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定坎坷的赵少康

01

    赵先生最近生气了，非常生气。

    生气的原因在于，他自认为“中立客观”的节目，因为对新冠疫情的某次讨论，遭到了大陆网友的批评，观察者网刊登了《不择手段诋毁大陆抗疫，台知名节目令人“智息”…》的文章，后被今日头条和香港媒体转载。

    赵先生很生气，他自命为台湾最中立的媒体人，而且自认为是“知识蓝”和“精英蓝”，素有涵养和容量，平时被人骂骂也就算了，这次竟然被人质疑“智息”，肯定是有点不服气的。

    欲知事情来龙去脉，可以先看看这篇文章。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0_02_17_536814.shtml

    有条件的可以去看赵先生2月16号的节目，我们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02

   然后赵先生在2月18号的节目中花了十分钟来为自己辩白，基本逻辑是这样的：

一、 本节目是个包容各种观点的中立节目，来宾有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

二、 本人作为主持人，是尊重事实的，如果来宾讲的不是事实，本人会纠正，但本人不是万能的，不一定能及时识别纠正来宾观点的真伪。

三、 我适时反对你的意见，但是适时觉得你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随后，他对之前节目中有争议的几个话题进行了澄清。

03

    这第一个话题，就是2月16号的节目里，国民党的叶元之先生讲过的武汉的方舱医院一千个人共用一个厕所的问题。

    姑且不论不知从何时起，台湾名嘴们爱上了谈论大陆厕所问题。我们先撇除其他因素，单单就只讨论赵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我觉得在逻辑上是有点问题的。

    赵先生首先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不相信方舱医院一千个人只共用一个厕所，他的理由是：即然大陆有能力10天造火神山和雷神山，怎么可能忘记造厕所？

    如果按照赵先生自己信奉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的原则：那么他对这个问题的辩解逻辑在我看来是不严谨的：

第一：大陆有能力十天建医院是大陆有能力建厕所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第二：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厕所够不够，和方舱医院的厕所够不够是两码事。

第三：赵先生手中并没有大陆所有方舱医院的厕所数量清单或者其他客观证据，自己光凭逻辑推理推翻叶元之先生的结论，未免太过主观。

    而且，后来赵先生出示了叶元之先生所说的，方舱医院厕所不够的消息来源，是一位大陆网友所写，千人共用一个厕所。这个信息目前无法检索到，上传者不明，上传地点也不明。当然了，赵先生也说了，网上的事情真真假假，他也不知道真伪。

    即便是按照节目本身质疑的结论，如果这个问题真的存在过的话，最合理的推测是，方舱医院建立过程中可能曾经因厕所方面的问题造成过一些患者的抱怨，但已经得到后续改善——要不然，在全国已经瞩目武汉的状况下，政府的执行力已经被广大人民群众放大检视，如果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话，舆情会变成怎样是显而易见的。

    我是相信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在实际工作中都可能存在多少错失的，但是反对在交流中不顾大局抓住小错不放的。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这样的人叫做杠精。

    换句话来说，心态阳光的人永远能发现生活的美好，睿智的人总是能看见事情的正反两面，苍蝇喜欢盯在屎上，而某些台湾名嘴喜欢茶叶蛋、方便面、榨菜和大陆的厕所。

04

    第二个有争议的话题就是方舱医院里的广场舞。

    首先挑起这个话题的是高嘉瑜高女士。

    对台湾政局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高女士是民进党青壮派干将，和柯文哲关系也还可以。

    高女士首先质疑了在方舱医院跳广场舞对于治疗肺炎的是否有益处，旁边的重症医学专科的黄轩先生笑得不行。

    在后来的节目里，尹乃菁女士是这么认为的：

    方舱医院的广场舞说明了大陆某些地方的领导干部的思维，这是精神胜利法，来振作精神用的。

    而赵先生的观点是这样的：这是心理治疗，只要有用就好，我没有否定这种做法。你们不要断章取义，引用一半来诋毁和扭曲。

    这个事情的讲述逻辑也是有问题的。

    首先，尹女士如何证明广场舞这个事情是领导安排的而不是民众自发的？（台湾人大概不太理解大陆广场舞大妈们的执着）

    其次，对于可以运动的患者，是躺在床上一直不动的好，还是适度参加运动的好？

   再次，似乎没有人把患者靠广场舞振作精神和患者靠广场舞治愈新冠等同？是谁在定义广场舞就是治疗办法？

    最后，在没有特效药的现在，通过中西药结合，增强患者免疫力是得到实际效果验证的有效的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说，靠广场舞振作精神不就是正确的做法吗，笑点何在？

