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印学者：印人口红利已进入倒计时，再不改革就晚啦！

编者按

本文认为，印度正处于人口红利的关键阶段，这既是历史机遇，也是现实挑战。然而，由于当前面临多重结构性难题，其人口红利存在由潜在优势转化为沉重负担的风险。第一，就业机会不足。尽管信息技术等服务业发展迅速，但主要吸纳的是少数高技能人才，无法为广大低技能劳动力提供足够岗位，致使大批人口仍滞留于农村或困于城市低薪非正规部门。第二，工业化战略存在缺陷。政府寄望通过“生产挂钩激励计划”以及对龙头企业的扶持推动制造业发展，但该模式短板明显，加之能源、运输与融资成本高企以及繁琐的用工制度，均制约了制造业的扩张与竞争力。第三，农业困境突出。农业虽仅贡献约15%的GDP，却仍承载42%的人口，与刘易斯拐点理论所预期的劳动力转移趋势背道而驰，农场规模持续缩小、生产率低下，现代化改革严重滞后。第四，城市治理能力不足。基层村社与城市地方政府在行政效能与财政能力上普遍薄弱，难以支撑智慧与高效的城市化进程。总体而言，若印度未能通过结构性改革，在农业转型、制造业振兴与城市化推进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其人口红利不仅难以转化为增长优势，反而可能演变为沉重的社会与经济负担。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以供读者批判参考。

2019年2月7日，在马哈拉施特拉邦钦奇瓦德的一场招聘会上，求职者正在填写申请表，其他人则在排队登记。图片来源：DANISH SIDDIQUI/路透社

若无法实现有效就业创造与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印度当前“百年一遇”的发展机遇，极有可能转化为沉重的长期负担。

印度大约自2005年进入所谓的人口红利阶段，该阶段预计将持续至2055年。人口红利指的是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比重处于较高水平，从而能够在经济上同时支撑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口的时期。迄今为止，印度已利用近五分之二的人口红利期——印度人口在2003年至2012年及2021年至2023年间经历了爆发式增长——但却未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自2010年以来，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日益减弱。

日本、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人口红利期，并迅速发展为发达经济体。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之际进入人口红利期，随后实现了持续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巴西虽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人口红利期，并在1966年至1975年间经历过短暂的快速增长，但未能延续这一势头。阿拉伯世界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人口红利期，但由于缺乏经济增长与就业机会，尤其是受过教育的青年群体普遍感受到挫折，最终在十余年前引发了“阿拉伯之春”，使人口红利反而演变为人口灾难。

印度的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将在2030年前每年至少增加1200万，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比利时的人口。若要有效吸纳剩余劳动力并达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瑟·刘易斯所提出的“刘易斯拐点”（编者注：刘易斯拐点指的是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由逐渐减少变为短缺，最终达到瓶颈状态），印度每年需创造至少850万至900万个就业岗位。

这意味着，为实现人口红利并创造足够就业机会，印度需要保持年均12%的经济增速——对于一个在疫情前已放缓至4%至5%的经济体而言，要实现这一目标无疑极具挑战。能实现年均8%至9%的GDP增长（印度在2003-2008年及疫情后2021-2024年间曾达到的水平）已经堪称重大成就了。因此，印度必须推动更加包容性的增长，并通过经济增长带动更多就业：即每增长1个百分点的GDP，至少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

中国以及近年来的越南，能够通过制造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将大量人口从农业领域转移出来，从而实现刘易斯意义上的结构性转型，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并减少贫困。相比之下，印度服务业的繁荣虽然创造了一定数量的就业，但大批非技能劳动力仍滞留于农村，或者涌入城市从事街头买卖或建筑等工作，收入常低于贫困线。

换言之，印度虽然已成为全球IT外包中心，但低技能劳动者并未真正享受到发展红利。少数技能型劳动者在快速发展的IT和服务业中获得就业机会，而大批非技能劳动力仍处于就业不足或自谋生计的贫困状态，这种二元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印度错过了工业化发展的契机，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如今，越南正循着中国的发展路径前行。

