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彩的金拱门与暗淡的“金拱门理论”

【文/观察者网风闻社区作者 周德宇】

最近有巨无霸诞生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全球大部分麦当劳都可以领取一枚漂亮的MacCoin纪念币，而这个纪念币又可以在全球大部分麦当劳兑换一个巨无霸，就像一枚通用货币，是全球化的象征和缩影。

巨无霸收藏币MacCoin（图/东方IC）

然而在当今这个反全球化的时代，麦当劳和巨无霸曾经代表的时代，那个充满了乐观与希望，认为全球化和民主化将解决一切问题的时代，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

当然，金拱门应该还能立很久，但是与金拱门有关的理论和设想如今看来已经摇摇欲坠了。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托马斯·弗里德曼二十年前提出的“金拱门理论”：两个有麦当劳的国家不会打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有麦当劳的国家肯定有支持麦当劳的庞大中产阶级，而文明理性的中产阶级不愿意打仗，只想享受汉堡。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会觉得这种理论很莫名其妙，麦当劳和中产阶级大概并没有在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战争中发挥什么作用。

但是这种荒谬的理论，在冷战后西方一派祥和的气氛中，并没有什么突兀的，很多人真诚地相信人类以后会走上要汉堡不要大炮的道路。更何况，虽然这个金拱门理论本身就带有一种玩笑色彩，弗里德曼本人也并不是政治学者，但是他这个理论的逻辑，跟西方政治学对“民主和平论”的传统迷恋倒是一脉相承。

大家都知道，在社会科学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定律，对人类社会的解释和预测要比非生命的物体复杂太多，任何理论都很容易找到缺陷和反例。但是“民主和平论”可不一样，它一直被政治学家视为政治学里少数可以称为定律的理论，历经多年风雨仍然屹立不倒。确实，翻翻百年来的历史，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打仗，甚至不需要统计检验就可以看得出来。

比如，根据系统和平中心（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的统计，冷战后全球冲突的减少，与冷战后民主国家的激增的趋势是一致的。根据 Rummel的统计，从1816到2005年，全球民主国家间的战争发生了0起，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战争发生了166起，而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发生了205起，民主和平论的成立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什么样的体制算是民主国家，什么样的冲突算是战争，哪些因素应该考虑进统计，这些事情一直是有争议的。

然而尴尬的是，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个定律，政治学家们却仍然没有找到这个定律的最终解释，到底为什么民主国家就不打仗呢？

一开始，大家的思路就和弗里德曼一样，觉得民主国家不打仗的原因在于人民爱好和平。于是他们认为，民主机制下，爱好和平的人民不愿意打仗，就可以限制政府随意开战，而不民主国家的人民就没有这种机制限制穷兵黩武的独裁者。

这个思路简单易懂，符合很多人心中的常识，所以一度非常流行。这个思路还有很多衍生版本，用来更具体地解释为什么人民爱好和平，比如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了人们的观念，或者全球化的经济相互依赖让冲突变得不那么吸引人等等……

然而这种思路有几个问题。首先，从实证上讲，这种思路不能解释，为什么不民主的国家之间也不怎么开战。统计研究表明，最容易发生冲突的是一个民主国家与另一个非民主国家，而两个不民主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概率虽然仍然高于两个民主国家，但也并没有高到哪里去。如果非民主国家天生好战，那么双倍的穷兵黩武为什么反而要和平一些呢？

比如根据Oneal和Russet的研究，控制其它变量之后，两个民主国家卷入军事冲突的概率为0.046，两个非民主国家发生冲突的概率为0.078，而一个民主国家与一个非民主国家冲突的概率则高达0.137。

于是有学者修正了一下这个理论，认为民主国家在转型期间可能国家孱弱政局不稳，很容易沦为非民主国家的目标，所以民主与非民主国家之间容易开战。

但是问题又来了，大家仔细考证了一下数据和案例，就发现，其实民主国家往往比非民主国家更好战，更倾向于发起冲突。比如Mansfield和Snyder对转型国家的经典研究就发现，民主化往往伴随着政治极化和制度弱化，为了赢取选票和民意支持，新生民主国家的政府往往会诉诸民族主义，从而变得好战。

当然，Mansfield和Snyder所讨论的国家制度都不够完善，他们认为制度完善先进的民主国家仍然是和平的保障。可是也有很多学者提出意见，认为即便是制度完善的民主国家，民意也未必能够带来和平。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作为民主灯塔，美国人民的好战情绪可是一点不弱。而就算美国人民不想打仗，美国总统自己也掌握了事实上不受限制的战争权，而真正的决策过程也都集中于一小撮政府精英手中，与大众无关。二战之后美国发动的战争，不管是越南战争还是伊拉克战争，都没经过国会正式宣战过，往往是先斩后奏，把部队派出去开打了才向国内汇报，开战时其实并没有受到多少限制。

伊拉克战争（资料图/新华网）

更何况，如果说民主国家领导人是为了选举的压力而不愿意妄开战端，那么独裁国家领导人开战的压力理应更大。毕竟民主国家输了战争，领导人顶多就是下台了事，而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要是打输了战争，经常是身死国灭的结果，他们难道不应该更加谨慎吗？

于是学者们后来又换了一个解释民主和平论的思路。他们仍然认为民主体制存在优势，只不过不在于限制本国首脑，而在于威慑对方。按照这个思路，民主国家之所以不打仗，是因为他们的体制比较透明，所以在潜在的冲突中会传递出更可信的信号，威慑住对手，从而避免战争。另一个类似的思路是，民主国家比较善于打仗，所以他们喜欢挑不会打仗的非民主国家这样的软柿子，而不会选择民主国家之间硬碰硬。

