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技术，人力资本，还是？读陈平所作《中国与西方：世界秩序变动的代谢特质》随感

个人感觉，陈平老师提供的这个中观视角，特别是从制度设计实操层面上或企业的战略性创新角度看，应用价值极大。但是，本人对文中部分说法抱商榷的态度。

（文章配图：李笛于2019年7月底摄于黄浦江畔并授权）

“相比之下，美国自1950年起禁止向中国转让技术。与德国、日本和韩国相比，美国技术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很小。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主要源于美国制定的贸易政策而并非中国的贸易壁垒。”此句的实质，或者说底层逻辑，在我看来，似乎等于是说，美国政府不愿意美国与中国“共享”其“创造”的或从人类历史“继承”的价值——不仅不经济，也意味着不道德——不道德其实也将带来不经济？

数天前，从陈平老师（注：其受聘于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新浪微博的账号“眉山剑客陈平”，偶然读到了其5月20日发布的文章《中国与西方:世界秩序变动的代谢特质》，颇有收获。

我是偶然了解到陈平老师的，因为一个学文的师弟在某个微信群里推荐了他的著作《代谢增长论》；之后，并看了一期他的观视频节目，开始关注他。

在我目前看来，陈平老师现在很火，更有大家风范，学识渊博、见解独到。接触到他的观点，实为幸事。

当然，对于前面提到的陈平老师的该文，我不敢完全苟同；但是，该文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和思考，这是无疑的。

阅读该文过程中，我试着做了“圈点”，并作了一点笔记，以飨读者，更希望与大家探讨。除非另行指出，前文中及下文中引语均出自该文。

#1 知识是不是中性的力量？

“亚当·斯密曾引用托马斯·霍布斯的话，但有所保留；他认为‘财富就是权势(wealth is power)（(斯密1776)。中文通常翻译英文'knowledge is power’为‘知识就是力量’，我以为更确切的翻译是’知识就是权势'，因为人们可以凭借权势欺负弱者。知识和财富一样，都不是中性的力量，而可能是不公平的权势。”此段值得关注。那么，什么是中性的力量，或者，是否存在中性的力量？

如果确如陈平老师所言，知识也都不是中性的力量，那么，是否可以做这样的理解：是因为，知识的获得是需要投资的——投入时间（实际上，在我看来，广义上的时间也涵盖了生命力/精力，或通过投入时间获得的金钱）或金钱等，也因此意味着现实中财产和地位的不平等可能“先天的”决定着知识在社会中分布（并被获得）的不平等？如此这般，其背后则为人力资本这个概念的逻辑？

那么，中性的力量可以是什么，以及事实上是什么？是时间，是博弈，还是运气这样的偶然因素？我暂时还没有太多想法。

#2 技术，人力资本，还是“活”的劳动？

陈平老师又说道：“大国的兴衰可以从历史上本国占世界GDP比例的变化观测到(表V)。这一历史模式可以更好地理解代谢增长理论。相比索洛的外生增长理论预测收敛趋势和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预测发散趋势，只有代谢增长理论可以解释旧势力的衰落和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其根本驱动力不是人口、资本和知识积累，而是旧技术的衰落和新技术、新产业的崛起(Chen 2014)”。然而，技术难道不可以被归并到知识或者人力资本那边去吗？技术，和工具一样，不正是由已被（自己和社会）投资的人投资和开发以及使用而发生效能的吗?

陈平老师在后文又说道：“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是基于现有知识积累的内生增长(Romer 1986)，而是随着新技术的崛起和旧技术的衰落而产生的新陈代谢式增长(Chen 2014)。”难道，不可以说，这里的所谓新技术，不就是现有知识积累的更新的、升级了的“组合”吗？

除非，你说某种技术的出现也带有偶然的因素。但是，因为偶然因素触发或”相机”适宜显现而出现的某种技术，也要有人类相应的知识积累去掌控和应用，才能实现其相应的价值的吧？这背后是不是也是人力资本的逻辑，或者说（人的）活的劳动创造财富的逻辑？

