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驻守深圳边防十七年的解放军30团

我和驻守深圳边防十七年的解放军30团

来源：叶腾芳  《深圳文史》第八辑  2006年

　　1952年2月上旬，解放军公安10师30团进驻深圳边防前线，这一驻扎深圳就是17年。那一年的春节刚过，我毕业于广州华南军区军政干部学校第八队情报侦察专业，被分配到30团从事侦察工作。与我一起前往30团报到的毕业生一共15人，后来因调动、转业等原因他们都先后离开了30团，直到1969年3月部队调防珠海时，只剩下我一人，我也是15人当中最后一个脱下军装离开部队的。30团在深圳边防前线驻扎了整整17个年头，这期间我自始至终跟随着部队驻守深圳边防前线。可以说，17年的风风雨雨使我与深圳、30团和边防结下了不解之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香港、惠阳、东莞和宝安地区，无人不知道“30团”，这不仅仅是因为部队防守的地段较为重要，还因为30团的全体指战员忠实地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出色完成各项任务，与当地人民群众结下了真正的鱼水情。中央军委授予的全国闻名的“红色前哨连”就出自这支光荣的部队。“公安30团”是1957年时的部队番号，后来改称6团、武装警察部队第三支队、公安3团、115团等。其隶属关系几经变动：中南军区公安军、广东省军区、广东省公安厅公安总队等。虽然隶属关系多次变动，但团的建制一直未变。30团于1947年春创立于河北省冀东地区，创立时叫冀东军分区第九团，干部战士全部是河北人。部队后来参加过锦州、衡宝战役，是一支英勇善战、战功卓著的部队。1949～1950年，部队南下广西十万大山围剿白崇禧残部（约10万人）结束后，转入广州番禺县胜芳市稍为休整便进驻深圳驻守边防。

　　部队初到深圳边防时，当地老百姓见部队服装与原先广东的部队不同，官兵又操纯正的普通话，知道是南下的解放军，人们都叫“大军”。在深圳河对岸的港英当局和军警知道我方官兵都是北方人后，好一阵子慌张不安，以为是大军压境要解放香港。因为港英政府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解放北平时，历来被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外国使领馆区——东交民巷，解放军长驱直入；在解放上海时，所谓“国中之国”的外国租界的“主人”们也被解放军驱逐出去。香港是英国政府通过不平等条约从满清朝廷手中割让和租借的，他们当然害怕我军像解放上海租界那样开进去。一直看到我团安定下来以后未动，并得知没有后续部队集结，才消除惊慌，把一些已经装上军舰的箱子重新搬回。

　　依照规定，我团辖区东起大鹏湾东冲（1960年始东起惠东县港口），西至东莞沙角，包括整个惠（阳）、东（莞）、宝（安）边防。解放前是“有边无防”，英方的军警和英国人可以乘坐汽艇随意进入我方游逛、打猎，在我方境内的溪冲、梅沙等地常来常往，对方的小飞机随便越界飞行和盘旋。他们宣称：凡是有海水的地方都属于香港管辖。他们的军舰、水警轮船可以在海面上任意航行，而我方除了渔船、民间运输船外，任何船只都不能出海，甚至连深圳河也禁止我方军政人员涉足。当时有这样一种情况：每当发现我方军政人员下海或深圳河，港英当局便向我外交部提出照会。那时候，双方的老百姓来往两地无需任何证件，直到1951年10月15日我方封关以后，才开始办理证件从罗湖口岸出入境。

　　解放初期，我国政府对香港采取的政策是既不承认又不否认。因为是清朝时期的《南京条约》和以后的《北京条约》强迫满清政府割让香港或租借新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我们不承认英方有权利占领香港；可是另一方面，英国人又统治了香港100多年，香港在现实中又有军警和行政机关，所以又不能简单地否认它的存在。就是在这样一种形势和背景下，我国政府处理一切涉外事件都格外小心。抗美援朝时期，英国是所谓15个“联合国军”参战国之一，香港便成为美英帝国主义战争物资的转运地。美英军队在朝鲜战死的官兵尸体也通过香港转运回国。

