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未来严重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危机？

      摘要：中国未富先老的超级老龄化，将是一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的社会难题。难题的核心，并非“差钱”，而是“谁来养”，怎么养？非常问题必须有非常措施来解决。办法不是延迟退休这样的老套路，而是通过社会化赡养，征集社会服务役人员等一系列配套的非常措施，来实现突破。

       生老病死，是不可阻挡的自然规律。中国人口急剧老龄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来源于50-70年代对人口-资源-环境与就业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不足，政策措施滞后，导致人均耕地日趋紧张，工业化过程远不足以充分吸纳新增劳动力；为纠正这个战略性错误，不得不在1983年采取的“急刹车”—强制性独生子女政策，所产生的严重副作用-超级老龄化。从1984年算起，假定这年出生的为一代人，他们的父母当时平均年龄是25岁，他们将在2020年左右开始退休，形成一个以1-2位高龄曾祖父母为一代，爷爷奶奶、外公外婆4个人为一代，年轻父母2人一代+1-2个年幼孩子为基本年龄结构模式，四世同堂的社会，也就是说，到2030年，中国约14亿人口，可能60岁以上的老人，远远高于通行的60岁人口占总人口10%的老龄化社会标准。发达国家的老龄化与养老，有百年的财富积累来应对，尚有巨大的财政压力，而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仍然属于初步实现工业化，人均GDP仍然偏低，赡养压力又空前巨大，属于“未富先老”；而且根据发达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的情况，老龄化是一个长期性的社会困境，我们即将面临的老龄化问题复杂性，将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必须未雨绸缪，绝不能再用家庭赡养为主之类的托词，掉以轻心，在将来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的养老问题，争论由来已久。但养老问题的核心，究竟是什么？

      大部分人的焦点，纠结在养老金足额不足额的问题上，因此有不少人主张延迟退休，把钱交足。把“养老问题”等同于“养老金问题”，这就陷入了“钱是万能的”思维误区。其实这不完全是“钱”的问题。解决问题要抓住核心，养老问题的核心是“老有所养”，是“谁来养”的问题！要保障老人，尤其是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能得到妥善的照顾。这并不是单单靠足额的养老金能办到的。80岁左右生活自理能力丧失的老人，子女一般还在50多岁，仍然必须以主要精力正常上班，并照顾自己的孙辈，很难做到全力以赴照顾双方的高龄老人。80岁以上的年迈多病老人，或早或晚需要家政服务；从目前的情况看，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水平提高较快，一位老人不多的退休工资，将基本用于雇请保姆。从我们身边许多具体事例看，很多老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有钱也找不到合适的家政服务人员，双方互不满意，经常更换，打乱了自己与子女、家政服务人员的许许多多工作与生活安排，大家彼此都身心俱疲。

      怎么样才能妥善解决这一涉及全国几亿人口、家家户户的大问题呢？

     这样重大的社会问题，需要经过审慎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同地域的经济社会情况，探索各种可行途径。

       首先，建议对这个问题，要及早组织各方面的力量，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甚至可以考虑采用人工智能手段，对典型场景（不同家庭组成结构的数量，城乡收入差别，健康情况与赡养模式的需求与资金安排，中西部向东部、农村向城市集中为主的异地赡养的组织安排，未来的通货膨胀与工资水平预期），进行大规模全方位定性定量的模拟，为最终决策提供比较可靠的依据。

       其次，我提一些个人想法，仅供大家讨论。

       群众的困难，要通过动员组织群众的力量解决，政府必须在其中起到核心引领作用。非常问题，要以非常手段解决。这个时候政府的信誉与权威，比什么都重要。

       核心问题有二，一是由谁来养，二是老人的养老钱怎么管控？

      第一，顶层设计

      根据老人的身体健康与自理能力，我们可以初步设计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具有基本生活自理能力的时期，可以采取以社区为单位，通过发动组织，建立互助养老与自愿者提供照应服务，与老人自己聘请家政服务人员等多种模式。

       第二阶段，老人基本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后，就需要比较专业的看护家政服务，通过集中赡养与可以循环使用的专业设施设备，节约人力与费用成本，比一家一户各自雇请家政保姆更有效率，是大势所趋。

