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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里有座“创作监狱” | 显微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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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朝阳区左家庄,有一座影视工作专门用来安置编剧的“编剧楼”。

从1993年开始,这座楼最初的名字,“上康城公寓”,就很少有人再提起。

“编剧楼”里的生活,一般人难以想象。用本期显微故事作者唐山的话说,这里既是名利场,也是一个“创作监狱”:一帮大小编剧在这里封闭式创作,直到交稿之前,吃喝拉撒都在里面。

编剧楼也曾诞生过杰出的编剧,有写出《英雄》和《鬼子来了》的史健全、写出过《温州两家人》的高满洲,也有时下最流行的网络大电影编剧们。

有的人终身做“枪手”得不到署名权、有的人编的电影即将开拍却临时取消最终稿费也没拿到、更多的是抄袭他人剧本以换取生存稿费的“吸血鬼们”。

一将功成万骨枯。

现在的上康城公寓,到底是“编剧楼”还是“创作监狱”,越来越难分清了。

文 | 唐山

编辑 | 木蒙

影视圈的人几乎都知道,在北京城里有一座“编剧楼”。

“编剧楼”坐落在朝阳区左家庄南斜街歪歪斜斜的胡同群中。从1993年起,这座楼的本名“上康城公寓”就很少有人提起了,直接称呼为“编剧楼”。

这是栋平淡无奇的建筑,看上去和周边居民楼差不多。如果没有人带领,一般人很难找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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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楼外景 唐山拍摄

但就在这里,曾先后“关”过不少知名编剧,例如写出《鬼子来了》(姜文导演)和《英雄》(张艺谋导演)的史健全、高满堂(编有《温州两家人》、《闯关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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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鬼子来了》剧照

在“编剧楼”附近的写字楼里,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影视公司,它们多半都是上康城公寓的租户。

因为距离近,影视公司通常直接把编剧们安置在楼里,好密切沟通剧本进度。

用刘夏的话说,“从办公室扔个土豆,就能打到编剧的脑袋上”。

刘夏当过编剧,也曾多次被“关”进上康城公寓。2009年的时候,他转身做了一家影视公司的主管,成为了天天往编剧楼跑、监督编剧进度的“工头”之一。

那段时间,上康城公寓一套房的月租只需6000元。一般情况下,30集的电视剧,成熟编剧用3个月就能写完。如能按时完成,这1.8万元实在不多。

可刘夏从没遇到过一位能按时交稿的编剧,倒是经常有编剧拿了10—20%的定金后,从此人间蒸发。

“为什么要设编剧楼?这帮人太坏,必须得看着他们,无赖什么样,他们就什么样”,刘夏说。

18年没有署名、常年稿费打水漂的“无赖们”

编剧真的无赖吗?游伟却有一肚子苦水要倾吐。

游伟最近编剧的《天涯热土》刚在央视一套播完,那是他去年来署名的第一个作品,但却不是在编剧楼那两年完成的。

2015年开始,游伟住进了编剧楼。在编剧楼的两年,游伟几乎没写出任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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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楼外的街道 唐山拍摄

“邻居都是编剧,个个目光呆滞,显然正忍受反复修改的折磨”,游伟说。

当时他的老板是李亚鹏的哥哥李亚伟,“李亚伟管得太细,我写左脚往前迈一步,他就会问,为什么不是右脚?”

搬进编剧楼之前,游伟的创作热情要高得多。

38岁的游伟是湖南常德人,武汉大学德国古典哲学硕士生。上学时,学伦理学的舍友一心想当导演,游伟每天陪看,将IMDB(互联网电影资料库)上排名前500的片子全看了。