部分专家认为，印度应继续巩固服务业的既有优势，而不必再尝试振兴其工业部门。然而，在当下摩擦频发的全球贸易环境中，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成功的可能性亦相对有限。印度在全球工业出口中的份额已降至约2.4%，即便能够实现翻倍增长，也难以对其他国家构成实质性挑战。同时，印度必须认识到，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仅凭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即便全球市场存在关税壁垒与贸易限制，对其当前约4万亿美元的GDP而言，国内市场与逾100万亿美元的全球市场相比仍显不足。此外，若印度能提升自身竞争力，在若干领域仍有可能成为“中国+1”战略（编者注：“中国+1”战略，即为供应链多元化策略，企业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建立运营或采购，同时保持在中国的业务。这种方法可以实现公司供应链多元化，减少对单一国家的依赖）的备选方案。

政府理所应当地未曾放弃工业化进程。然而，其新的产业战略，即通过耗资250亿美元的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为十四个行业提供进口保护和补贴，或许并非最优解。

重启进口保护政策不仅意味着重回商品价高质低的时代，更将阻碍印度融入全球和区域价值链的进程，而价值链正是现代贸易的核心所在。在生产挂钩激励计划支持下，印度在iPhone制造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整体而言，这种成功能否在其他领域复制尚不明确；即便在iPhone生产领域，特朗普政府也曾威胁苹果不得在印度开展制造。

更为根本的是，我们必须分析为何复兴印度工业需要生产挂钩激励计划。原因在于营商成本依旧高居不下。虽然基础设施有所改善，但使用成本仍然偏高。印度的汽油价格比中国及其他竞争国家高出50%，柴油价格由于政府税费高出20%。印度铁路货运收费是中国的三倍，居全球之首。生产企业的电力成本比中国及其他主要竞争国高出30%至40%。尽管资本借贷利率有所下降，但仍高于中国及主要亚洲竞争国家。

2023年9月17日，印度青年国会成员在新德里举行象征性抗议，反对国内日益严峻的失业问题。图片来源：SHIV KUMAR PUSHPAKAR

此外，劳动法规定，凡雇员超过10人的企业，其招聘程序均极为繁琐，这使得印度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吸引力下降。工业部门因而更倾向于采取资本密集型模式，或通过雇佣日工从事低生产率活动来规避相关规定。印度在所谓“临时工资工人”类别中的比例最高，约占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高于巴基斯坦（17%）、尼泊尔（10%）、孟加拉国（22%）、阿富汗（14%）和不丹（4%）；而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几乎不存在此类工人。

图1 图源：HDI IDICATORS 2020

刘易斯模型预测，随着国家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口将进入有组织部门。然而，印度的大部分就业仍集中在非正规部门。包括农业在内的脆弱就业占比本应不超过50%，但实际超过75%，远高于孟加拉国（见图1）。

因此，印度大多数劳动力缺乏社会保障。这一问题在疫情期间突如其来的封锁中充分显现：数以百万计的临时工人，被迫在恶劣条件下步行返乡，形成印度自独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土地作为印度最稀缺的资源，利用效率低且获取成本高。超过40%的劳动人口仍滞留在农业领域，其中近70%从事边际性农场经营（编者注：边际农场指在小块或低产土地上经营的农场，通常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较难盈利），导致土地被低效占用。印度的建筑容积率（编者注：建筑容积率指地面以上各类建筑的建筑面积总和与基地面积的比值）位居全球最低水平之一，进而造成城市扩张速度低下。

印度工业正呈现日益集中的格局，五大企业集团（Reliance、Tata Group、Adani Group、Aditya Birla Group、Bharti Airtel）不仅在整体工业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挤压了紧随其后的五大集团和前二十大集团的发展空间。如果印度试图通过扶持大企业、效仿亚洲工业政策模式（如韩国财阀）来培育“国家冠军”，则必须认识到，韩国财阀在享受政策利益的同时，亦受到以出口为导向的贸易约束。而印度近年来关税保护大幅提升，五大企业集团的规模相对扩张更快，但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而非世界级出口。

如果印度寄望于依赖大企业，通过提供巨额补贴和关税保护来培育世界级公司，以引领工业发展，那么这一战略似乎未能取得预期成效。事实上，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正如土耳其裔美籍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言，我们正在经历“过早去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见图2）。罗德里克多年前便曾警告，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历史进程时便过早转向服务业，因而错失了制造业传统所带来的生产率提升与大规模就业机会。

