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以人民的名义掠夺人民

巴基斯坦17位总理中没有一人完成一个任期，图为新上任总理伊姆兰·汗 

摘要：新自由主义带来社会分化加剧，这种分化的打击对象从工人逐渐扩展到小资群体，于是民粹主义在社会不满不断积聚的背景下发展起来。面对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民粹主义是挽救社会危机的救命稻草吗？

近年来，世界政治风云突变：美国的特朗普上台；法国的勒庞等欧洲右翼势力声势颇为浩大，并且在欧洲各国取得重大突破和进展；巴基斯坦最近结束的选举中，由原板球明星伊姆兰·汗（Imran Khan）率领的新生力量突破了传统政治势力，民粹主义又一次成为了热门话题。事实上，民粹主义并不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现象，而是有着相当长期的渊源和历史。

民粹主义的涵义

从历史上看，19世纪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不仅出现了一个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城市市民与资本主义小农也蓬勃发展，并开始进入政治领域。前者是近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载体，后两者，正是近代民粹主义的基本社会基础。民粹主义的具体主张也直接反映后两者的切身诉求：民粹主义虽对上层的宰制不满，要求维护自身的地位，但同时他们也害怕来自工人方面的斗争，并捍卫资本主义体制本身。无论英国，美国还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总是不同程度地组织起来压制工人的斗争。同一时期，传统的右翼，无论是老贵族，还是教会势力都必须转向群众运动以维持其权力，他们也就日益和市民以及小农在政治上结合起来，部分民粹主义也就转向了右翼。二战后，他们成为欧洲各个右翼保守政党的社会基础，也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之一。

大家都知道，在现实社会中，民粹主义的两个社会基础都是高度分散、碎片化的，远不如同一时期的工人阶级有组织。相关群体的需要在现实社会中也是高度分散、分化的。因此，民粹主义运动必须通过一定的机制将这些现实社会中高度分化的群体连结起来，找到共同的身份，使之变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并使得自己的诉求成为具备普遍性的诉求，而不再是一个特殊的利益[1]。在话语层面，“人民”就是这个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正因为这种高度分化性质，所以民粹主义的连结始终不可能是彻底的，始终具有模糊性。民粹主义也就始终依赖强调（往往是体制外的）领袖崇拜和个人魅力的“卡里斯马”政治完成形式上的一致。

与社会主义运动不同的是，多数民粹主义并不反对，也无意改变现行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体制，尤其是经济所有制。例如，左翼民粹主义虽然反对大资本和大地产，但是他们并不要求废除私有制本身，而是代之以小农和小型、地方性经济。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们很容易发现，这就是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右翼民粹主义更加不会反对现存的基本结构，他们反对的“资本”也往往特指其它民族或者种族掌握的那部分资本，或者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那部分资本。

民粹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寻求跨越体制的魅力型领袖

图片来源：52rkl.cn 

冷战之后，传统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了重大危机，西欧北美的传统工人阶级在新自由主义的打击下受到很大削弱，出现了所谓“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他们迫使资本让步、进行改良的能力也被大大削弱。在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并没有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消亡”，而是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同时，世界范围内社会分化的恶化与加剧并没有因此停止，对于新自由主义的不满也不可能因此而不再发展。但是，由于上述因素，这些不满就很难导向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批判，换言之，在冷战后新自由主义的作用下，欧美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人阶级变得“模糊”了，他们的不满和抗议，也被导向至另外的方向。笔者以为这也是冷战后世界范围内，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民粹主义运动再兴的根源。

民粹主义运动通常认为，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是上层在政治上的“背叛”和“出卖”导致的，例如，欧洲各国的法西斯主义把当时的社会问题归结为各国上层向犹太人的出卖，拉丁美洲的民粹派针对各自国家的寡头和美国资本…… 换言之，他们认为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是政治性的。由此，民粹主义运动也就往往有阴谋论倾向。既然是“背叛”和“出卖”，那么对象自然包括了外部的某种力量，因此，民粹主义往往都有民族主义倾向。当然，如果相关国家的确处于被侵略或者被占领状态，这些运动就是解放性质的，比如亚洲和非洲各国的反殖民主义解放运动，以及拉丁美洲针对美国资本的反抗。否则就是压迫性的，例如美国南方白人反对黑人解放的运动，一战后德国的复仇主义运动。

