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回顾｜胡鞍钢：如何正确认识SARS危机

【编者按】2003年，SARS成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国情研究院主办的决策咨询内参《国情报告》于当年4月14日至6月20日期间先后报送了32篇SARS研究专刊，其中25篇是由来自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有关专家撰写。本号将于近期推出其中部分篇目，为当前各方认识和应对疫情提供参考。

本文是系列专刊的第9篇，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胡鞍钢院长（时任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写于2003年4月29日。

2003年春季，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作为21世纪第一个人类所面临的未知流行病，正迅速在全国和全球蔓延，成为当前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灾害。改革开放25年日益开放、日益强大、日益生机勃勃的中国正面临一场突发性危机。所谓“危机”，即国家安全或局部出现天灾、大规模混乱、暴动、武装冲突、战争等，社会秩序遭受严重破坏，人民生命财产甚至国家政权遭受威胁或挑战的非正常状态。SARS是一个什么样的危机呢？它具有什么性质？SARS危机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中国在战胜SARS危机中有什么有利条件？如何有效处理和战胜SARS危机？

一、

如何认识SARS危机的性质

SARS危机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天灾”，迅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对人民的身体健康构成重大威胁。

诚如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布伦特兰所言：“这是我在担任WHO总干事的整个任期内，首次遇到不知道病因的情况”[1]。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凯特林·哈本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对SARS了解不够，无法确定公共卫生体系可以有效地防止这种病毒的传播。它可能就像传染性感冒一样不管在哪一个国家都会被传播，同这个国家的公共医疗体系是否发达没有直接关系[2]。

SARS危机具有突发性和紧急性，事态发生之突然、传播之迅速，都在人们（包括领导人在内）的意料之外。从2003年4月9日至28日，我国SARS病例数由1290人激增至3106人，增长了140%，死亡病例数由30人激增至139人，增长了363%[3]。对于人们的认知来说，SARS发生特点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即使是科学家也不具备对SARS的完全的科学知识，在医学诊断和治疗方面也处于探索阶段，也无法判断影响和后果。

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SARS同其它突发性的重大危机事件一样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如人们的社会传闻、心理恐慌、资产损失、经济损失、声誉受损等。

SARS危机是一种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恶性传染病具有典型的负外部性，无论原发于哪个国家或地区，它都有可能跨越疆界向全球传播，给这些地区甚至全球带来巨大灾难。

这次爆发的SARS就是一种全球性恶性传染病。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内流行病，它的传播具有爆发急、传播快、范围广、影响大的特点，迅速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

恶性传染病的爆发及迅速传播既是全球环境变化的结果，也是全球化的副产品。科学家们认为，病毒并不是在这几年突然变得强大了；然而，不断变化的地球环境意味着新病毒可以在世界各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4]。随着人口增长规模愈来愈大、人口聚集程度愈来愈高、人口流动迁移愈来愈广泛、人员往来愈来愈频繁，一国爆发的传染病极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从而使得一国的危机传导为全球性危机。

所以说SARS危机不仅是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的危机，也是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大敌，而且也是人类健康的共同敌人，抗击SARS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任务。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布伦特兰所言，SARS是“21世纪第一场全球性传染病，需要全球通力合作，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以防止SARS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慢性传染病和人类的负担[5]。

SARS危机是一种影响经济增长的“外部冲击”。我们可以把SARS看作对经济系统的一个“外部冲击”，属于“总需求冲击”（an aggregate demand shock），即由于SARS扩散和蔓延所造成的心理恐惧引起人们（主要是消费者）明显减少外出购物、餐饮和旅行以及其社会交往活动，进而也引起各种商务、贸易和投资活动的暂时中断，致使社会总需求（如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贸易需求）突然下降。这种“总需求冲击”在短期内直接引起经济增长率下降。与此同时，SARS还影响那些从事可贸易产品的生产部门，如出口导向产业部门、中间产品生产部门、最终消费品生产部门，也影响大部分服务部门，如旅游业，餐饮业，零售业，批发业，娱乐业，会展业等[6]。

