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吏失职犯错要连坐，究责范围有多大？

《唐律疏议》名例律有一条“同职犯公坐”，讲的是负有连带责任的官吏，因为失误或懈怠造成公事处置错误应如何追究刑责。这一条的主要内容被后世法律承袭，在宋刑统、大明律等法典中均有相关条文。

一件公务由某一层级或部门的政府机构办理，往往经过若干环节多人之手，这些人就是所谓同职官吏。一旦有罪错会被连带究责，究责的基本原则是，区分首从，依等次定罪。区分首从，即先确定主要责任人为首犯，次要责任人则是从犯。

依等次定罪。在一个部门，围绕公事处理的不同环节及人员职责范围，将官吏分为四等：长官、通判官、判官、主典。其中，长官、通判和判官均有不同程度的断处权，即判断处置权。解释一下，通判官通常指长官的副手或辅佐官员。一般工作流程是，判官先做初步断处，通判审核再判，长官做最后决断。这三等官吏断处后都要署名以示负责，统称连判之官或联署之官。

第四等主典，负责具体事务性工作，如文书抄写记录、物品保管等，没有断处权。他们通常是无品官身份的典吏。

试举唐代州县两级政府吏员说明四等官分类。州政府。长官是州刺史，通判官有长史、别驾、司马。判官有：司功、司仓、司户、司法、司兵等各曹参军事。主典有佐、史等。

县政府。长官是县令，通判为县丞，判官是县尉，主典有佐、史。如有司法案件，依规定县令须躬亲狱讼，亲自审理。他自己就成了判官兼长官。

一旦发生公事罪错，在这个四等官责任结构中，确定其中一等的直接责任人为首犯，他的上级依次为从犯。首犯的下级不追究。

姑以唐大理寺错判案件举例说明。大理寺的四等官层级为：长官，大理寺卿。通判官，少卿、正等。判官有丞、评事。主典有府、史。

如果丞首先做出错判，后续又未得到纠正，一路错判形成错案。那么丞是首犯，少卿、正是第二从犯，罪减一等。卿是第三从犯，罪减二等。府、史无罪。假如府、史在处理证物时发生错误，从而导致丞错判，那么主典是首犯，丞是第二从犯，通判是第三从犯，长官是第四从犯。又，在此过程中，如判官或通判有人做出正确判断，但长官判断错误，做出正确判断的人无罪。

连判之官和主典组了四等官连带责任体系，但他们并不是同职官的全部，还得再加上检勾官。检勾官负责检查核对文书账目，管理印鉴。对已办理的公务，经核对无误，画勾、署名、用印，以示办结。在不同的政府部门，检勾官名称各异，有主簿、主事、录事参军事、录事，等等。检勾官有监督纠错之责，公事出错，当然也要承担责任。但无论谁是首犯，他都只是最后一等从犯。如上述大理丞是首犯，主簿作为检勾官，和卿一同为第三从犯。

四等官加检勾官的同职官究责体系并未到此止步，而是会向其他层级或部门延伸。由于一桩公事的处理流程往往涉及上下级等多个政府机构，如果前一家的错误没有被后一家纠正，错误会继续发酵，导致后续错判。因此，法律规定了三个方向的后续连带究责。这三个方向是，上官、下官、余官。上官是上级部门，下官是下级部门。余官是没有隶属关系的部门，如邻州、邻县。

上官和余官若未能纠错，其四等官仍然分首从，比照前一家各减一等。具体来说，其首犯先比照前一家的首犯减罪一等，这叫首从首减。其余从犯再依次减等。下官，首从首减二等，从犯仍依次减一等。

这样一个同职连坐的责任机制殊可谓设计严密，在制度层面彰显中国古代吏治传统的深厚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