正因为民粹主义对上层，包括政治上的上层，例如议员和各级官僚持怀疑、不信任的态度，民粹主义一般对现行的代议制持批判态度，支持直接民主或者直接行动。当然，直接民主也是民主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且代议制中理论上的“代议士”确实也并不像理论上那样具备代表性。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得势之后，即使传统的改良主义政党（如英国工党和欧洲其它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执政，其奉行的具体政策也和右翼政党毫无二致，甚至变本加厉，现实社会的分化等问题自然也就无法得到缓解，遑论解决。换言之，现行的代议制政治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无法应对现实问题，人们对现行代议制政治越来越失望，越来越疏离。在西欧各国，早在1980年代这种认识和情绪就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2]。

英国数千名学生表示对脱欧公投的结果很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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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又使得这种不满无法通过社会主义而表达。各种类型的民粹主义趁机再兴，把这种不满导向至新自由主义，甚至种族主义[3]。也正是因此，左翼民粹主义运动往往难以和民主区分。当代民粹主义运动也往往以“民主”作为提出诉求的基本依据。

俄国民粹派

俄国民粹派可以说是声名远播。无论是早期的民意党还是后来的社会革命党在19世纪的俄国都颇有影响。俄国民粹派的主要主张就是通过俄国农村公社走向社会主义。不过，俄国农村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1861年农奴制改革之后更是加速分化，这一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和民粹派的论战中已经指出过。因此早在斯托雷平将农村公社私有化之前，新生的民粹派改弦易辙，不再把农村公社当成依据，转而强调小农，或者更准确地说，“富农”（kulak），以进行民主革命。

1902年到1903年，切尔诺夫（Chernov）发展出了一整套理论，把富农也纳入了“劳动农民”的范畴，否认他们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性质，将富农也认定为推行“社会主义”的力量。与之相区别的是，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强调的则是农村无产阶级。社革党也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他们的主要力量在俄国农村，但是根基并不深厚，俄国农民并不十分认同他们。20世纪初年，特别是在斯托雷平改革之后，社会革命党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自称“合法民粹派”（Legal Populist），他们支持通过立宪会议颁布命令进行土地改革。另一部分人支持“最高纲领”：在“社会化”土地的同时“社会化”工业，这实际上就是十月革命时期和布尔什维克结成联盟的左翼社会革命党的前身[4]。

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

拉丁美洲是民粹派的另一重镇。19世纪以来，拉丁美洲逐步形成了自由市场经济下的少数寡头（通常从事矿业和出口农业）控制社会经济、政治的局面。这些寡头往往依附于美国。很显然，这样一种状况下，拉丁美洲社会必然是高度分化的。这种高度分化的社会带来的就是反抗上述寡头的社会运动。由于拉丁美洲各国工业普遍不够发达，工人力量相对于过去的欧洲而言不够强大，拉丁美洲虽然有颇为激烈的工人运动，但是拉丁美洲的工人运动难以掌握拉丁美洲社会运动的“霸权”，拉丁美洲的社会运动也就往往被民粹派主导。

拉丁美洲的民粹派执政之后，往往会增加福利，没收外国（特别是美国）资本，对大农场主的土地进行再分配等。1950年代危地马拉的阿本斯就是比较典型的。这些措施有一定效果，但是无力改变拉丁美洲社会的根本结构，尤其无力改变拉丁美洲的经济依赖。因此，这些措施并不能真正解决拉丁美洲群众的不满，反而会激起进一步的社会运动与右翼的反扑。