图2 图源：STATISTA

信息技术服务、医疗保健和电子商务受前述因素影响较小，因此发展相对较为迅速。然而，推动服务业基于信息技术增长的后台外包业务，以及目前约2,000个全球能力中心（GCCs）所创造的近150万个就业岗位，将来可能面临人工智能带来的潜在威胁。尽管如此，印度仍应继续推进发展，应对人工智能挑战，并利用其领先的“数据栈”（digital stack）催生新的初创企业，同时鼓励旅游业等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然而，这些领域顶多能够惠及约5%的劳动力，无法创造出数以百万计、足以让具备基础教育的人口脱离农业、转向基础工业岗位的就业机会。因此，问题并非如一些人所言的“工业与服务之争”，而是工业与服务业必须共同繁荣，印度才能取得成功。我们需要解决决定营商成本的根本性问题，而不能依赖诸如生产挂钩激励计划之类的临时性措施。

印度还必须解决农业部门所面临的问题，该部门养活了大部分人口。目前，印度农业仅贡献约15%的国内生产总值，但仍有42%的人口依赖农业就业，相比之下，中国约为10%，美国不足1%。与刘易斯转型理论预测相反，自2018、2019年以来，印度依赖农业的人口数量不仅未减少，反而有所增加。

在此之前，根据2018年CSDS-Lokniti的一项研究《印度农民状况报告》，近61%的受访农民表示，如果能够在城市找到工作，他们将放弃务农。根据农业普查数据，截至2016年的45年间，印度农场的平均规模已缩小一半以上，从2.28公顷降至1.08公顷。此外，在总计1.46亿个农场中，近1亿为边际农场，面积不足1公顷。

在依赖农业的42%人口中，超过一半甚至没有土地，只能作为农业劳动者务农，因为他们在其他地方无工可寻。CSDS-Lokniti研究表明，仅有26%的农民愿意继续从事农业。倾向于获得直接存入银行账户的收入支持，而不是依赖投入补贴。仅有8%的农民认为其问题源于农产品价格低，而近50%的农民认为其问题与低生产率、灌溉不足以及农业制度安排不完善有关。

目前，印度农业仅贡献约15%的国内生产总值，但仍有42%的人口依赖农业，相比之下，中国约为10%。图中为2017年3月2日印度海得拉巴的棉花农民。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然而，印度却推出了一系列低效的补贴计划来帮助农民，就业保障计划占用的资金比用于提高灌溉、道路、电力和研发等生产力的投资还要多。

当前困扰印度农民的问题，不仅在于如何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更在于如何实现生产率的飞跃、优化作物结构以生产更具市场需求和价格优势的农产品，显著改善“从田间到餐桌”的营销链条，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并建立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全新机制。印度最受尊敬的农业专家之一萨达拉·辛格·乔尔（Sardara Singh Johl）过去30年间一直呼吁，印度亟需一场“第二次绿色革命”。

此外，印度如何智慧且高效地推进城市化同样至关重要。作为印度第三级政府的乡村委员会（panchayats）与城市地方机构，无论在治理能力还是财政实力上均十分薄弱。市政财政问题亟需重视，尤其是低房产税和低使用费问题。印度必须提高建筑容积率，以避免城市蔓延及低效的城市化。

若印度希望实现7%至8%的经济增长，其城市发展：包括如何实现集聚效益、吸纳新人口、并成长为创新中心，而非沦为冲突、犯罪、污染、卫生不良及交通拥堵的集散地，取决于印度能否积极而智慧地应对这些挑战。

本文的核心聚焦于印度为实现人口红利所需的经济结构转型。正如我们在合著的著作《解锁印度》中所论述的那样，印度还必须推进政府改革、完善教育与医疗体系，才能实现“繁荣印度”（Samrudha Bharat）与“包容印度”（Sajit Bharat）。毫无疑问，到2030年，印度的GDP将跃升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若要使经济真正走上正确轨道，实现“发达印度”（Viksit Bharat），仍需进行深刻而激进的战略调整。

作者简介：阿贾伊·奇布伯（Ajay Chhibber）为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杰出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