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与"国际接轨”,能不能升级"国际轨道",或自己创新"轨道"?

前言:

最近在研究中国方案、我国经济发展路径过程中,偶然于微信读书app上发现一本书《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兰小欢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作者兰小欢(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经济),似乎着力体现他的一种高大的家国情怀,好奇;通过关键词搜索的方式,快速了解了一下该书的一些观点和内容,发现:尽管此书在微信读书上被该软件提示为“神作”,而且阅读量众,在我看来是严重过誉了——居然没有想到该书居然有罗永浩这样的人物来做推荐,但鉴于该作者以从美国留学学成归来、学力主要出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背景(其在书中自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重镇…..我对中国经济的深入学习和研究,是在这里开始的。我出生于1980年,长在内蒙古的边陲小镇……除了在美国读书和生活的六七年,没离开过这片滚滚红尘),而勇于涉及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济建设及相关经验,并给予不少积极评价,已实属难得,也并引发了我一些思考和不同意见。

摘要:

创新不止限于细枝末节。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接轨"时要不要考虑限制条件?为了谁和依靠谁常常定义我是谁。谁是发达国家,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85万的美国,还是不到5千的中国?

作者:李笛

提示::本号基于建设性和理性、旨在从学术角度的思考和分享,仅供参考。谢绝非理性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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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我自己阅读该书《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时的读书笔记,来做点儿简单分享,或许能给读者一些参考。除了个别字句或标点,我选取再次分享的读书笔记内容基本未做改变;「」号中的部分为该书相关内容的引用,在其后以()加注相关引文所属章节供查询。为方便阅读,相关笔记稍作集合后,以小标题导之。

本文为《1960年代始于备战的“三线建设”如何成就改革开放年代的?》一文续篇。

1,以GDP为例

完全可以这样。1840年的清朝的中国GDP第一,但是被英国入侵者强加的鸦片战争打败了,并且从此日益被陷入屈辱和苦难的境地,直到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50年的新中国的GDP相比美国应该是很少的吧,但是在面临美帝势力的威胁和侵犯,我们以正义的抗美援朝赢得了保家卫国,给美国当局“立下规矩”,这说明了什么呢?GDP重要,但是GDP的结构更重要吧?GDP对应的经济体里头中的人民或劳动者的价值创造和分享能力是否更重要呢?

「(25)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务院没有设定GDP增长目标,属20余年来首次。(第一章/扩展阅读)」

2,以契约精神为例

这个就值得关注了。如果有“不可能实现写清楚所有情况”的合同,那么,是否就该承认所谓的契约精神有着它自身的局限性,人们就不该鼓励以契约精神为最高目标——特别是当合同或契约是主要地被用于处于市场交换的话?市场是否能够为所有的交换需求提供有效的服务?如果不能,是否就不能提所谓的“市场万能论”?究竟是市场还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的“联合体”的社会的目标,更值得追求?

>> (29) 从经济学的合同理论出发,合同不可能事先写清楚所有情况,所以权力的实质就是在这些不确定情况下的决定权,可以称为“剩余控制权”(residual control rights)。以这种视角来分析权力的理论始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详见其著作(1995)。他用“剩余控制权”的思路去理解“产权”的本质,即在合同说不清楚的情况下对财产的处置权。而更加广泛的权力或权威,可以视为在各种模糊情况下的决定权。(第一章/扩展阅读)

3,以货币为例

伯南克大言不惭还怪起来中国?作者似乎对现代货币的本质属性认识不足。现代货币,主要是法币,很多情况下,相当于一种给债权人或劳动者的欠条,而这个欠条的内涵价值可能随时随地加速缩减。价格,也往往体现为货币面值,很多时候往往与其本该代表的商品或资产的价值相脱钩。

「中国等东亚国家借钱给美国,与贸易不平衡有关。2018年,中美双边贸易逆差约4 000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需要从全世界借入4 000亿美元来为它从中国额外的进口买单,其中最主要的债主就是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后者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中吃过美元储备不足的大亏,所以之后大量增加美元储备,买入美国国债或其他证券,相当于把钱借给了美国。这种现象被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称为“全球储蓄过剩”。他认为这些钱流入美国后压低了美国利率,推动了房地产投机,是引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第六章/ 第二节债台为何高筑:欧美的教训)」

4,以借钱或贷款为例

金融危机后,尤其是新冠病毒大流行危机中的美国呢?在美国超过80万人死于新冠病毒,而他们的股市屡创新高。请问,股市与经济的关系是什么?而那个经济与普通劳动者的关系是什么?一个不使普通劳动者优先受益的经济体的合法性有多少?而美国富人的钱从哪里来的呢?巨大贫富差距下的美国超级富人手中远远超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财富多大程度上符合正义或社会公正性?

在巨大贫富差距下,“富人借钱给穷人”更符合正义,还是政府应加大或巩固按劳分配机制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作用,以增加社会中的正义性?

所以,单一谈税收和转移支付收效有限,否则,美国这么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以至于被很多人看作世界第一强国的国家,不早就走向共同富裕了吗?充满形形色色的社会严重问题,如巨大贫富差距、枪支泛滥、曾对美国本土人口执行种族灭绝政策、童工和系统式种族歧视延绵至今、充满黄赌毒、屡屡对外军事干涉的美国,真的可以被认定为文明社会的代表吗?

中国可以学习美国一些东西,但是不能学太多或者学错了该学的东西。美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元素,如私有化、”旋转门“式官商勾结、乔布斯式企业家专制作风、过度金融化、恐怕我们不应该多学,而美国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元素,如社会企业、劳动者所有企业、开放账本管理是不是我们应该多学的呢?