    到底是谁在断章取义？引用一半来诋毁和扭曲？

PS：

关于这个广场舞这个问题——本人作为一个曾经受过广场舞大妈扰民大喇叭毒害过的一般民众，对这个事情其实是有点儿意见的。

将心比心，倘若我是方舱医院的患者之一，在我要休息或者学习的时候，我对边上搞广场舞扰民的人是很有意见的。

但是倘若广场舞大妈们没有对方舱医院的其他患者及正常的医疗秩序产生干扰，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05

    第三个辩解的问题是关于新冠肺炎的命名问题。

   赵先生在2月16号的节目中的确纠正了来宾“武汉肺炎“的说法，要求来宾称之为”新冠肺炎“。他的委屈在于，他认为自己其实是释放了善意的，他用了一个话术，说如果节目中继续称”武汉肺炎“，节目会遭到youtobe禁播，影响广告收入。

    赵先生认为自己是用一个利益上的理由，说服了不同立场的来宾，维护了疾病命名的严肃性。这种良苦用心得不到大陆网友的认可，他实在是太委屈了啊！

    但是赵先生的这种心思，又不好意思讲得太直白，所以半路上引用了陈时中的发言：“不然讲武汉肺炎，是不是就要讲中国肺炎？“然后又绕回来说，凡是要看结果，他已经说服了来宾不要在节目上说”武汉肺炎“，所以潜台词的意思就是，他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遭受批评。

    这个问题逻辑勉强能说得过去，但是按照赵先生的说法，不要断章取义的话，如果从头至尾看过2月16号节目，不经赵先生自己提醒，一般人恐怕还真的以为赵先生是在顾忌节目的广告收入——因为该日节目的基本基调在大陆人民看起来就是不中立的。

    顺带一说，要表示自己有善意，一般要别人来说才更有说服力。自我辩白这种事情，容易黑上加黑擦不干净。

   赵先生这里应该不是“智息”，可能确实是有苦衷的。

    碍于台湾目前主流舆论的苦衷——其实我个人是可以理解为了生存偶尔不中立一下的做法的。

06

     赵先生所说的第四个问题是《不择手段诋毁大陆抗疫，台知名节目令人“智息”…》一文里对新党副主席李胜峰的肯定。

    赵先生直接说大陆人民脑筋坏了，他的逻辑是这样的：

李胜峰是节目组请来的，不是自己跑来的。

你们赞美李胜峰，为何不肯定请李胜峰的节目组呢？

为何绿营的节目不请李胜峰呢？

我们能请李胜峰，就说明我们节目是台湾最中立的！

如果你们连我们的节目都要批评的话，我可以说台湾没有一个节目比我们更公正客观！

    这个硬拗的逻辑就有点儿太小看人民群众的智商了。

   我们能看到的是，那天节目的主题是在关注负面的问题，基本没有正面报道——奇怪了，一个自命为中立客观公正的节目，不是应该同时报道正面和负面的讯息的吗？

    我们能看到的是，李胜峰在节目里少得可怜的发言时间。

    我们能看到的是，号称重症医学专科医生的黄轩先生讲述政治问题的时间远比讲述医学领域上的时间要长。

    在节目里大多数的时候，这位医者是华丽的笑着的。（而且还给了大特写，赵先生你是不是和私下他有仇。）

    我想一个人，一个有正常三观，有同理心的人，不分种族和肤色，哪怕是语言不通，大多数时候是能分清楚什么是善意，什么是恶意。

    你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一个一直嘻嘻哈哈，以不确定的消息为主要讨论内容的节目里，去寻找李胜峰拿少得可怜的几句正面发言，来自动脑补贵节目是“公正、中立而且客观”的……我觉得之前对贵节目“智息“的评论似乎还欠缺严谨，但在2月18日的赵先生辩白之后，反而算是实锤了。

