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名处俯瞰

前几日有幸受（被）邀（抓）协（壮）助（丁）参与“两岸经贸论坛”的筹备工作，举办的地点是张荣发基金会，也就是地图表示的这个位置。

从地图可知，这个张荣发基金会大楼可以说是坐落于风水宝地，其南边是中正纪念堂和自由广场，西侧是凯达格兰大道和总统府，而北边是台大医院。会议举办所在的11楼正好有一些落地窗，可以获得良好的视野俯瞰这些建筑，只是可惜玻璃质地奇怪，所以拍出来的照片也效果不佳。

去过台北的人大概都会来这个区域晃荡，毕竟中正纪念堂和总统府都是相当著名的景点。来来往往的游客大概都会经过这栋大楼，只是被用作“长荣海事博物馆”的这栋大楼几乎很难成为游客游览清单上的地点，于是也就被无数的游客熟视无睹，果然是大隐隐于市。说起来我也多次经过此处，虽然知道这似乎是个博物馆，但也只是这次才有（不）机（得）会（不）进入参观。当我惊讶于从11楼俯视下的绝佳景色时，不由迷惑于为何这栋处于如此核心位置的建筑居然承担了这么不起眼的功能。之后工作间隙和承办人聊到此事，他才告诉我这里原本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只是后来（2006年）才作为被处理的党产卖给了长荣集团。到此，我才恍然大悟，这个俯视着总统府和“中正庙”的建筑，从前也确实承担着与其坐落位置相应的功能。

之后我去图书馆查阅之后，才知道这里在日治时代曾经是红十字医院。书中有提供这栋建筑当时的风貌。此建筑建于1903-1905年，设计简洁，属于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1]，也是日本人模仿西方建筑风格的实践。日本人在台湾和朝鲜建立统治的时代还在积极地模仿西方建筑的样式，尤其在殖民地，这种模仿事实上也含有表明自己作为“文明开化”使者的地位。军营、医院、监狱和政府设施在二十世纪初的台北如雨后春笋般被兴建起来，野村一郎、小野木孝治、近藤十郎等留洋或东大毕业的建筑师也借此成名[2]。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才逐渐发展出一种名为“帝冠样式”的建筑风格，作为日本和西方折中样式的成熟表现，广泛地存在于东北。不过台湾和朝鲜则保留了日本建筑早期发展的遗迹。

台湾光复后被国民党接收，这里成为一处党产，一直到2006年。而现在成为海事博物馆之后，一进门的大厅正中央摆放着巨大的阿拉伯帆船的模型，模型上方四周的走廊悬挂着各国国旗，而下方则陈列其它展品，总之曾经的政治气息已经荡然无存。

基金会大楼的南部就是著名的中正纪念堂，也就是图3中那栋白色的建筑。无论是作为游客还是地陪，这个地方都是列于游览清单前列的景点。不过因为已经去过多次的原因，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已经毫无吸引力。而其建筑，在我看来，也很难说具有什么美感，白色的基座的主体搭配蓝色的冠盖，其实和上文谈到的帝冠样式有些类似，但是长得像地堡（或者让我常常联想到泰姬陵）的建筑主体和这个冠盖还是给人以尴尬的混搭之感。要进入建筑内部还有爬上89级台阶（蒋介石享寿89），才能看到端坐于纪念堂中央的蒋介石铜像。

这里的铜像大概是幸运的吧，相比于那些在全台被泼油漆、被侮辱，最后躺倒在慈湖陵园内的那些蒋介石塑像比起来，这里的铜像还有卫兵守卫，保留了最后的一丝尊严。说到此就想起鄙校今年年初时后门的蒋公骑马雕像遭人锯断马腿之事，前不久才刚刚被修复。而校内的另一尊位于“中正图书馆”内的蒋介石像于上年暑假已经被移除，那几天还煞有介事的全部封馆，据说是要做法事，莫名其妙。不过最后的结果就是“中正图书馆”里没有了中正吧。总之，享权势者必受历史之重，借用彭丽君的话说：