       基本思路与措施如下：一是充实健全以公有制为主的养老机构，为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可以通过委托管理等形式，引入私营成分，增强管理效能。针对全国独生子女比例高，居家养老的结果，很可能重蹈日本90年代之后老人孤独死与自杀率居高的覆辙，不可行；而频频出现的私营养老机构暴雷，卷款跑路，造成地方政府很难接收烂摊子,教训太深。也使老人及其家属对于私营养老机构心存疑虑，成为制约私营养老机构发展的最大瓶颈。还是要按照中国的国情，走公有制养老机构为主的道路，信誉比较稳固。二是比较完善的监管体系，必不可少。

       第二，统筹养老与养老机构的管理

      （一）养老机构要根据设施条件，服务内容与水平，确定等级，由此确定适应不同地方的收费标准。具体托老费用，可以由当地发改委的物价管理部门来审核，并加入听证程序。 由社保部门按照所入托养老机构的等级标准，从入托老人的退休金扣除并保管入托费用。根据入托老人家属与社会团体共同组成监督委员会的考核结果，社保部门分期向养老机构支付入托费用。

       优先托管照顾“失独”孤寡老人与军烈属老人等优抚对象，在财政支撑能力允许的范围内，由地方制定相应的标准与办法。

        由于国内城市化仍然处于发展阶段，需要研究异地养老的费用转移支付。同一个地方，存在城乡的养老金差别，也必须考虑不同养老金水平的养老机构费用问题。

      （二） 优化养老机构专业看护人员结构与素质，进行上岗前培训家政与老年病知识技能的教育，形成一个以少数专职看护培训指导与管理人员+专业看护人员为主+1至2年期社会服务工作者+少数志愿者组成，类似现代军队的人员组成结构：军官+专业技术士官+义务兵；具有膳食与护理等专业分工的服务人员结构体系，提高养老看护的质量与水平。彻底改变以往家政服务人员普遍年龄偏大，素质技能参差不齐，工作不稳定，自己的家庭与休息权无法顾及的老大难问题，使轮休与岗位培训成为可能。同时通过使用新技术手段，减轻看护人员护理负担，提高看护效率，达到平均1个服务人员照顾4个以上老人的比例，增强养老机构保本经营的能力，解脱更多的劳动力投入社会财富的创造。

       加强对养老机构服务工作的监督，由社会各界与老人家属经常性组织监督检查，切实保障老人的合法权益；凡是由政府出资向社会养老机构购买“养老服务”或者委托管理的，这些机构必须定期接受审计与监督；以有限的公共资金，为社会办成更多的事。

         第三，未来如果养老金缺口较大的对策）——非常问题用非常办法解决！

       从“钱”外找出路，以“义务劳动”等手段破解“钱少”的难题。国家可考虑制定并推行“社会服务役”方面的法规，采取类似征兵的形式，从20岁左右的青年中征集1-2年期的“社会服务工作者”，专门派往养老机构从事照顾丧失生活自理能力老人的工作，只发生活津贴，以大幅度减轻政府财政与个人家庭用于养老开支的沉重负担。在制度层面，可以通过“社会服务工作者”享有优先招录为国家公务员，没有服过“社会服务役”的新招录公务员必须经过1年“社会服务役”才能正式上岗等一系列政策设计，保障这一政策的执行。

        第四，实行弹性退休制度。现在马上能做的，就是改变退休年龄的硬性设定。延迟退休的想法，不切当前实际，仍然是单纯从“钱”的角度看待养老问题，枉顾了目前的很多实际情况。比如爷爷奶奶辈到了多病的80岁左右，父母辈多在50+岁，子女一代20-30岁；爷爷奶奶辈一旦需要入院治疗，没有亲属陪护还是不行的，这样的时候工作年龄的人不可能总是请假，请护工一天的费用至少150元起步，很难持久，事业与尽孝存在两难的困境；该得到赡养的时候却没有亲人的病榻前服侍，也是个养老方面的制度性缺陷；同时父母辈可能面临自己的孙辈年龄在3岁以下，暂时不够入托幼儿园年龄，3岁之前必须有人时刻看护的情况，否则严重影响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来自几个方面的家务压力非常大，应当考虑实行弹性退休制度，早退休的可以在退休金水平上按照标准退休年龄基准，按一个适当比例减少；晚退休的可以增加退休金比例，没有一刀切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