　　此外，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长期的经济封锁，使得香港又是国内外经济交往的焦点。为了躲开港英当局的无理纠缠，我们急需的汽车轮胎、各类工业生产所需的零部件和其他物资，只能暗地里运输到我方的海岸码头装卸。在那个非常时期，英方军警在边界线连接处，如沙头角中英街、文锦渡桥、罗湖桥等处，与我方值勤战士相遇时，双方均是怒目相视、针锋相对。为此，经常发生挑衅性行动和语言。敌方为了颠覆新生政权和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香港设立各种各样的反共地下组织，间谍、情报和特务机关林立，时刻伺机派遣潜入我方境内。国民党从大陆出逃的军政人员主要聚居在香港九龙调景岭一带，他们在港英当局的纵容和庇护下，叫嚷着“反攻大陆”，气焰极度嚣张。那些稍有爱国思想的香港居民会被称作“左仔”；爱国的工会亦被叫作“左派工会”；爱国学校也被叫作“左派学校”。爱国人士和团体均受到秘密监视或限制。这就是我们30团要面对的香港的现实情况。我团防区范围内除了有较长的海岸线和复杂的地形外，由于历史的原因，双方都各自有耕地分布在对方的境内，老百姓需要过境从事劳作。边境封闭以后，老百姓凭《过界耕作证》在指定的出入口出入。长岭村的农民通过一条10米长的石桥到对方境内的莲麻坑村劳动；罗芳村在河边开一个缺口直通对方的打鼓岭；黄贝岭村也有部分田地在打鼓岭，黄贝岭村村民与罗芳村村民一道经河边缺口出入境；罗湖村有田地分布在对方罗湖、廖堂村和上水等地，村民经罗湖桥出入境；赤尾村也有田地在对方马草龙、落马洲，村民经本村的界河出入境。双方农民均凭《过界耕作证》往来。

　　鉴于敌情的严重性，加上边境地区社会情况复杂和民众的流动性大等环境特点，我们团经过研究决定，采取了“军事警卫、秘密侦察、行政管理”的12字方针。全团官兵凭着对祖国人民的无限忠诚，在17年计6200多个日日夜夜，竭尽全力，每天24小时全天候地保卫着边防的安宁。把边防前线建设成真正意义上的铜墙铁壁和钢铁长城。

　　1952～1953年间，敌人以武装袭击的方式进犯为主。1952年7月31日，肖天来的“广东反共救国军”匪部6人，从新界潜入横岗乡排榜村枪杀了我一名在村口放哨的民兵。我方龙岗、横岗等地民兵及我团5连、6连闻讯围捕，但是三昼夜不见敌特踪迹。8月4日，盐田乡南山村村民钟天生、钟煌友两人到梧桐山砍竹子，发现山草有被人践踏过的痕迹，循迹寻找，又发现山上较为平坦处有6个人坐过的草窝，并遗弃有外国香烟盒和罐头盒。两个民兵立即飞奔回来向我报告敌情。我马上带领从横岗围剿刚到家的疲惫不堪的部队中抽出15名还有力气走路的战士，前去围剿敌人。战斗打响后，连队迅速增援，我们在荆棘丛生的密林中与敌特近距离接触，经过一天的战斗，全歼敌特6名，被歼灭的敌人人数与坐过的草窝上的人数相符。这次战斗我连牺牲了排长陈德才和战士唐生源两位同志。

　　1953年6月，我团部获得情报：台湾直接派遣18名身份为“县长”、“专员”级的高级特务，准备在我团的防区内登陆后，到他们认为可能建立“根据地”的地方，建立据点和基地。并且台湾方面还计划派飞机空投后续人员和物资支援。这18名匪特每人都携带手枪、冲锋枪各一支，弹药充足，并带一些手榴弹。可谓武装到了牙齿。敌人乘坐的小船在大鹏湾海域游弋了几个昼夜后，见我方边防部队守备严密，无机可乘，不敢贸然登陆。而是改道去了台山。我团立即将敌情上报，于是由台山附近的部队围捕潜入的敌人，结果在台山县黄花湾将敌人全部歼灭。

　　从那以后，台湾方面认为搞武装袭击代价太大，不如改变进犯的形式，采取多种形式的破坏活动。如所谓的心理作战、制造爆炸事件扬声势、策反我方的内部人员进行破坏、煽动群众外逃、以各种各样的身份取得合法外衣后到内地潜伏下来发展地下特务组织（电影《羊城暗哨》编导的素材大多取材于这些案件）等等。

　　说到与敌特做斗争，就不得不说我们团的侦察干部，虽说人数只有几十人，但是却肩负起防区内的全部隐蔽斗争的任务。他们凭着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在严酷的斗争中经受着各种生与死的考验，出色地完成任务。用过人的聪明才智与敌人较量，把敌特一个又一个地捕获归案。10多年中，破获捉拿或打死的就有600余人，人数足有一个加强营。