因为不喜欢毕业被分配的机关工作,同时恰逢《雍正王朝》如日中天,游伟就去湖南和光文化公司应聘。

当时公司的老板是宋祖英的先生罗浩,聊了两分钟,罗浩就让他来上班了。

影视公司却有和机关一样的饮酒文化。游伟不得不每天陪着领导从早上11点喝到晚上8点,作为剧本编辑,还要晕乎乎地看策划案、剧本,提出修改意见。

恰在此时,公司发生变动。一位导演找到游伟,请他做“枪手”改剧本,每集2万元。

所谓枪手,是编剧行业内的黑话:知名编剧通过名气拿到编剧任务,然后再找小编剧将编剧任务分包,小编剧按 5000元/集—2万元/集分成,但没有署名权。

这样的大编剧,也在行业内被叫做“开会编剧”。

“ 听他们和制片人聊本子,真是让人热血沸腾,一下就把思路打开了。可拿了活,他们自己不写,都是让枪手写,然后他们署名”,游伟说道。

就这样,误因为做“枪手”结算快,能够尽快缓解自己的房贷压力,游伟住进了编剧楼。

但那两年成为了游伟最蹉跎的两年。李亚伟的公司也没有拿到好的投资,游伟自然也得不到什么收入。

一气之下,游伟搬出编剧楼,决定单干。

但真的轮到他自己面对导演和项目时,才发现影视行业的环境有多糟糕,往往是临到要开机了,却遭遇投资人撤资、或者其他原因而半途而废。

直到第七年,游伟的《天涯热土》才正式拿到投资,并在央视开播,成为了游伟做编剧七年来第一个署名作品。

“这在编剧行业内算得上‘撞大运’了”,单黎明听到游伟的经历后这么表示。

单黎明干了18年编剧,写过40部以上的剧本:有电影,有电视剧,还有纪录片,但始终没得到署名权,甚至有的剧本连稿费都没有收到。

搬进编剧楼是单黎明入行的第二年。

当时,某剧组开机在即却临时将原剧本推翻,急请人重写30集,要求3名编剧在30天内完成。

单黎明此前本职工作是文学杂志编剧,平媒的稿费仅千字百元,做枪手写剧本,却是千字千元。

单黎明接到了这个活儿,“以为捡到赚钱的机会”。他马上就决定住进编剧楼,每完成3集,便交导演审一次稿。

结果,干到15天左右,导演突然不怎么来了。几天后,大家觉得不对味,再去找导演,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从编剧楼搬出那天,单黎明发起高烧。他自己租的房子在5层,因为通宵熬夜写剧本,最后他连回家上楼的力气都已没有了,只好手脚并用,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爬回“家”。

2018年,单黎明有一个转行的机会,某平媒请他去当总监。

对于47岁的人来说,这可能是最后的职场机会。再加上,单黎明因为长期伏案工作,患上肩周炎、颈椎病,转行的意愿也逐步攀升。

同时,一位导演找到单黎明,承诺这次不论如何,一定给他署名。

单黎明犹豫了整整3个月,最终还是放弃了总监职位。跟着导演“进了山”。

在拍摄过程中,单黎明遭遇了一次车祸,捡了条命回来。然而,全部素材拍齐开始剪辑时,导演被查出肝癌,4个月后去世了。

“他是个好人,可惜我们相遇得太晚了”。单黎明和导演签的是分五次付款的合同,尾款20%照例没拿到,对此他已习以为常。

他说,“干编剧这行,很少有人能拿齐尾款,有合同怎么样?还能真去打官司?”

这边为稿费维权打官司,那边抄袭90%国外电视剧

“干编剧这行,被骗剧本的几率是90%”,土哥说。

土哥入行七年,也没有自己的署名作品。但他的很多作品已经被许多知名编剧拆解成若干情节,最后出现在影院、电视台和视频网站上。

影视行业有一个奇怪的逻辑:谁也说不好你的作品质量如何,你必须拿出成功案例。可大家都不给新人机会,所以他们永远无法得到成功案例。

这导致圈里不少编剧更迫切得想出名。因为只有名气能够带来最持之以恒的收入,否则可能要做一辈子“枪手”。

土哥说,“凡是对你大加赞赏,让你先写个几万字大纲的,多半再无下文”。那些编剧骗几个大纲后,再攒成一个,就成了他们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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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一次针对编剧行业创作现状调查(图片来自网络)

 

土哥电影学硕士毕业,长辈在电影院工作,本想一毕业就做编剧,但当时看到一则招聘广告:编剧月薪2千元,路边饭馆招服务员月薪3千元。

为了生存,土哥当过记者,还在培训老师,但割舍不下“电影情结”,他也兼职给电视台当栏目编剧、拍网剧、做枪手……

为拍“真正的电影”,他还曾跟着一位香港“大编剧”干,眼看就要成功,钱也拿到手了,可老板一句“不想拍了”,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大学编剧老师曾说,“干电影这行,要抱着毕业后穷十年的决心”。土哥算了算,自己还有3年。

疫情期间,父亲来他租在北京三环的房子看过他,进门看了几眼,说:“再混不出来,搬北六环去好吗?”

土哥是个现实主义者。他觉得,就算抄袭严重,他也给自己挂上一个“护身符”: 只有签合同、给定金,他才交大纲。

没想到,这却给他惹来麻烦——一位学法律的制片人拿到大纲后,认为不合格,要求土瓜湾情哥双倍赔偿,否则就去“告”他。

拿诉状时,他才明白,这竟然是真事。

那天来法院的人排队就排了小半天,当时他开始后悔:对方有投资人,可以找律师代取,而自己只能单打独斗。

“打官司太牵扯精力,那段时间我都快成神经质了,天天自言自语,在反驳对方,也没时间写别的东西赚钱”。

又想生存,又想出淤泥而不染,在编剧行业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事情。

“在整个影视行业中,制片人、导演、演员都可以说剧本不行”,田若认为,“编剧的地位实在太低了,只要是故事,就永远无法让所有人都喜欢,包括四大名著,照样有人不喜欢”。

