有多少税收，是在自己的想象当中的。地方政府用它的政府信用和土地资源作为依托，为了完成眼前任务，不惜一切的代价来去执行。

其实脱贫攻坚也是一样，中央财政投入的扶贫资金其实是不多。今天脱贫攻坚花的钱，只有20%左右来自中央的财政投入。其余的80%都是依靠地方筹的资金。而在中西部地区，全都是吃饭财政，它的工资都要依靠转移支付来，它哪有余钱去搞脱贫攻坚？一部分钱是依靠预期来着中央政府的拨款，比如修路款、修水利款，先整合进来再说，明年再申请项目。还有一部分是政策性的银行，比如国开行之类贷款。还不够怎么办？把本地老板全部找来，社会扶贫工程他们来干，将来有钱了再还。

基层治理的一大特点是，各种治理事务都以攻坚、行动的方式限时完成，运动式治理泛化到了各个治理事务中去。其实很多事情是没有必要的，比如前几年的江西搞殡葬改革，抢棺材抢出问题来了。原因在于，政府要限时完成任务，而赣南这个地方的客家人，比较注重传统的，观念转换不过来。要在几个月之内完成任务很困难，最后只能想出一个办法，把棺材全部砍掉，这样就没办法土葬了。所以这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一件事。

限时的目标，集中的力量，细小的事务之间，它就会形成了很多悖论，特别小的事情，用集中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做，相当于高射炮打蚊子，不仅浪费，而且没效果。我们政府集中所有的精力，去搞一件事。本来要慢慢的治理的，像烹小鲜一样。慢慢的，把人的观念转化了，水到渠成。

现在不是这样的，前面的都没有，直接干，那肯定会出问题。治理是对人的治理。而人的观念正在发生很大的改变，还伴随着流变性和不确定性。而且很多事情，干预到人的生活方式，涉及到人们的安身立命。而其背后有很多观念性的事情，甚至有价值性的支撑。江西殡葬改革，从政府治理角度来说，是移风易俗。但习俗存在那么长时间，要让一个老人去改变观念是难的，年轻人当然都无所谓了。这就是个悖论，所以当国家把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作为一个目标的时候，它的治理行为有太强的刚性。国家机器高速运转高度紧张。政府每一个成绩，都没有时间慢下来思考，没有节奏感，加班加到麻木了。治理和生活一样，它一定要有节奏，不然就容易疲于奔命。忙中出错，是大概率的事。

四．  结语

中国现在属于上升的阶段，但在社会巨变的过程中，危机四伏。这个时候，提出加速的推动其实很危险的。一个有为的政府，可以敏锐地捕捉到危机信号，并迅速回应。正常情况下，我认为一个国家、政府，官僚机器应该要有底线思维，有时候心平气和，慢下来，要为自己存量，来应对更大的危机。但是现在我们可能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我们确实竞争压力很大，因为从国家层面上来讲，中国现阶段在全球体系里面去，如果不上升上去，将来时间窗口就关上了。所以不折腾，建立一个稳定的预期，治理要有底线思维。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也是我说的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落脚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