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大卫”与“歌利亚”

年轻的犹太英雄大卫战胜非利士人歌利亚（Goliath）是《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中的故事。大卫用机弦迎战身形巨大[1]的歌利亚，歌利亚被机弦射出的石子击中额头后扑倒在地，大卫趁机拔出剑割下了他的头，非利士人见状便落荒而逃。

David with the Head of Goliath, 1609–1610, by Galleria Borghese, Rome.

大卫对抗歌利亚的故事从此成为以小敌大并取胜的象征。两千年后，驾驶着克拉克大帆船，笃信宗教的葡萄牙人自然是熟知这个故事，他们“发现”印度后在亚洲的行动，无疑正是大卫与歌利亚之战在亚洲另一头的翻版。罗杰·克劳利所著《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2]则以极为优美的文字，将葡萄牙人最辉煌的近40年（1483-1520）呈现在读者眼前。而扮演葡萄牙在亚洲的“大卫”的，正是本书的主角——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

"Portrait of Afonso de Albuquerque, Viceroy of Portuguese India" (after 1545), by Unknown.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Ancient Art, Lisbon.

当1503年阿尔布克尔克第一次抵达印度时，葡萄牙人的恶名已经从香料群岛到大西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原本和平而文化多元的印度洋是自由贸易的天堂，而葡萄牙人来自“充满激烈竞争和根深蒂固的仇恨环境”，怀着对穆斯林不共戴天的信念，“致力于将最先进的技术应用于航海和火炮”[3]。如同大卫的机弦，葡萄牙人的火炮射出的石子将印度洋沿岸如同歌利亚般庞大的国家逐个击倒，并将原本自由贸易的天堂转变为带有政治化的海洋空间[4]。

1506年，阿尔布克尔克挟王命再度前往印度，接替“副王”阿尔梅达（Franciscode Almeida），后者在阿尔布克尔克漫长的航行结束之前[5]，在第乌海战中彻底击溃了马穆鲁克的海军。这一关键性的胜利为阿尔布克尔克后来的征服奠定了基础。在终于掌握在最高指挥权指挥之后，阿尔布克尔克将目标瞄准果阿[6]（Goa），并成功征服了这个印度的“钥匙”，而将整个次大陆的财富献给葡萄牙的王室。阿尔布克尔克最惊人的成就无疑还是1511年凭借一千多人征服了拥有十二万人口的马六甲并建立了稳固的要塞[7]。这一令人震惊的战果足以同西班牙人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与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在美洲的征服相媲美。

16世纪的葡萄牙帝国扩张

到阿尔布克尔克去世时，葡萄牙已经牢牢地掌控住了印度洋的财富，而这一由数个坚不可摧的要塞和机动而无坚不摧的海上力量组成的帝国体系，几乎可以看作是阿尔布克尔克的个人成就。虽然葡萄牙帝国的辉煌到16世纪末就风光不再[8]，但是这种欧洲和亚洲之间大卫-歌利亚式的对决却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持续不断的上演。

最具戏剧性的例子无疑是19世纪的英国人莱佛士（Sir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和布鲁克（Sir James Brooke）。

莱佛士与布鲁克

前者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利用柔佛苏丹继承争端为大英帝国打造出无与伦比的自由贸易港新加坡，而后者仅凭着一条战舰和少数的冒险者就在沙捞越建立了私人王国（他本人以白人拉者[9]的身份加冕）并维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10]。

砂拉越王国，今天是马来西亚联邦的一部分

显然军事优势，即葡萄牙人和英国人强大的炮舰就是击败亚洲“歌利亚”的机弦。但是我认为，这一优势在15和19世纪之间并非是一以贯之的。事实上如Peter A. Lorge指出的，近代的军事革命发端于宋元之际的亚洲，其特点不仅是火器的使用，而是一整套支撑火药武器而必须的供应体系和管理系统。欧洲先是习得到“亚洲化”的官僚体系后，才得以运用火器的优势，因此欧洲的军事优势并非根植于其“独特的”文化之中[11]。葡萄牙人的军事优势事实上很快随着技术的扩散而消失，十六、十七世纪的亚洲崛起了一系列“火药帝国”，例如奥斯曼土耳其、波斯的阿夫沙尔王朝、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以及大清帝国[12]。虽然欧洲在海上的优势得以保持，但是我认为直到19世纪六十年代米涅弹（Minié ball）和阿姆斯特朗大炮的发明，甚至在迟至马克沁重机枪的发明，欧洲军队才真正在陆上形成对亚洲国家的绝对优势。甚至在帝国主义最高峰的19世纪末，英国在祖鲁战争和布尔战争中以及意大利在埃塞尔比亚都被当地人击败。近代以来欧洲的军事神话从来都不是不可挑战的。