    何况，如果按照赵先生的逻辑，李胜峰所得到的赞美应当认同为对节目组的赞美；那么同理，对其他嘉宾不当言论的抨击是否可以视作对节目组的抨击呢？

    这不是自相矛盾是什么？

   赵先生或许不是不明白大陆人民生气的原因。

   可是现在他只能抓住最后的“中立”和“言论自由”这块遮羞布。

07

    两块遮羞布里面，我们首先谈谈言论自由。

    就先不说主观的、我们自己的看法吧，看看德国总理默克尔是怎么说的：

我们的国家有言论自由。

对于那些声称无法表达自己观点的人，我想跟他们说。

如果你想表达某个明确的观点，就必须接受自己会被人反驳的事实。

表达观点不是没有成本的，但是言论自由是有边界的，传播仇恨就是边界。

在人的尊严受到侵害的时候，议会将会反对极端言论。

否则我们的社会将不再是过去自由的社会。

08

    大灾降临的时候，一个正常的，有人性、有感情的人的感受是什么？

    对生命和自然的敬畏。

    对付出和牺牲的认同。

    对过去错误的反省。

    对未来的改进和展望。

    对受难者感同身受的共鸣和同情。

    对于灾难的恐惧。

   或许还有一点点还好自己没有遭难的小确幸。

   我们不是圣人，我们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

    我们或许会有恶念，但绝不会认同可以把恶念赤裸裸的挂在脸上，还要标榜自己是无辜的伪君子。

    我们知道在别人遭难的时候，不可以兴高采烈——你固然有你自己高兴的自由，但你表现得更得体些，更能体现你的文明和教养。

    在大多数智力正常、三观正且有同理心的人看来，在别人遭难时还在冷嘲热讽落井下石的人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敌人，一种不是人。

09

    赵先生出生于1950年，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小一岁，可以算是共和国的同龄人。

    生于台湾，幼时长在老蒋的戒严时期。

    长成人之后，赴美留学，美国硕士毕业，以美国某跨国公司亚洲区总裁的身份荣归故里。

    回台参政后一度被誉为政治金童，以国民党新生代的身份和陈水扁竞争过台北市长，是新党的创党元老之一，后因为和新党同志理念不一，退出新党。

    赵先生的政治立场到底怎样，还是以他自己的说法为准吧——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中立客观的。

我们姑且信之。

    而新党的政治立场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新党是统派，始终是坚持统一的，而且在过去的几年，新党都是坚持和平统一的。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赵先生退出新党，就是不支持统一呢？

    通过某些渠道了解到的情况，赵先生是不反中的，但是有点儿反共。结合赵先生的人生历程，这点倒是很好理解。

    老蒋时代，台湾对大陆是妖魔化的。

    后国民党时代，民进党对国民党是妖魔化、污名化的。

    在如今世界，西方是掌握话语权，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是俯视的，对中国是妖魔化、污名化的。

    所以大多数台湾人对大陆政府的看法是恐惧而且抵触的。对于大陆民众的看法是：无知而又可怜的羔羊啊！你怎么可以不民主、不自由、不中立、不客观呢？

    赵先生的情况，其实就是很多台湾人的缩影。

    受东方文化影响而长大，却以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来俯瞰东方的社会现象——你们都是无知的羔羊，而我，是中（gao）立（gao）理（zai）性（shang）的牧羊人。

   中立理性加身的我和你们是不一样的——你们，是有原罪的。

10

    中立是个美妙的词儿。

    不知从何时起，中立就成了很多人标榜自己拥有“客观立场“的口头禅。

    然而这个事情，逻辑上是经不起推敲的。

   标榜自己中立潜台词就是：你要么认同我，要么你就是不中立。

   不中立是罪过吗？看上去好像不是。但在标榜中立的人眼里，实际上成了异教徒。

    我们都知道，在一般情况下，极端不是什么好词。极端一种偏执的立场，意见表达得比较鲜明和激烈。

     然而，中立实际上也是一种立场，而且是一种隐含“除我之外无他“味道的排他立场。

    中立未必客观，客观不一定中立。

    标榜中立者自然而然的把自己摆在超人一等的“裁决者“的位置上。从宗教习俗的脉络上来看，那就是”至高神“的位置。

   然而从现实中所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来看，中立往往却是实力不足以战胜其他两个阵营的人的第三方无奈而又投机的位置。