当然，补充一点，在陈平老师的另一篇文章《代谢增长论——市场份额竞争、学习不确定性和技术小波》（微信公众号“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于2020年5月4日发布、原载于《清华政治经济学报》第2卷）中，陈平老师认为，“经济学中，知识结构比知识总量更重要”。如果从这一点说的话，似乎陈平老师并没有否定知识积累的意义，反而增加了知识积累的意义和地位；当然是以一种有所升华的视角？因为，是不是可以说，知识结构，或者，对知识进行结构化的处理，也是一种知识积累？

需要声明的是，我是从字面意思上，理解这里陈平老师提到的；对于有关知识积累的理论；还缺乏针对性的，或深入的，对此的了解和研究。

值得提出的是，陈平老师在以上《代谢增长论——市场份额竞争、学习不确定性和技术小波》文章中，总结道：“我们的理论构造宏观经济周期的中观基础（meso-foundation）：即工业化的技术代谢过程存在过剩产能。过剩产能观测到的成本包括大规模失业，这也就是物理学中典型的废热，或者叫经济熵（Georgescu-Roegen 1971）”，则相当于明确了，陈平老师的关注点更多在于中观产业层面。

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关注点提供的中观视角，不仅形成了对原有宏观和微观经济学之间的一定空白的一定填补；同时，其相应的推论，和其背后的立场和哲学逻辑，更多的，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西方目前主流的一些经济学理论，形成了挑战；至少，就理论创新和发展来说，是极有价值的。

并且，个人感觉，陈平老师提供的这个中观视角，特别是从制度设计实操层面上或企业的战略性创新角度看，应用价值极大。

#3 市场的边界？

后文提及的“科斯定理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利益冲突，不是因为交易成本高，而是因为追求财富和权势的非对称博弈往往没有均衡解(Coase 1960, Chen 2007)”，有理。

但，同时也不必如此论断，如果看官可以不将“交易成本”的定义限定得较狭窄的话。当然，再一次，我要声明，我对“非对称博弈”和“均衡解”还有待深入理解。

后面，陈平老师认为“中国发展的上述特点，体现了市场’看不见的手’、地方和中央政府的‘看得见的手’以及公民社会‘有思想的头脑’之间的合作而非对抗的新互动方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除了英美模式外，中国还可以从德国、日本、斯堪的纳维亚、新加坡、以色列等其他市场模式中吸取经验教训”。在我看来，这是很好的洞察，更值得赞同。

但，讨论如何增加和提升这种合作而非对抗式的新互动方式的内涵和外延，以免过于强调合作（事实上，也可以说在内涵上，违背了“合作”的初衷和本意），而客观上抑制了创新，也是值得留意的。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显然是当下世界上各经济体之间关系的生动比喻；而应对未来的挑战，也需要这种关系的、更良性的互动。而中国作为具备悠久文明史，并爱好和平的国家来说，显然可以参与推动世界迈向升级，并持续做出更大的贡献。

#4：金融的逻辑？

“美国衍生品市场规模约为美国真实GDP的30-50倍、世界真实GDP的8-10倍。它可能成为世界经济中大规模杀伤性的金融武器。究其原因，衍生品市场是建立在短期投机的基础上的，而产业增长是一个长期的发展。宏观货币和财政政策只针对中等商业周期。小国或大国的弱政府无力控制巨额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动而引发周期性危机”。

在我理解来看，这段话的核心是内涵式增长和非内涵式增长的区别，真实价值世界和虚拟价值世界的差距，或者说是真实商品价值和货币计价价值（价格）的差距，也是货币名义价值和内涵价值的差距，也是真实生产和真实分配之间的差距。这个差距太大，就难以维持原有系统的运行（用经济学的角度，就是成本太高而破产）。

陈平老师，根据文中以上配图，提到“其中，美国的工业比例最低为19.1%，贸易逆差也最大。相比之下，德国、日本、中国等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其工业比重均在30%以上。美国金融业的过度扩张可能会对美国制造业产生挤出效应（Johnson 2009）。”

这个数据和相应其引述的判断，则洽洽是内涵式增长和非内涵式增长的区别，也就是真实价值世界和虚拟价值世界的差距过大的一个作证，由此，也宣示着其可能导致的后果是悲观的。

面对着美国的相关教训，我国是否应加速推动全社会范围内的反思，反思金融化与产业政策和教育政策的关系？反思“土地财政”式隐性金融化投资与其他形式投资，特别是“投资于人”的关系？