这一套思路虽然逻辑上比较绕，但是在实证上倒是得到了一定的统计支持。比如Schultz就发现，民主国家确实会更容易在冲突中成功威慑对手。而Reiter和Stam也发现，民主国家更容易在战争中获胜。

但是和自然科学一样，社会科学的进步也是建立在对前人打脸的基础之上的。Downes和Sechser很快就发现，Schultz所使用的MID军事冲突数据库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很多所谓的冲突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比如什么渔船一不小心过了境又走了这就被算作一次冲突，什么边境流窜了几个罪犯了又被算作一个冲突。

更奇葩的是，Schultz怎么算民主国家胜利的呢，就是看民主国家发出威胁之后对方有没有回应，没回应就是怂了。Downes和Sechser于是按照这个逻辑检查了一下Schultz所提的一个经典的民主国家胜利的例子，就是1954年印度跟中国的边界冲突，他们发现中国没有回应并不是因为示弱，而是根本没打算理会，而且几年后中国就在边境战争中打败了印度，怎么看也不像印度的胜利。

Downes也反驳了Reiter和Stam的数据，发现他们在进行量化分析的时候，直接排除了平局的战争，并且只考虑了战争发动者而没有考虑跟随者。在改进数据质量之后，他发现民主国家的胜率并未比其它国家更高。同时，他也对越南战争进行了案例分析，发现约翰逊总统和幕僚其实并不觉得美国能赢，但正是民主制度的压力让他们担心如果直接撤出越南会导致自己下台，所以索性先把仗打起来，能不能赢那就是以后的事儿了……

所以绕了一圈，在提出无数假设，进行了无数研究，养活了无数学者之后，政治学家们仍然没有搞清楚，究竟为什么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

大家从这些争论中可以看出，社会科学界想要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有多难。即便是“民主和平论”这样看似简单明确的事情，依然会引发无数的质疑和讨论。从好的方面看，这是社会科学家之所以能和大家所调侃的出租车司机区别开来的地方。

如果只是讲一个判断，讲一个现象，谁都会讲，甚至可以讲得头头是道。然而科学的思维要求学者永远对任何结论保持怀疑；要求学者一直关注这个判断从何而来，这个现象因何而起；要求学者保持开放的心态，承认在新的论据和论证方法面前，自己先前所抱持的任何真理都可能被颠覆。谁都喜欢讲述自己为什么正确，但是更有价值的是我们需要思考自己为什么可能是错的。

但是从不好的方面看，民主和平论的讨论中也反映了社会科学界一个不太健康的倾向，就是大家喜欢根据结论来反推过程，先想论点后找论据。很多人先看到了民主国家相互不打仗这一个结论，于是为了解释这个结论，凑出了无数逻辑，而这些逻辑又往往与历史事实脱节，使得研究变成了纯粹智识上的游戏，而失去了现实意义。

不过说到现实意义，也许真正让人们疑惑的问题是，在当前这个冲突与混乱的时代，民主和平论到底有什么用，值得被摆在这样重要的地位？

这在十几年前全球化与民主化高歌猛进的那个时代当然不是个问题。冷战胜利的经验和狂喜让社会科学家们很自然地认为，搞清楚了民主与和平的关系，就真的能够带来世界和平。所以，即便康德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提出了民主和平论的雏形，但民主和平论真正成为显学，也只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

可是那个民主和平论前途一片光明的时代，又是怎么消亡的呢？一部分的责任，恐怕还是得落到民主和平论自己身上。

虽说学术界对民主和平论的探讨还算理性和健康，西方学者大都明白民主和平论的复杂性，但是政策制定者们想的是另一码事。他们可不需要慢条斯理模棱两可的社会科学，他们要的是爆款，要的是深度好文，要的是无可置疑的神学。

所以即便美国学界早就明白民主化会带来的危险，小布什政府仍然把“自由议程（Freedom Agenda）”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信心满满地宣称，因为民主国家是和平的，所以对伊拉克这样的流氓国家推动政权更迭，把他们都变成民主国家，是保障美国安全与世界和平的最好方式。

所以你真要说伊拉克战争是什么精心策划的阴谋我是不太信的，现在看来，美国人可能是真的相信自己无所不能，在他们眼里，扔向伊拉克不是炸弹，而是山巅之城降下的福音，一切都是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为了防止地球被破坏。

只不过多年后，看到如今美国和世界的乱象，大家才发现，投向伊拉克的炸弹真正毁掉的是什么。美国怀着维护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所推动的一系列政权更迭，先是向全世界暴露了美国的好战本性和单边主义，加深了俄罗斯和欧洲对美国的疑惧，葬送了建立集体安全机制的前景；接着是在中东留下了持续至今的动荡和战乱，为世界和平和各国的政治稳定带来了持久的威胁；最后是拖累了美国经济，分化了美国社会，让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世界体系陷入了衰落和危机……

当然，这些年来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时代的更替并不是美国人的几个决策就能左右的，他们也只不过是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对和平与民主的追求反而葬送了真正的和平与民主，一个让美国霸权站上顶点的时代反而催生了让美国摧毁这个时代的高傲与自大。正如资本主义培养自己的掘墓人，美国霸权也在生产着自己的掘墓人。历史的讽刺从不让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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