既然如此，那么欧洲人又为何如此迷恋暴力活动？当达伽马第一次抵达印度是，葡萄牙人寒酸的商品根本无法引起富裕的亚洲君主和商人的注意。在美洲的白银被发现之前，欧洲人唯一能够用来从事商品交换的，只有暴力。说好听点，欧洲的崛起是搭了亚洲的顺风车[13]，恶毒的话，将其称之为窃贼或许并不为过。但是暴力作为权力最本质的基础和表达形式，在长时间实践中也能凭借其建立起的秩序和权威而获得合法性。这也是所有西方秩序的底色：以暴力为能量流而贯穿整个社会，紧随暴力而来的，便是资本主义。唯有在此基础上，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所谓的“暴力的解毒作用，使被殖民者摆脱自卑情结，摆脱绝望和无力的态度”[14]才能被正确的理解。

那么回过头来，如何理解大卫-歌利亚式的欧亚冲突呢？或许正因为大卫的胜利太过于意外，才会被人们所铭记。但是，即便暂时击败了巨人歌利亚，自认为是上帝选民的以色列人还是被来自东方的亚述人和巴比伦毁灭。19世纪的帝国主义高峰同大卫的胜利一样耀眼而给历史学家以深刻的印象，但是亚洲的复兴却成为长时段的趋势[15]，虽然我本人并不想给这个趋势下任何道德或价值的判断。总之，无论是葡萄牙还是英国在亚洲的胜利，最终都会成为历史最戏剧性一面的注脚而非长时段的历史结构。

[1]有意思的是，还有专门的文章讨论歌利亚的身高，例如J Daniel Hays, “Reconsidering the Height of Goliath”, 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48 : 4,(December 2005), pp. 701-14.认为歌利亚大概有“4肘1拃”（four cubits and a span）高（大约2.06米），当然也有更夸张的说法如2.5米或2.97米，但不太可信。不过2.06的身高已经超过了大部分以色列人的身高，而体型相近的扫罗王又被恐惧支配，所以才有英雄大卫的登场。

[2]罗杰·克劳利：《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3]克劳利：《征服者》，页144。

[4]克劳利：《征服者》，页158。

[5]其实多数时间都耗费在不成功的占领霍尔木兹的行动中，阿尔布克尔克因此遭到的手下的叛变。

[6]果阿的重要性在于其不仅控制了香料贸易和印度的马匹贸易，同时还能较为容易的干预南印度的政治事务。而且果阿的主体居民是印度教徒而非穆斯林。

[7]这件事甚至在中国也引起了波澜，明廷因为马六甲被吞并一事而对葡萄牙人十分不满。葡萄牙人派往中国的大使皮莱资和通事火者亚三被处决与此或有关联（当然明廷内部政治斗争因素或许更为主要）。见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72-73。

[8]由于葡萄牙与英国之间紧密的经贸联系，在葡萄牙霸权衰落之后，葡萄牙的经济就被紧紧地与英国捆绑在一起，葡萄牙成为英国纺织品的倾销地，里斯本港口林立的英国工厂也成为英国在葡特权的象征，这种经济特权在英葡《梅休因条约》中得到了最后巩固，葡萄牙世纪上成为了英国的经济殖民地。见戴维·伯明翰：《葡萄牙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9]拉者（罗阇，Raja）是东南亚地区对于印度教土邦君主或酋长的称呼，尤其是伊斯兰教传入之后用以区别其领袖苏丹。

[10]霍尔：《东南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芭芭拉·沃森·安达娅，伦纳德·安达娅：《马来西亚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

[11] Peter A. Lorge, The AsianMilitary Revolution: From Gunpowder to the Bomb,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2008.

[12]约翰·达尔文：《帖木儿之后：1405-2000年全球帝国式》，台北市：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有关大清帝国的崛起，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是明朝原本利用城墙加火炮的防御体系能够防御女真人的攻击，但是因为先进的火炮技术并非明朝垄断而是掌握在第三方葡萄牙人手中，因此先进技术也很快被女真人学会，皇太极组建的装备红衣大炮“乌真超哈”成为征服中国的主力。见Nicola Di Cosmo, “Did Guns Matter? Firearms and the Qing Formation” inLynn A Struve ed., The Qing Formation inWorld-Historical Time,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13]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14]弗朗茨·法农，《大地上的受苦者》，台北：心灵工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9，页124。

[15]吉迪恩·拉赫曼：《东方化：亚洲世纪的战争与和平》，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