　　敌人为了制造恐慌和动乱，采取长期地对我内地进行爆破的策略，目标当然是政府机关、重要楼房、火车和公共场所等。使用的炸药是比TNT威力大几倍的硝化棉。硝化棉炸药的形状与和好了的白面粉一样柔软，用它可以伪装成一条香烟或别的用品，安上定时器引爆。那时候，对方的行动手都是用这种炸药制造爆炸事件。从事爆破的人称为行动手，行动手有正牌特务，还有参加了特务组织并经过简单训练的香港居民。敌人还收买我方过界耕作的农民或渔民加入特务组织，在经过简单训练后让他们充当行动手。不管敌人想了多少办法，物色了多少行动手，17年间只响了3颗炸弹：1956年5月1日深夜，深圳布吉清水桥铁路被炸毁一段铁轨，特务刘立福成功逃出香港，受到台湾特务机关的嘉奖，得了一大笔奖金。我们的“公司”（中南军区公安部军司令部，我们对外简称为“公司”）严令破案。不出3天，我们团便查到了特务刘立福的行踪。当刘立福在香港的高级酒楼包厢里大吹大擂不到5天时间，便被我们引诱进深圳逮捕归案。

　　1961年9月12日（我们称为“9·12”案件），我们事先获悉敌特机关要派人进入内地进行爆破活动，因为通讯方面出了问题，敌特潜入后没被发现，敌人在深圳布吉火车站以南3公里处放响了一颗炸弹。接到报告后，我们部队立即严密封锁边界，当敌特逃到莲塘村羊牯围稻田边时被我巡逻哨发现，喝令他停止逃窜。不料这个特务向我哨兵开枪，并躲藏进稻田里继续与我围捕人员对射。我战士用冲锋枪点射打伤特务的腹部，敌人小肠流了出来后失去抵抗能力而束手就擒。从被捕特务身上，我们缴获加拿大手枪一支和两个英式手榴弹。

　　1962年春，罗湖桥以东两公里处界河边，在对方靠近河边的山坡地响了一颗炸弹。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则登出了“爆炸新闻”，吹嘘“深圳火车站发生了大爆炸，死伤甚多，共军慌忙进行救人”等等。几年以来，我们经常看到香港报纸有这样的新闻：某月某日，据旅客（或据说）称某地发生爆炸事件，共方如何恐慌之类的“新闻”。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两次这样的报道。开始时，我们以为是敌特机关在造谣惑众，后来我们在审讯抓捕到的行动手时才弄清楚其中的原因——原来是香港特务机关为了向台湾当局交代而制造出来的“新闻”。这种新闻的作用可谓一箭三雕：一是制造影响，报纸所到之处，读者无从知道真假和事实真相；二是敌特机关花了巨资和人力，得有一个“报销”和交差的方式，这种新闻的方式就简单有效；三是为了继续领赏。

　　敌人策划的一系列大爆炸计划为什么屡屡失败？主要是我方的工作严密有效，做到了以下的几点：一是使派遣的行动手一个都没有漏网，我们在他行动之前一般都可以预先掌握到情况，只要敌人一到边界就实施抓捕；二是我方过界劳作的农民、渔民爱国情深，通过接触特务获得情报，并立即向我们报告。然后，爱国农民和渔民在我们的统一指挥下，假意参加特务组织，接受训练。待炸弹一到手就立即交给我们，然后编造谎言和故事向敌人交差回话。一般情况下，我方敌情（卧底）多数说不敢贸然行动或在某地点火而炸弹未响。大多数情况下，敌人也不予深究敌情的责任。因为深入追究责任的话，对他们自己也不利，怕其上司怀疑他们串通一气欺骗主子，只好不了了之。

　　我们那时候家里做饭都烧木柴和煤，点燃柴火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用硝化棉炸药引火可谓效果一流。黄豆大小的一团硝化棉炸药燃烧起来会发出蓝色光亮，只需一分钟就可以将煤球或木柴引着，可好用了。为了试验硝化棉炸药的威力，我们侦察股的几个战友曾到深圳水库靠梧桐山的山脚下用硝化棉炸药炸过一次鱼，用一个小墨水瓶装上炸药加一支雷管，爆炸时水柱上升高达到5米。被炸死的鱼大多表皮完好，但内脏和肉全震得成粥状，说明它的威力很大。