宏伟的几年塑像之所以被打造，本来是要用来对照老百姓的平凡生活，而它也往往跟乏味的日常相互辩证。可是，宏伟的力量最终也会耗尽，重新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尽管宏伟的纪念像在一开始会有压倒群众的感觉，但是它最终还是会被当成日常生活的平凡一角[3]。

中正纪念堂下的自由广场两侧是“国家两厅院”（国家戏剧院和国家音乐厅），这两座纯然中式的建筑在设计时采用了庑殿顶设计，这是以前只有皇家和孔家店才能使用的规格。不过内部则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音乐厅设计，我曾经在此聆听国家交响乐团的“莫扎特三响”（第39、40和41号交响曲）的演出，效果极佳。建筑外部的回廊上常常有年轻人聚集起来联系舞蹈或者别的什么节目，这与内部的严肃艺术之间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共同构成台北那浓厚的艺文生活气息。

自由广场本身也是个重要的城市空间，但是无法在此言说，毕竟自由和记住一些事现在是犯法的嘛。自由广场的对面是国家图书馆（图4建筑）。照片并不是很清晰，建筑本身也很低调，掩映在绿茵之中。之前去办卡发现里面的电脑只有注音输入法，于是还要很尴尬地拜托路人帮我输入信息之后才办成阅览证，然而此处并不能外借图书，只能在里面阅读，所以之后就再也没去过。这里还是顺带感谢一下政大图书馆的丰富馆藏让我不必要千里迢迢的找书。

图5是凯达格兰大道和总统府方向的俯视。照片最近处是“景福门”，也就是以前台湾城的东门。当然此门现在以非当初原貌，这一点甚为可惜。图片左侧近处的白色大楼是中华民国外（断）交部，每次经过都觉得好像鬼屋一样和周围热闹的街景格格不入。外交部的对面是台北宾馆。此建筑在日治时期是总督官邸，建于1901年。是总督平日的住所，同时也用作接待使节和宴请之处，每有日本皇族抵台，此建筑也是他们下榻之处，比较著名的就是裕仁皇太子“东宫行启”时，这里作为接待他的住所之一。之后我会找机会去里面看看。

照片远处即是总统府。目前似乎正在外部维修中，之前外部的那些拒马也被撤掉（但是在草丛中其实还是有装铁丝网），卫兵在门口巡逻，荷枪实弹。一般通过的话无妨，但是如果停下脚步，就会被催促赶快离开。之前在总统府开放日时有幸进入参观，但是印象不深，也无甚有趣之处。大概还是因为这栋建筑的政治意味太浓了一些，毕竟政治和无趣是一对同义词。之前阅读吕绍理的书时了解到总统府（当时是总督府）曾在1916年作为台湾劝业共进会的会场，展示日本在台湾的“建设成果”，而那次也是这栋建筑的高塔首次开放作为娱乐设施（当是台湾少有的电梯和可以登高瞭望建筑），吸引了大量台湾本土的士绅前往参观，他们登高时所做的诗歌还被登载在当时的报纸上[4]。

最后是北部的台大医院，其实本身也是一栋典型的日治时期留下的建筑，没有太多可说的地方，但是我每次路过这里时，就会感受到这栋建筑中的三重隐喻：殖民地的遗产，最先进的医学技术，和插在顶端的中华民国国旗。这三个象征似乎正好构成台湾社会最主要的三个故事线索：殖民地的线索、中华民国的线索和现代化的线索。能将这三者交错在一起的，大概也只有台大医院旧址了吧。

当然仅凭我上面这些扼要的介绍，也只能对我提到的建筑有蜻蜓点水式的了解而已。我本人也不常外出，对于台北城还是了解太少，之前有朋友来，我甚至无法提供很好的美食或景点路线规划，也是有些惭愧。希望借由这些机缘巧合所了解到的知识，能够对我了解台北有所助益吧。

[1]徐逸洪，《图说日治台北城》，台北：猫头鹰出版，2013，页15。

[2]黄士娟，《建筑技术官僚与殖民地经营：1895-1922》，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

[3]彭丽君，《复制的艺术：文革期间的文化生产及实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页219。

[4]吕绍理：《展示台湾：权力、空间与殖民统治的形象表述》，台北：麦田出版，2011，页222-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