此外，在查韦斯执政期间，虽然委内瑞拉通过再分配措施降低了该国的贫困率和基尼系数，但是这些措施过于依赖执政者的个人意志，并不稳定，而且追随查韦斯的那部分人群获得了较高的社会福利[5]。同时，查韦斯也没有克服委内瑞拉对石油外汇的依赖，一旦石油价格下跌，委内瑞拉就陷入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也正是因为始终没有办法克服经济上的依附，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始终无法真正克服和解决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问题，也就始终无法应付新自由主义和寡头的反扑。而且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在政治上也是相当不稳定的。事实上，拉丁美洲的部分民粹派，例如巴西的科洛尔，阿根廷的梅内姆，秘鲁的藤森，都把拉美群众对寡头的不满化解成导向新自由主义的力量。

中东欧民粹主义

冷战结束的标志就是中东欧各国的剧变。剧变之后，中东欧各国普遍进行了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全方位转轨。国内一些学者曾经认为，中东欧经过“公正转轨”之后，走上了“共同的底线”的康庄大道。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捷克现在已经成了富士康在欧洲最重要的生产基地[6]、意大利等西欧国家的不少奢侈品（如服装）品牌都在中东欧各国建立了血汗工厂[7]、有些国家如匈牙利直接采取“面向外资全卖光”的措施……同时，中东欧各国的社会分化都在恶化。

不仅如此，中东欧各国剧变之后，当地的工人运动也没有像国内一些学者们认为的那样，从此生活在“强势工会”主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恰恰相反，中东欧各国工会只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兴盛了短短几年，之后就一直低迷[8]。这并不是技术性失误，而是有意识贯彻的意识形态。从一开始，中东欧的市场化转轨就有意识地贯彻原子化、碎片化的意识形态，有意识地分化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9]。

很明显，中东欧各国群众对上述状况并不会真的满意，各国的社会不满程度其实一直都不低。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东欧各国的左翼社会运动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不仅如此，阶级范畴在各国几乎都成了学术上的，更不用说政治上的禁忌。这样一来，相关国家的群众就只能运用“民族”的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和动员，相关国家的社会问题就被解释成上层“背叛”，或者非本民族思潮的结果[10]。在剧变之前，这个路数就是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右翼民族主义反对苏联的基本出发点。同时由于西欧资本在中东欧各国的地位，相关国家的民族主义就得到了强化。

擅长鼓动和宣传的希特勒  图片来源：mp.itfly.net 

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除捷克斯洛伐克以外，中东欧各国是清一色的右翼“小希特勒”执政。这些人物及其政权在剧变之后也咸鱼翻身，成了各自国家民族主义认同的对象。这样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也就必然是右翼性质的。例如，早在2006年，匈牙利现执政党青民盟及其右翼伙伴约比克（Jobbik）党就利用当时匈牙利的经济危机发动了相关运动，他们的针对对象之一，就是西欧的“殖民主义”。虽然近年来一些国家例如罗马尼亚出现了阶级运动复苏的势头，但是各国的基本格局仍未改变。

西欧各国的民粹主义

西欧各国原先都有相当发达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如前所述，冷战之后，西欧工人运动受到了重大挫折，遭遇了危机。但是，西欧社会显然并没有因此免于社会分化的急剧恶化以及相应的社会不满，甚至幻灭。在新的条件下，这些不满乃至幻灭就被导向至各路民粹主义，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奥地利的海德尔（Joerg Haider）、意大利的五星运动、法国的国民阵线、英国独立党、德国选择党等都是西欧右翼民粹主义著名的代表。

如前所述，这些运动的基本路数就是把西欧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归咎于移民和种族，要求限制乃至排挤外来移民。换言之，这些运动都有程度不同的种族主义倾向，也就是新纳粹。欧盟也是这些民粹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当然，欧盟现行经济运行机制对德国以外的各国确实不利，这也是西欧各国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的一个重要刺激因素。而且，西欧的右翼民粹主义还在继续蔓延[11]。

范德贝伦赢得奥地利总统选举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当然，西欧各国也有左翼民粹主义。例如西班牙近来成长颇为迅速的“我们”（Podemos）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的诉求也是经典的左翼民粹主义的。此外，在反抗西欧各国政府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措施，特别是紧缩措施的过程中诞生了不少左翼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如果今后进一步发展，也有可能发展为左翼民粹主义运动，或者其它类型的左翼社会运动。