    譬如，我们在历史中经常可以看到，外号为搅屎棍的某岛国，每每以标榜中立为始，大搞离岸平衡，最终在失去平衡之后，迫不得已时亲自下场发动战争。

    他的继任者，一个大号的喜欢玩离岸平衡的岛国倒是比他更立场鲜明，终日标榜普世价值，日常的口号是是我最伟大，我是文明的最高形式，我就是正义的化身和使者。平日里的喜好是一脚踹开别人家屋子送民主，也不管别人要不要。

    他所属的新闻机构倒是很喜欢标榜自己很中立，然后有时候也会自己互掐——这种互掐被他的脑残粉说成是“言论自由”。

    所以中立本身就是一种立场，一种常常伪装得很客观的、有点儿鸡贼的、自我神圣化、具备排他性的立场。

    中立者往往沉迷于做个关键的砝码，往往喜欢妄想自己具备四两拨千斤的力量，而且自己信以为真。

    这是病，得治。

    小老百姓却比这些自以为是的精英看得更明白，他们称之为墙头草。

11

    所以，我们看看历史，就能够知道玩中立玩到最后却无法掌控局面的家伙的下场是什么。

    由于在早期没有在其他两大阵营间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所以很容易同时受到两大阵营的压力，里外不是人。（长期严守中立实质上是一种短视的自我放逐。）

    在两大阵营对峙结束后，有些时候可能出于胜利者宣扬自己仁慈的需要，一部分没有造过孽的中立者还有一点儿立足之地——当然了，这需要当事人具备一定的厚脸皮和自食其力的能力。

    然而对于那些自我标榜中立，实质上又对两面都造成过重大伤害的自以为是的聪明人，或许死亡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结局。

    而名声，被人遗忘就是万幸，遗臭万年才是标准结局。

    那么有人要问了，如果不是以中立的方式，那么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和人相处呢？

    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了：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道德底线，然后求同存异，包容并蓄。

    即：一开始并不以类似“中立”这样的表态划清自我界限，而是在集体中找最大公约数，君子和而不同，承认差异性，然后寻求沟通和对话。

12

        这次战疫之外的另一场战役，是舆论战。

       在之前，西方话语权占据绝对优势，他们对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东方文化，力所能及的贬低和诋毁。

        然而人民的观感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共同的，无分种族，无分国度。 

        他们会在心里，给中国政府这次在战疫中的表现打一个公正的分数，也会和自家的政府做比较——这恰恰是某些西方媒体最害怕的，所以他们要尽其所能的扭曲、诋毁、以点盖面。

       西方媒体有西方的立场，阵营分明，倒也明快。 

       最好玩的，就是赵先生这样，在东西方文化价值观之间漂泊不定的“客观、中立”但未必公正的人。

       很长一段时间，台湾失去了文化自信，言必称西方，对于西方的制度，拿来就用，也不管是否符合台湾实际情况。

    对于那些沉迷于嫁接的外来文化，失去自身立场而导致精神错乱，从而无法和社会现实调和的人注定是痛苦的。

   人就算再文明，也是地球上动物的一种——人性固然会进化，但兽性永恒存在。

    控制兽性，抑制伤害他人的言行，我们称之为文明和修养。

    而破坏公共环境的，我们视之为恶。

   无论在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的视界里，反人性的就是公众之恶，这点基本是可以得到公认的。

    因为社会、文化的发展的客观大势并不会以个人意志，甚至是某个时代的国家意志而改变。他是人民群众对于社会运行的朴素道德的总结，是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博眼球的，说到底还是人有“求关注”的需要，有被现实社会接纳的需要。

    如果不是以上心理上的需求，就是现实里利益的需求。

   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挑战现实社会基本三观的人就一定会引人侧目，或许能够短暂成功，但一定前途坎坷。

    我不是在诅咒谁。

    我承认我并不中立，甚至还不太客观——我只是主观的，在用尽量客观的阐述我对这个事件的看法、对东西方人类文明的观察结果，以及对人性的一点个人的狭隘理解而已。

   最后，倘若说中国的每个省份都已经为中华民族复兴做出了自己的牺牲和贡献，那么接下来以赵先生为代表的游离在外台湾人，在将来为整个中华民族所能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就是身体力行的用实践来告诉大家，迷信西方制度而丧失基本的判断力会导致怎样的精神错乱和民生困苦。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如有雷同，实属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