「金融危机前,美国银行业将近七成的贷款是按揭或其他房地产相关贷款。所以大部分银行并没有把社会闲散资金导向实体企业,变成生产性投资,而是充当了富人借钱给穷人买房的中介。这种金融服务的扩张,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加大了风险。

这种金融资源“脱实向虚”的现象,在我国也引发了广泛关注。在2019年的上海“陆家嘴论坛”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就强调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解决好“脱实向虚”问题,下大力气清理金融体系内部的空转资金。而且特别强调了房地产金融化的问题:“一些房地产企业融资过度挤占了信贷资源,导致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助长了房地产投资投机行为。”(第六章/ 第二节债台为何高筑:欧美的教训)」

5,以服务业为例

作者似乎还没有谈到私有化若不被遏制或严格监管的情况下,大规模的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可能带来的全球性大失业。

「同时,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机器变得越来越智能化,需要运用大量软件和服务,而设备本身的相对价值越来越低。所以大量投资进入了所谓的“无形资产”和服务业,而服务业更依赖于人的集聚,也就推升了对特定地段的住房和社交空间(即各类商业地产)的需求。(22)第六章/ 第二节债台为何高筑:欧美的教训)」

6,以增发货币为例

增发货币可能会以一种特殊的“公地悲剧”的面目出现。

「还债让债务人不好过,赖账让债权人不好过。所以偿债过程很痛苦,还有可能陷入经济衰退。相比之下,增发货币也能缓解债务负担,似乎还不那么痛苦,因为没有明显的利益受损方,实施起来阻力也小。(第六章/ 第四节化解债务风险)」

7,以中央银行为例

作者似乎并没有点出来作为美国中央银行的美联储的私有化性质?提倡私有化的银行家在什么情况下会以天下为己任,或讲究“天下为公”呢?如果印钞就可以解决经济乃至民生和社会问题的话,蒋介石治下的国民党腐朽政府不必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推翻了而逃到台湾了吧?不从寻求对产权关系的合理调整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做考虑怕是走不远的。

毛泽东时代也许是产权公有化有所过度,而邓小平时代也许是产权私有化有所过度,现在的可能的有效对策应该是:需要逆转一定范围内的私有化,并大力提倡以劳动者集体所有制市场主体为代表的、而非私有化倾向或家庭财阀化的民营经济板块或民营企业群体,增加公有化的比重,也增加公有化的活力

「“量化宽松”的主要问题是难以把增发的货币转到穷人手中,因此难以刺激消费支出,还会拉大贫富差距。央行“发钱”的方式是购买各种金融资产,所以会推高资产价格,受益的是资产所有者,也就是相对富裕的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维持了好些年,股市大涨,房价也反弹回危机前的水平,但底层百姓并没得到什么实惠,房子在危机中已经没了,手里也没多少股票,眼睁睁看着富人财富屡创新高,非常不满(第五章)。这种不满情绪的高涨对政局的影响也从选举上反映了出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暴发后,美联储再次开闸放水,资产负债表规模在3个月内扩张了六成以上,而随后的经济反弹被戏称为“K形反弹”:富人往上,穷人向下。(第六章/ 第四节化解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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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笛作图并授权)

8,以产权为例

保护产权是要做的。但是否应问下:保护谁的产权,保护可以令谁受益(少数人,还是绝大多数人,特别是普通劳动者占主体的绝大多数人)的产权?共识是需要的。问题是提倡谁的共识?在何种条件下提倡?

“华盛顿共识”有那么好吗?那样的共识主要服务于国际大资本家呢,还是中小微市场主体或一般劳动者呢?不同体制或制度下的国家真的可以被轻易地放在同一标准下,进而被划分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吗?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中,3亿左右人口的美国得新冠而死者已经超过80万,而14亿多人口的中国得新冠而死者不过5千。

请问作者,美国和中国,谁是发达国家,谁又是发展中国家呢?

另外,从意识形态上来说,一个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和一个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国家,如何比较他们之间的先进与否呢?如果把资本主义道路认定为比社会主义道路高级,是不是美国就比中国发达?

如果认定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高级或更文明,是不是应该说中国比美国发达呢?新时代的中国学者或有识之士应该有立足于民族性和国情根基之上的开放性、世界性的,尽力有所创建,而非满足于跟随,更别说对美式发展和价值体系的亦步亦趋。

「就拿法治能力来说,虽然经济理论和所谓“华盛顿共识”都将产权保护视作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但在现实中,保护产权的能力只能在经济和政府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提升。换句话说,对发达国家而言,保护好产权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有效的产权保护更可能是发展的结果。把产权保护写成法律条文很容易,但假如社会上偷盗猖獗,政府抓捕和审判的能力都很弱,法条不过是一纸空文。(第八章/第二节政府的发展与转型)」

9,以贸易为例

谈经济不能不谈政治,谈政治不能不谈“为谁服务”和“依靠谁”的立场问题。中国应当有自己的、更容易懂的人民立场的政治经济学。

「因此,贸易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贸易冲突的根源也往往不在贸易本身。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内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会直接影响到贸易总量。资源在居民、企业、政府间的不同分配格局,也会造成生产和投资相对消费的比重变化,进而影响经济的内外平衡。人们常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从宏观角度看,对外贸易失衡也是内部结构失衡的延续。(第七章/第一节低消费与产能过剩)」

以上,一点思考,仅供理性思考或学术性探讨。

注释/参考文献:

兰小欢:《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2022年1月22-23日间阅于微信读书电子书,原注: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

赵蕴娴:《「专访」经济学家兰小欢:不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工作收入,三次分配的作用有限》,百家号“界面新闻“2021-09-22,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1569424193974205&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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