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商君书·徕民》兼议对台安民策略

战国时期，秦国在兼并统一过程中面临一种选择矛盾：秦国自身，如何权衡好经济发展和对外用兵。对其他诸侯国，怎样兼顾武力攻击与安抚其民众。

《商君书·徕民》篇对以上问题提出了解决之道。《徕民》一篇，因为所举事例都是商鞅死后的事，多数研究者认为它并非出自商鞅，而是商君之后其他法家谋士所作。文中提出，应以徕民作为枢纽性策略解决上述矛盾，即以优惠政策吸引招徕东方诸侯国的士民迁徙至秦国定居，成为秦国“新民”。

总体上，对敌国须同时使用两手，以大武摇其本，以广文安其嗣。本，指农业。在当时社会，农业经济是国本，粮食就是生命。以军事手段破坏敌国农业生产，同时以怀柔政策招徕安定其民众，釜底抽薪。所谓的广文即指徕民之策。

这一举措尤其针对三晋地区，即与秦国邻近的韩赵魏三国之民。比较当时秦与三晋的客观条件，秦国地广人稀，有大量未曾开垦的荒地。而三晋却是地狭人稠，土不足以生其民。有鉴于此，秦国提供荒地让移民垦殖，使其得到田宅，且三代免除赋税，免服兵役，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可换取爵位。这种力度的优惠对外来移民的吸引力不言而喻。

徕民之策令诸侯国失去劳动力和兵源，损敌国之本，强秦国之本，一举两得。今以草茅之地徕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损敌也与战胜同实，而秦得之以为粟，此反行两登之计也。这个两登之计解决了秦国对外用兵和发展经济的矛盾。夫秦之所患者，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农则敌得休息。此王所不能两成也。

迁徙来的新民在后方从事农业生产，秦国原有的故民在前方打仗。今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事本，兵虽宿于外，境内不失须臾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

至此可以看到，对当时的秦国而言，徕民之策堪称解决富与强、统一与安民这种结构性矛盾的关键战略举措。王行此，十年之内，诸侯将无异民。​因为敌之故民变成了秦之新民。

读书掩卷，自然联想到台湾问题，目前看来，统一与安民也是一对矛盾。为此，大武和广文也必须同时兼顾，釜底抽薪。

这些年来开展两岸交流，出台一轮轮优惠政策。吸引台湾同胞来大陆工作学习经商，尤其是吸引台胞来福建省创业定居，看上去也与徕民政策相类似。但是会发现，这些措施在增强登陆台胞对大陆的情感联系及认同度方面却并不如人意。这些人仍习惯从台湾人的立场看大陆，在两岸间摇摆骑墙，心口不一。更有甚者，在大陆赚钱后向台独输血。问题的关键在于，来大陆的台湾人大多户籍身份仍在台湾，与岛内的政治联系还在，是那边的故民，没有成为这边的新民。

我们常说，两岸融合，人民心灵契合。但在两岸分治的情况下，想要达到这种境界需要一个物质条件，即两岸人民被共同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有共同的利益和未来。那就必须使登陆台胞切断与岛内政权的联系，拥有大陆的户籍身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民。台湾社会数十年来敌视大陆，其教育及社会舆论政治氛围都把大陆视为敌方，这种环境塑造了人的立场，立场决定态度。徕民的要紧处，是让对方人民成为我之新民，以新的身份促其改变立场 ，优惠政策的赋予应以其新民身份为前提。非如此，徕民策略的功效就无从谈起。

一旦开启统一进程，可以考虑拓展出徕民策略的新样态，即促使当地人民就地转换身份成为我方新民。具体说，就是在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的同时，采用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办法，促使台湾各县市起义易帜，脱离台独政权。这个过程应该是先易后难，可以分两步走。

第一步，以军队和海警的力量切断金门、马祖等邻近大陆离岛地区与台湾本岛的军事政治联系，在其政令不能施加，补给无法送达的情况下，与当地地方官员及民意代表谈判，使其易帜起义，继而转归福建省管辖。岛上军人可以起义或投降。总有人说，台湾老百姓对大陆军演无感，相信离岛的易帜归义一定会给岛内士气人心造成强烈冲击和震慑。

第二步，围困台岛和澎湖，展现强大的军力和坚决统一的意志力，同时委托相关人员与各县市官员民意代表等协商起义，脱离台独政权。搞了这么多年对台交流，这种人脉总该有一些吧。易帜归义的县市有责任促使当地驻军起义或投降。凡易帜的县市不再成为我方武力打击的对象。拒绝归义的县市，其人民不愿受台独拖累的可自行转往已易帜的地区。如此，将仍效命台独政权的县市与已归义的县市分隔开来，最后解决。

如能使更多人就地转化为新民，无疑会加快统一进程，减少人员财产损失。

统一之后，台湾地区不应再作为一个单独的省级行政区。除了前述离岛地区，南部的高雄台南等地也应纳入福建省。这样做有些人可能不高兴，但为了长治久安，这是必要举措。

徕民策略不但可减少可能的战争损失，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切断当地人民与旧政权旧制度的联系，促使其增强国家认同感，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