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西方模仿中国的防疫措施，没学到点上

来源：环球时报新媒体

2020-03-25 19:40

美国《华尔街日报》25日的一篇最新报道指出，那些模仿中国武汉“封城”的西方国家，可能学错了课程。

因为，中国在武汉“封城”后还采取了更多严格的防疫措施，这才将疫情控制住——可这些措施，还没有被西方国家采用……

在这篇报道中，《华尔街日报》表示中国在1月中下旬宣布武汉“封城”的措施，其实仅仅是延缓了病毒向其他地方扩散的速度，但“封城”的措施并没有阻止病毒在武汉内部的传播。

“真正令武汉形势出现逆转的，是2月2日之后采取的更为严格和系统化的隔离机制，即轻症患者乃至那些与确诊病例有过近距离接触的健康人员，都会被送入方舱医院或临时隔离中心进行隔离”，该报写道。

该报继续表示，在这种策略下，武汉数百个酒店、学校以及其他地方都被改为了隔离中心，两个全新的医院拔地而起，并在公共建筑中又新设了14个临时医院；同时，武汉还大大扩张了其新冠病毒检测能力，从1月底的200例一天，提升到了二月中旬的7000例一天。

该报因此指出，这些步骤已经超出了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西方城市的设想，并称许多医生和专家说最近美国和欧洲采取的封城措施，虽然可能减缓新病例出现的速度，却仍然无法避免许多医院面临之前武汉出现的医院被挤爆的情况。

其中，爱丁堡大学一位研究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教授对《华尔街日报》说，美国、英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将最终像武汉一样，不得不建立更多的方舱医院和隔离中心，去隔离更多的病例，这样才能将病毒控制住。

这位名叫Devi Sridhar的教授还说，她认为这些西方国家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只是做得“太慢了”。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纽约目前已经在考虑将当地知名的“贾维茨会展中心”改造成一个拥有1000张床位的临时医院，并正在计划将许多酒店都变成医院，只是这能创造出多少床位尚不清楚。

《华尔街日报》在介绍这一情况时，还特别引用了武汉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张劲农的说法，称张劲农就曾表示最重要的事情是将健康的人和感染者分隔开来，并建议使用酒店作为隔离中心，因为人们可以被隔离在不同的房间里。

“但得关闭中央空调”，华尔街日报引述他的话说。

最后，《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指出，虽然一些外国专家和官员对于武汉的的模式仍然很抵触，但更多专家认为武汉在2月2日之后采取的系统性隔离和检测机制，与韩国和新加坡采取的措施是一样的，而且都产生了实际的效果。

其中韩国不仅对大量人口进行了新冠病毒检测，还系统性地将重症、轻症以及无症状感染者，分别安置在了医院和临时医院/方舱医院中。新加坡则是将所有感染者都隔离在了医院，密切接触者则在政府的设施或家中接受隔离观察。

“许多外国政府起初都否决了封城的建议，称这种策略在‘民主’国家不可能做到，但如今他们都在执行类似的政策，只不过他们的限制更少一些，而且也没有采取对应的识别和隔离病例的措施”，《华尔街日报》略带讽刺意味地写道。

美国《纽约时报》的公开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3月25日凌晨2时23分，全美国的确诊病例已经达到5.38万人，其中纽约州的确诊病例为2.5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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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新闻

2020-03-25 17:30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瑞典的防疫措施遭到了该国一些专家的批评。

据英国《卫报》3月23日报道，瑞典越来越多的声音批评该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态度。专家警告称，瑞典政府关于建立广泛的免疫力来保护高风险群体的策略，实质上类似于英国最初提出的“群体免疫”，相当于“俄罗斯轮盘赌”，最终可能酿成灾难。

报道称，瑞典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特格内尔（Anders Tegnell）曾否认瑞典的策略是“快速培养对新冠病毒有免疫力的群体”，但他上周对《瑞典日报》（Svenska Dagbladet）承认，这种策略和政府的核心策略并不矛盾。他说，政府的策略是“减慢感染的传播速度，并且合理安排卫生服务机构的工作量”。

另在3月22日，特格内尔亦称，可以通过“群体免疫，或者免疫与疫苗接种相结合”的方式来遏制新冠病毒传播，“基本上是同一回事”。

瑞典的幼儿园、小学和初中未强制关闭。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曾表示，学校不停课可以让医护人员正常工作，不必担心照顾孩子的问题。

瑞典此前已宣布，不再对所有疑似病例进行新冠病毒检测，转而将重点放在保护最易感的人群身上。不过，The Local新闻网站瑞典版20日报道指出，有严重的呼吸系统症状以及高风险群体仍会接受检测。

美国彭博社24日的报道借用经济学术语“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来形容瑞典的疫情应对措施。

瑞典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担心，政府可能更重视经济健康多于公众的健康。“我深感担忧。”瑞典于默奥大学病毒学教授弗雷德里克·埃尔格（Fredrik Elgh）对瑞典国家电视台SVT表示，“我宁愿斯德哥尔摩‘封城’。我们几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尽一切努力遏制病毒感染的国家。这真是太严重了。”

于默奥大学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教授约阿西姆·洛克勒夫（Joacim Rocklöv）也称，“这是否意味着，这是政府和公共卫生部门计算出来的可接受的后果？”“他们准备牺牲多少生命，以免对经济造成更大的影响？”

瑞典隆德大学的数学家马库斯·卡尔森（Marcus Carlsson）则称，没有证据表明“群体免疫”方法可以控制世界各地的新冠病毒疫情暴发。他将瑞典政府的做法描述为“对1000万人进行的疯狂实验”，并称特格内尔和勒文“正在与瑞典民众玩俄罗斯盘赌”。

不过，当地时间3月22日晚，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Stefan Löfven）呼吁所有瑞典人要承担起遏制新冠病毒迅速传播的个人责任，因为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重症监护病房人数继续急剧增加。24日，瑞典推出了一项新的限制：禁止在餐馆、酒吧等场所内的吧台消费，仅允许向坐在餐桌旁的顾客提供服务。

截至3月24日，瑞典卫生部门宣布，瑞典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2272例，其中36例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