#5 合作的经济性？

此点甚妙：“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冷战不是一个对称的两方博弈，这在博弈论中很常见，而是一个具有时间演化的非对称多玩家博弈。来自苏联人造卫星的第一个挑战导致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军备竞赛。即使美国声称自己是政治赢家，苏联和美国依然都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成为冷战时期真正的经济赢家。”

其实，这个观点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类似“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整体性”思维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综合性思考和“天下一家”的体现吧。

“中国没有取代美国作为全球化世界警察的动力，因为它的财政负担远大于经济收益。这是冷战之后我们从苏联和美国的衰落中得到的重要教训。”这此段中，陈平老师更多谈的是经济——也可能他觉得不方便谈更多非经济内容，以最大限度避免意识形态化。（注：根据陈平老师自述，此文最初在19年3月初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会议上发表；此会议应为涉外国际性会议，有外宾出席。）

其实，在我看来，被陈平老师这里批评的的看法里，还有个经济上的“外部性”的视角缺失的问题。当然，更重要的，也并不在于经济上的计算，或者说，不在于传统范式中的经济计算——此种计算似乎至少排除了文化的经济价值。

所以，我们提倡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期“以文化人”，从文化上，通过共同愿景，参与领导人类一起“胜出”，并以“一带一路”这样的相对实体化的发展方式，更好的联结世界？

#6 美国分裂的可能性？

“据我的观察，受英国退欧事件的影响，美国有可能因为贸易战凸显的经济问题而出现分裂，一些地区因素将可能导致德克萨斯以及蕴藏丰富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南部各州在经济政策上独立出去。毕竟，在面对来自俄罗斯和欧佩克国家的激烈竞争时，他们需要一个像中国一样庞大而稳定的出口市场。加州和西海岸的高科技产业也需要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市场来恢复它们在研发上的巨额投资。如果失去中国市场，高科技产业将在全球竞争中失去市场份额，利润将大幅下降，中西部地区的农业部门也无法维持下去，因为中国是他们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市场。”此段带有畅想性质的推论颇为大胆，也引人深思。

事实上，在陈平老师的前述提及的微博账户中，在最近，结合最近美国抗击COVID-19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成效较差的情形，也有提及此观点。没想到，陈平老师早已经在此前有此推论。

如果静下心来，摒除平时“天然”自带的“中国大一统”文化“审美”偏好，并将自己代入到以“个人主义”为深刻文化基因、“资本”话语权相对超然的美国背景里，就不能不说，此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从严格角度的理论上来说的话。当然，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结局，那对美国和中国来说，长远看，都不是好事。同时，这是否也给我们一个反思的机会：对经济的内涵，下一个定义的话，究竟如何下，才更合理？为了所谓的经济，很多事情的价值需要重新再被估量吗？

#6 文化共容，还是“天下一家”？

“据我的观察，贸易战争对美国造成的损失远大于对地区多样性的中国产生的影响，因为中国沿海地区出口的衰退会刺激内陆地区的发展。我不支持贸易战，但我对中国经济在贸易战威胁下可能出现的结果感到乐观。西方的‘危机(crisis)’一词，中文是两个汉字的组合：‘危（险）’加上‘机（遇）’。”此段较为中肯。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此处提到我们中国和西方对于危机这个词的不同内涵，特别是构词法上呈现出来的语言范式的差异，则很好的展示了中方和西方可能在文化上的、可能存在的极大差别，而这些文化很可能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价值（含经济利益）的不同判断和定价。

以上是我拜读陈平老师大作《中国与西方：世界秩序变动的代谢特质》的一些笔记和感想。总体上，我很认同该文主张，但觉得局部内容有待商榷。欢迎你的观点。

为方便读者阅读，特添加若干小标题。仅供参考。

你怎么看？

注：本文于今年5月30日，首次公开发表于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号：第一决策参考（id：ft29029）」，本次发布，略有改动。陈平老师《中国与西方：世界秩序变动的代谢特质》一文链接在此：头条文章

我是谁？

李笛，英文名Steven，09年创立领励咨询，研究领导力、“投资于人”和劳动关系……服务过众多国内外领先公司，如华为、腾讯、可口可乐、宝洁、吉利等。李笛的座右铭是智明则德生，本世纪初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汉语言文学系，也是一名语言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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