　　1955年以前，敌特经常出没在新界地区与我方接壤的村庄，表现得十分活跃和嚣张。我们认真地开展社会调查，把对方前沿的村庄逐个进行调查核实。每家的户主、家庭成员、职业、成年人姓名和表现都搞得很清楚。特务或特嫌都在我掌握之中，对敌斗争由防御变为进攻。有一个从台湾来的特务头子，1956年频频到香港打鼓岭进行“视察”，行动几乎靠近界河，在离我方仅10多米的地方用望远镜观察我方的罗芳村驻军及山上的军事哨所，气焰嚣张至极，当天晚上还留宿打鼓岭村。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我们气得如五雷轰顶，经请示上级批准，派出5个人过界捉拿。特务万万没有想到在住地距离英警察署不到200米的地方，我们竟敢动他。当时我们3个人（另两个人担任警戒）进屋时，他坐在沙发上用傲慢的态度向我们发问：“你们是什么人？”当3支手枪指着他时，他才露出了惊恐万状的表情。我们立即用擒拿动作将他掀翻在地上，接着上手铐、堵塞嘴巴、搜身，将他捆绑得如同包粽子似的，逮捕过程前后只用了2~3分钟便完成任务。接着扛起犯人直奔向界河，到了界河边，面临高2m多的铁丝网障碍物，我们3个人一起用力把人往上顶了几次都不成功。时间紧迫，我们担心时间耽误太久会惊动英警出动，引发涉外事件将事情闹大。情急之下，只见个子不高而且身材瘦小的战友郑浩豪，使出不知从哪里来的爆发力，单手举起犯人把他扔过铁丝网，落在我方境内的河水里，幸好由我方的接应人员及时捞起才没有淹死。事后，郑浩豪的右手因用力过猛而一个月都抬不起来。我们事后问他，平时扳手腕你常常输给对方，这次你的力气从哪里来的？他说自己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这说明人体内存在着潜在力量，在危机的时候会显现出来并起作用。

　　1962年，台湾蒋介石当局叫嚣反攻大陆，特务机关也积极参与配合行动，对我方进行了攻心战和实施爆破。攻心战就是通过报纸造谣惑众，如经常登载一些某地农民暴动的假新闻。同时，宣传报道台湾如何繁荣昌盛的传单也用气球搭载飘落到我方境内。不仅如此，他们还从台湾直接派遣高级特务亲自出马，施用所谓攻心战术，这在我们团防区还是第一次。1962年春，台湾特务机关派遣中校特务丘文寿不断到罗湖对面的廖堂村和渔农村（地名）对面的马草龙、落马洲等地观察地形。把我方的防务情况摸熟以后，同时也严格考验了带路人几个月的时间，认为带路人可靠，而且时机已到，便于那一年夏秋之交的一个黑夜行动。那天晚上，当带路人把他带到深圳蔡屋围边界的稻田时，被我潜伏哨位的一名战士一把摁住，特务连声叫喊：“我投降，我投降。”在对这个特务进行搜身时，我们一摸他的腰，触摸到有圆形坚硬的东西围绕着腰的部位，起初我们以为是子弹，掀起衣服后才发现是一些很大的金戒指，每枚金戒指足有30克重，共有38枚。接着开始检查大行李袋，里边有10支派克牌钢笔、5条金条、5000元人民币真币、全套仿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鞋、帽、上尉军衔等）、两本广州军区和南京军区政治部空白信笺（仿造得不像，一眼便可识别出来），还有一条用英皇牌香烟伪装的硝化棉炸药和一个定时器、一个“地下喊话器”（自动录音功能，上面录有反动口号，放在地上可自动呼喊发音，触动则爆炸）。当我们检查到定时器和地下喊话器时，在旁边的特务叫我们千万别动，以防止引爆炸弹。特务被押解到我团的看守所后，他害怕为此丢了性命，很爽快地交代了此次行动的目的地是广州，任务是安顿好后伺机把“地下喊话器”放在公共场所进行引爆；伪装成香烟的炸药就由别的小特务执行爆炸。他连连表示愿意配合我们的侦破行动，叫他干什么都遵命服从。

　　第二天，我们将他押送去广州。为了在乘火车或在路上不暴露敌特的身份，我们把他原来穿的衣服脱下，换上我们的衣服。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衣服，只有一套灯芯绒料子的冬季外套，给他穿上，还戴上帽子和口罩。时值盛夏季节，气温达35度左右，这身穿戴把他热得嗷嗷叫。也许他心里在想：共产党真会折磨人。可我们也不是故意为之。在这个案件中，由于敌特把进来的日期一连往后改动几天，使我整整7天没有合眼，因身体处于长时间的紧张状态，口涩无味并不想吃东西，身轻脚浮，头重脚轻，脑子涨痛，好像失去知觉似的。要不是年轻体壮，说老实话还真会累垮。待案子结束后，我一连睡了一天一夜才慢慢恢复过来。这是我一生中最疲劳的一次。