土哥说的3000元月薪的编剧岗,田若干过。为了省钱,田若租住在沙河,坐公交去国贸上班,每天路上要花4个小时。

整整1年,田若看了无数个别人的剧本,以为摸索出编剧的窍门,还去了杭州一家公司当编剧。

那家影视公司的操作方式,让田若彻底对影视行业失去信心。

该公司有一个剧本库:所谓编剧,就是从中摘抄各种桥段,将它组合成作品,改一下人名即可。一天一集,都是“抗日神剧”。

但无奈该公司有较强的发行能力,能做到每部电视剧都卖给地方卫视,因此根本不用考虑情节和故事的合理性。

剧本需求量大,让田若也开始抄袭,即便是只抄不写,每集也能拿到5000元稿费。

“这算不上什么行业秘密,国内的电视剧90%抄自国外,剩下10%是抄的”,田若说,“现在完全原创的电视剧几乎没有,大多是从国外拿骨架,咱们填细节。”

即便如此,稿酬也这只能保证了田若的基本生活。2018年,田若的孩子在北京出生,但她依然在外地打工。

“做编剧最大的好处是,能把你的心撑得很大。今天写,明天就挨(制片人、导演等的)骂,很多人受不了,就死在这条路上了”,田若说。


失衡的生态链:

创作者从“梦想家”变成“全职老赖”

整个影视圈食物链充满竞争、金钱和利益冲突,算得上血腥万分,而编剧则处于食物链的最底端。

陈佳曾在某头部影视平台做编剧。入职前,她对该平台的制作能力感到疑惑,明明广告收入颇丰不差钱,为什么一直没有好的作品。

直到真正入职,她这才意识到,在逼仄的大环境中,创作有多难。

一次,她提交了一个有关消防员的剧本,立刻遭到制片人的斥责:“火场的戏这么多,拍摄成本得多高?怎么能出现这么多?”

陈佳辩解道,既然是写消防员,要故事好看,这些场景必不可少。制片人懒得听,说:“最多只能出两个小火场,不能有大火,否则拍不了。”该剧本最终被放弃。

“这样的事太多了,剧本里写女主角怀孕,可开拍时,明星一句‘保持形象,不演孕妇’,整个戏都得改”。

明星考虑形象,投资人考虑回报,导演夹在中间,但所有人都可以指责编剧。

陈佳说,没有人会讨论剧本的审美,都在讨论票房和点击率,最终都是资本说了算。“编剧拉不来投资,靠别人吃饭,当然最受欺负。”

即便陈佳所在的平台,靠积攒的流量庞大,虽有一定选择权,可平台也得依赖广告商。而广告商没时间看剧本,只看有没有明星,是不是大IP。

结果是,所有创作者都得靠明星吃饭。

根据“限薪令”,明星片酬不得超过成本40%。但陈佳认为,这无济于事,行业失衡严重,这里减少的成本,就要在另一个地方补回来。

“千万别找北影、中戏的人,他们早都学坏了”

刘夏之所以把编剧们称为“无赖”,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太懂编剧的“顽劣”。

从5千元一集的枪手、混到每集20万、有署名权的编剧,刘夏一步步走来。

后来摆在他面前两条路:一是成为每集40—50万元的大编剧,并且雇一堆枪手给自己干活;二是直接做影视公司高管。

两条路他都不忍放弃,只好白天办公,晚上继续编剧。

这也让他对于编剧群体的生存状态理解地更深刻,“不论你盯得多紧,住进编剧楼的这些编剧们,都在私下给别人干活”,因为他也一样。

即便一个新人突破层层考验,成为知名编剧,依然要为生存操心,同时还要吸“年轻编剧的血”。

刘夏曾请来一位业内著名编剧住进编剧楼。名编极难伺候,对方要求找一个合格的助手,先后推荐了1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人都交了提纲,有的在业界已小有名气,却无人通过名编的面试环节。

前后花了将近100万元,刘夏才意识到,名编只想拿钱,根本没想干活。

 “找编剧,千万别找中戏、北电的人,他们早都学坏了。其实找一本成熟点的小说,让中文系的学生口述笔录,然后再自己润色一下,比任何编剧写的东西都强。”

边写剧本边当高管,才一年多,还不到50岁的刘夏因脑溢血,突然倒在地上。

经过急救,捡回一条命,手术时,将刘夏的额骨一角削掉,很长一段时间,他半个额头明显瘪下去,无法出门,后用合金修补,才恢复原状。

疾病让刘夏失去了工作,也没人再找他写剧本了。后来他自己拉投资,直接找资方投自己的本子。

接受采访时,刘夏说自己在这几年在谈一个上亿的“大项目”,但第一个电话拨过去,他的手机却是欠费停机状态。

眼下,疫情还没结束,编剧楼变得更难让人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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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的编剧楼外街道 唐山拍摄

在上康城公寓外的小区栏杆上,挂着红标语,上面写着:“加强防护,不恐慌,信科学,不传谣。”

编剧楼对面的餐馆都已开张,但白天只外卖,晚上6点后才可堂食。

下午两点多,北京艳阳高照,但编剧楼的窗内,所有灯都亮着。

刘夏指出其中一个窗户跟我说,我们这一拨人已经被榨干了,但总会有新一拨的年轻人,源源不断地住进去。

(应受访者要求,游伟、刘夏、单黎明、田若、陈佳等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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