我个人分析，由于中国经济具有很强的自我维持的增长惯性(self-sustaining growth)，在没有SARS的外部冲击的情况下，2003年经济增长率在9-10%之间。由于中国属于内需型经济，服务业比重相对较低，在SARS外部冲击的负面影响下，经济增长率可能减少0.3-1.0%之间，这取决于我们能否在第二季度、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能否有效控制SARS的蔓延。即便如此,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也可以保持在8－9%[7]。从社会稳定的视角来看，SARS危机引发的是短期性心理危机、恐惧危机，而披露信息、普及科学、稳定人心、注意卫生、安居生活、正常学习是医治恐惧危机的重要手段。

SARS危机是一种“良性”危机，而不同于“恶性”危机[8]。所谓“良性”危机是指危机形态特征“非政治化”，基本上不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变更核心价值观、危及政治稳定、破坏社会秩序；而且，如果政府处置危机得当，不仅不会出现政府与公民之间矛盾、对立、冲突和对抗，而且在全国会出现像1998年“抗洪救灾”那样的社会团结，“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受某些国外势力蓄意抹黑的影响，属于“非结构性危机”。而“恶性”危机是指危机形态特征“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演化为政治冲突、政治分裂，直接危及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外来势力直接插手和公开介入，属于结构性危机，如1989年的政治风波。

对于“良性”危机而言，不仅政府能够充分利用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有效地动员和整合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有效控制危机、处理危机、化解危机，还可以在应对SARS过程中转“危”为“机”，大幅度增强公众的公共卫生意识以及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应急管理的制度体系，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领导人的威望。1998年抗击特大洪水就是一个范例。SARS就像特大洪水一样是一场“天灾”，就像抗击特大洪水一样，我们完全可以沉着应战，团结一致，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战胜SARS。

SARS危机是一个具有生命发展周期的危机。Kink（1986）提出危机的“四阶段说[9]”：第一阶段是征兆期（Prodromal），有线索显示有潜在的危机可能发生；第二阶段是发作期（Breakout orAcute），具有伤害性的事件发生并引发危机；第三阶段是延续期（Chronic），危机的影响持续，同时也是努力处置危机的过程；第四阶段是痊愈期（Resolution），有一些迹象清晰地显示出危机不再具有威胁性和破坏性。根据上述危机发展模型，我认为从2002年11月至2003年2月为SARS征兆期或潜伏期；从3月以来进入发作期或爆发期，从广东向香港以及全国各地扩散、蔓延，目前北京正处于强爆发期；现在还很难判断何时进入第三阶段。从全国各地区情况看，大部分地区还处在潜伏期，有可能很快进入爆发期。我们正处在向SARS作战的关键期。

二、危机是一种连续发生的常态

孟子说：“国无敌国外患，国恒亡。”危机则是一种内患，它的出现也具有常态特征，这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从世界历史上看，没有一个国家不遭遇危机的；从一个国家的历史上看，没有一个时期不出现危机的。为什么有的国家战胜了危机，而有的国家被危机所挫败？为什么同一个国家有的时期战胜了危机，而有的时期被危机所挫败？这是因为不同的国家对危机的反应不同，对危机的处理方式不同，利用危机提升治理能力不同。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领导人对危机的处理方式不同，也会有不同的结果。

客观地讲，我们对SARS这场突如其来危机的识别能力不足，对危机的性质认识不够，对危机的危害估计不充分，对危机的反应不迅速。本质上看，我们缺乏应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的危机管理机制和处理能力。正如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凯特林·哈本所说：这场危机给中国和世界一个重要的经验，那就是在这个更加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好的疾病监督机制。这一机制应该不仅包括收集和报道公共医疗卫生信息，而且要正确地分析这些信息，这是我们早期发现和干涉疾病、传染病大规模爆发，尤其是未知性传染病爆发的唯一有效途径[10]。