　　时隔不久，敌人的爆炸行动又再次掀起高潮。但是，在我们掌握和控制的10多起爆炸案件中，绝大部分都未能得逞，不是到了边境就缩回去怕送了命，就是登报谎称大陆某地某时发生大爆炸以向台湾特务当局交差。记得当时有一个参加了特务组织的香港渔民吴火桂，为了一万港元的犒赏，接受了任务：炸毁深圳白石洲公路桥。吴火桂心里盘算着只要炸弹一响，一万元便可以到手，决定将炸弹放在别的地方引爆。他认为爆破白石洲公路旁的崖鹰山，不伤及任何建筑和人，就算被捕也不会有罪。主意已定，吴火桂就乘坐小渔船渡海而来，不料刚登岸就被我埋伏的战士捕获。吴火桂携带的炸弹和定时器当场被缴获。就是这样未得逞的行动，最后吴火桂还是被判处死刑。

　　经过3年困难时期，蒋介石政权认为我国人民和干部会因为生活艰苦而与党离心离德，于是加紧策反行动计划，而且竟然策反到我侦察干部头上。在英界活动的特务头子，为了策反我驻守沙头角的侦察人员，许诺给予高官厚禄、金钱美女。我团的侦察参谋李和奉命与敌人接触了两次，通过与敌周旋而将计就计捕获敌人，当李和第三次约好在英界沙头角菜园角（地名）见面时，这个敌人被我们事先潜伏的4名反特人员将这名敌人当场擒获。不久就在深圳水库的搬运农场执行枪决。

　　我们30团的几十名侦察干部，长期单独与境外的黑暗势力和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在敌人使用金钱、女色腐蚀拉拢的种种考验面前，没有一个人犯错误，更没有一名侦察人员叛变投敌。做到常在河边站，就是不湿鞋。这说明了我们这支队伍的干部素质甚高，全部是共产党员，个个都有崇高的理想，为了国家安全，投入全部心力和智慧，严谨自律，五毒不侵。我为我的战友们感到骄傲，也为自己有过此段人生经历而感到自豪。20世纪60年代初，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和美蒋特务间谍在香港活动最猖獗的时期，也是我团破案最多、捕获敌人最多的时期。广东省公安厅号召全省公安战线向公安三团学习，这就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1964年，公安三团改为解放军，转归广东省军区领导，编为守备部队115团。接着全国上下开展了“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115团三分之一的干部参加了“四清”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事管制和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工作。由于部队长期以来与当地各界人士朝夕相处，水乳交融，老百姓对部队高度信任，所以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宝安县相对地平静。在外地发生的大规模的武斗、死伤、抢枪等事件，均没有在宝安县出现。深圳两派群众准备武斗，部队出面劝阻就很快得到平息。

　　我们团自驻防深圳地区以来，帮助地方劳动是我们经常性的爱民工作，一般每年人平均有40天的助民劳动，包括春耕生产10天，双夏（夏收夏种）15天，秋收10天，加上抢险救灾5天。团里各个连队与驻地老百姓的关系亲密无间，大忙季节里生产队的社员已经把连队的战士看成是半个社员和劳力了。不用群众的通知，连队会自动出勤抢收抢种。如果有兴修水利或别的劳动，凡是生产队提出要部队支援，部队则宁可放下自己手头的事情，做到有求必应。1969年，我们团奉命调防到珠海前山，当群众得知这个消息后，他们就到所有就近的营房看望官兵。团部、各营、连部到处都是拉着官兵的手热泪盈眶的群众。部队开拔的那天晚上，群众自发性地到罗湖火车站送行，道路两旁站满了送行的老百姓，人们流着热泪挥手向我们告别，直到火车开动了还扬手致意。

　　部队到了珠海县的前山镇后，仍然有宝安县的干部和群众代表前去慰问看望我们。其中有10多个深圳中学的女学生，在我们团将要离开前的几个月时间里，参加了团部的宣传队，与我们的官兵一道登台演出。我们团移防到珠海后，她们像丢了魂似的，不思茶饭，大伙合计串联起来立即跑到前山，要求与战士们一道演出原先演过的节目，并在前山镇、香洲和各个营连驻地慰问演出。她们对我们说：“部队走后，大家都哭了几天。很怀念与你们相处的日子，何亮亮一提议，马上得到响应。于是，大伙就跑来了。就是想和部队尽量地多相处些日子。”团首长被这些女孩子热爱部队的感情所打动，向广东省军区打报告提议要招收这些孩子们为女兵。后来，因为部队没有相应的编制而未能如愿。

　　珠海地区的老百姓知道这些情况后，纷纷交口称赞：“这支部队在宝安县与人民群众结下鱼水深情啊！这样的部队到我们这里驻防，也是我们的福气。”（作者系原广东省军区边防部队守备团参谋、惠州市公安局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