美国的民粹主义 

美国的民粹主义分为两支。一支是美国19世纪的民粹派，他们发起的运动通常被称为“人民党运动”。“人民党运动”是一个十分松散的运动，其主要参与者是美国农民。他们和欧洲的左翼民粹派一样，反对垄断资本，但不反对资本主义。但是，尤其在美国南方，其参与者们无力克服种族主义。虽然同一时期美国南方的黑人农民也在发起类似的运动，但是黑人民粹主义和白人民粹主义的合作受到了很大障碍，不少白人民粹主义者倒向民主党[12]。为了对“人民党运动”进行分化瓦解，美国南方民主党人（所谓dixiecrats）不仅使用了很多操纵选举手段，还特地设计了文化测试、以交税作为获得选举资格标准等措施，以剥夺黑人和部分底层白人的政治权利[13]。

美国的另一支民粹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可谓源远流长，从殖民地时期起，美国就有不少殖民者一边抵抗英国统治，一边强化对印第安人的掠夺。这几乎成了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标准路数。在那以后，美国右翼民粹主义蓬勃发展。美洲大陆的殖民者是白人，因此白人至上主义（白人种族主义）也就成了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基本底色，对黑人、华人、拉丁裔人士，早期还有东南欧裔白人的排斥乃至奴役是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基本行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是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思想根基，三K党，白人民兵都是他们的具体表现。

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其它左翼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国南方右翼民粹主义也正冲锋在前。这些人，正是尼克松策士口中的“沉默的大多数”。最晚从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起，这股力量已经成为美国共和党政客们的坚强支柱（南北战争之后到民权运动之前，南方白人支持民主党，亦即前述的dixiecrats）[14]。民权运动之后，这个群体转向新自由主义，通过私立学校等手段逃避民权运动的成果（黑人白人共校等），并通过经济自由主义的“平等”反对给予黑人某些照顾，例如在学校招生中优先招收黑人以补偿他们的“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15]。

总结

综上所述，新自由主义的“别无选择”和所谓“共同的底线”并不能掩盖现实社会中的分化加剧。这种分化的打击对象已经从最初的工人阶级扩展到了小资产阶级。这种分化理所当然地加剧了社会不满，民粹主义运动正是这种不满的反映，也是这种不满被扭曲的表现。不过，正如拉丁美洲的左翼民粹主义和中东欧右翼民粹主义表现的，这些运动并不能真正克服新自由主义造成的诸种问题。就右翼民粹主义而言，它还是在进一步恶化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甚至导致灾难性结果。

注释：

[1]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Verso, 2005

[2] Hans Georg-Betz: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Chapter 2, St. Martin: 1994

[3]  Hans Georg-Betz Ibid. Chapter 4

[4] 以上内容主要参考文献： Maureen Perrie: The Agrarian Policy of the Russian 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5] Jeffery R. Webber and Barry Carr: The New Latin American Left,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3, pp.203

[6] Rutvica Andrijasevic, Devi Sacchetto (2017) ‘Disappearing workers’: Foxconn in Europe and the changing role of temporary work agencies,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Vol. 31(1) 54–70,

[7] https://cleanclothes.org/livingwage/europe/europes-sweatshops

[8] David A. Kideckel: Getting By in Postsocialist Romani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aul Kubicek: Organized Labor in Postcommunist State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4

[9] Ivan Szelenyi, Gil Eyal and Eleanor Townsley: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Verso:2000; Elizabeth Dunn: Privatizing Polan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10] David Ost: “Stuck in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Easter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and Cultures, vol.29 No.3, pp.610-624。这一期是该刊讨论中东欧阶级与阶级研究现状的专刊。

[11]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8/03/italian-election-far-right-m5s-lega

[12] Omar H. Ali: In the Lion’s Mouth, Black Populism in the new South, 1886-1890,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10

[13] Carol A. Horton: Race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14

[14] 以上内容见Chip Berlet & Matthew Lyons: Right Wing Populism in America,pp.88, Guilford Press, 2000

[15] George Lewis: Massive Resistance, Hodder Education,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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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攀

编辑：Targaryen

美编：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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