三、

中国战胜SARS危机具有多方面有利条件

首先，中国作为一个国内市场容量大的国家，抵御外部冲击能力强，还有许多要素可以稳定经济增长，抵消SARS冲击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不断优化，内生增长动力显著增强，特别是中国企业对各种冲击的反应能力和调整能力明显增强。

其次，中国经济实力大大增加，财政能力显著提高，有充足的应对SARS危机的经济保障。2003年第一季度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相当于1994年全年财政收入，相当于1998年全年一半之多的财政收入，政府有更多的财政能力应对公共卫生危机。

再有，中国政府积累了应对外部冲击的治理能力，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大为增强。过去6年中国先后经历了两次外部冲击（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世界经济与贸易衰退），中国领导人积累了对付外部冲击的丰富经验，新任领导人也具有处理国内各种危机的直接经验。例如，温家宝总理曾任1998年防洪救灾指挥部总指挥，成功地领导军民战胜“天灾”，当年经济增长率在7.8%，只比原定8％的目标略低一点。2003年4月25日，成立了吴仪为总指挥的全国防治SARS指挥部，通过加强领导、统一指挥、协调各方面力量，开展有效的防治工作（共计102项）。这是我们战胜SARS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保障。

还有，科学的发展是我们战胜SARS的重要手段。人类发展历史就是被各种疾病困扰的历史，也是与各种疾病抗争的历史。1348年以后的1百年，黑死病使欧洲总人口减少了1/3-1/2，死亡人数不下2500万人；1918年在西班牙爆发的世界性流感传染病造成至少2000万人死亡；1955年有430万人死于肺炎、白喉等急性呼吸器官疾病，290万人死于普通腹泻；1995年有200多万人死于结核病。但是人类在医学上的科学成就和普及不仅消除了各种肆虐猖獗的瘟疫和传染疾病，而且大幅度减少人口死亡率，提高人口预期寿命。1950年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50年，到2000年上升为65.5年[11]；而同期中国人口预期寿命由35年提高到71.4年[12]。

技术进步对促进人类健康和提高人类长寿起着决定性作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研究，在1960-1990年期间，技术进步对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贡献率为45%，对女性成人死亡率下降贡献率为39%，对男性死亡率下降贡献率为49%，对女性生命预期寿命的贡献率为49%。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言，要夺取同疾病斗争的胜利，最关键的是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13]。利用全球化，主动与全球最优秀的科学家合作，有效提高了人类战胜传染病的能力。这是我们战胜病魔的重要条件。

最后，中华民族具有在危难关头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战胜挑战的光荣传统。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历史表明，越是艰难困苦时期，越是重大挑战关头，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就越强，她总是向世界显示她不仅是世界的巨人，也是世界不可战胜的巨人。

[1]法新社，印度勒克瑙2003年4月8日。

[2]中国新闻社2003年4月25日。

[3]人民网北京2003年4月28日讯。

[4]美国《时代》周刊，2003年4月7日。

[5]引自新华社伦敦2003年4月27日电。

[6] Citigroup,2003, Asia Economics: What Economic Theory Tells YouAbout SARS, 23-04-2003。

[7]胡鞍钢：“SARS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国情报告》，2003年专刊5。实际上，2003年经济增长率为10.5%。

[8]这里参阅了胡宁生主编：《中国政府形象战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薛澜、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9]引自薛澜、张强、钟开斌著：《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10]中国新闻社2003年4月25日

[11]资料来源：1950－1992年数据引自FrancoisBourguignom and Christian Morrisso, 2002, “Inequality among WorldCitizens:1820-1992”,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pp.727-744；2000年数据引自：World Bank, 2002,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on CD-ROM.

[12]《中国统计摘要》（2002），第34页。

[13]新华社北京2003年4月2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