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岐曾的地下抗清日记

摘自冯贤亮著《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地方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弘光政权结束以后，南方各地的抗清斗争，逐渐汇聚于隆武、鲁监国、绍武、永历等南明政权的旗帜下，既是明朝的延续，又是清初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志在抗清复明的文人士大夫们，各自拥戴这些不同的政权。[1] 他们满怀希望，“愿提一剑荡中原，再造皇明如后汉”。[2] 很多人在起事时，以明室帝王为效忠的正统，构建起他们的精神依托。陈子龙在松江地方起兵抗清时，曾悬挂明太祖像，当众宣誓，以此示明身为明臣；侯岐曾参加嘉定的地下抗清活动时，在丁亥（1647）元旦，也仿设明太祖像于“甲乙轩”。由此表明，这种情况在明遗民中是相当普遍的。[3]

如果从1645年五月清兵下江南计起，至1647年五月侯岐曾、陈子龙等人殉难，不过两年光景，于抗清历史的书写中，往往被着以重墨，但真正能呈现那些在江南隐居，并仍坚持抗清活动的志士们的日常生活，除了岐曾遗下的日记，罕有可举的资料。

岐曾以颇为谨慎的态度，在日记中描画了侯氏一家的生活日常、江南地方社会各种变化的情况、与浙东鲁王等抗清政权的联系以及全国抗清消息的听闻感受等内容。到了1646年的除夕这一天早上，岐曾从恶梦中惊醒，觉得“大事当不远”，家族的危难也许会随时降临，决定从1647年开始，日记“务略之又略”。[4] 但是，这对追索彼时抗清志士的生活史而言，仍是那样的弥足珍贵。

岐曾十分注意官府对于侯家的态度。在1646年四月初七给儿子玄汸的一封信中，岐曾提醒他：“伯母传语羊玄，要防拿船，似尚须一两日消停”；又说“潍［维］亭未必真抢，而居民逃窜则有之”，听说抗清的“白腰党”“布满太湖、沙湖间，潍亭一带石岸俱已抉开”，他认为这些多属“流闻”，不必太在意。至于昆山县城的戒严，他觉得是可信的。[5] 过了几天，岐曾比较概括地记下了上海等地抗清人士活动的一些情况。[6] 五月间，陆翼王来与他会面，说起新泾一带清兵“淫掠至惨”，“城中十室尚九闭”。这些都让他感到紧张。[7]

而岐曾听闻各地抗清的消息后，时常是喜忧参半，但多数归于绝望，他自己也认为，在日记中的这些记录，如所闻的“闽浙义师齐奋，隆武恩诏初颁”等，是“遥遥未可为据”的。[8]

1646年三月二十七日，岐曾记道：“得和从郡回，一饭而去。得大鸿［顾大鸿］札，为言龙种面授语，闽浙似合似分。隆武诏书，我今日始得见之。（自闻浙师大捷，旋闻杭州被围，大约道路流言日日有之，略记之，以需后验）”[9] 二十九日，给女婿顾大鸿的信中说：“南州事，为母者，道基初定，一手劈开；为子者，家业世承，终身孝养：此相成不相碍之局也。……我屡欲通问南州师，而前此皆寄子侄笔端，兹正不欲为凡此情形。啍啍絮絮，烦足下夫妇即将吾此字密商之可也。”[10]

到四月初三，又给顾大鸿的信：“自相订后，即几几望足下夫妇束装东下矣。忽得尊公言旋之报，不意乱离悲痛之余有此一场狂喜。”[11] 这个“尊公”就是顾咸正。当天，岐曾就给咸正（弦斋）写了一封密信，其间谈及其对于当时形势与时局的看法：[12]

兹特先驰一介叩首，百凡情话，都未暇及，惟欲一询西北情形。齐豫秦晋间，何处有反正之机？或口授大鸿，详悉见报，尤妙也。……至弟生趣已尽，止为侍母全孤，留此残生。能使残生早捐，则种种滔天之祸，不复可支矣。说到此，尚能作意表行事否乎？惟有愤闷欲绝。自今已后，亲翁时时锡我南车，死生祸福，俱不至伥伥靡靡矣。晤对之期，更容专订。

岐曾与浙江地方南明抗清人士的沟通，向来十分谨慎。有时他也时常嘱咐相关同志，要保持高度警惕，以免引来杀身之祸。

五月二十九日，他给顾咸正的信中这样说道：“下邑变事虽繁，而初旬之约再忍不过。昨乃特奏八行，岂意复中道返也。从此音书阻达，一等之大事之不可期，庶可解烦化躁。……弟以为今日传某忠臣予恤，明日传某名士拜官，此至危至危之事，将来无数杀机尽在此中。以故陈情一疏，弟每凛凛持之。至如家兄之事，所云日光月华、雷轰电烈，非待口说而后彰，亦不争迟速于旦晚也。鄙夫所见，向来如此，然正未敢执臆断以误当机。况亲翁所云无误，是真实无误者，以故遗孤斗胆相托，直欲一介专驰中道人许，其书疏未敢遽缄，悉呈台览。”这天，由儿子玄汸代写疏稿，薄暮始完。他在日记中载道：“予作三札，并前诸札未达者一一托之弦斋。侄止寄中道人一札，同疏往。城中事传说纷纷，金科至，知骈戮数人，令已下狱，尚需核实。灯下，同汸絮嘱陶蝉，来朝勿复相关矣。小昆信至，知存古［夏完淳］大有来意，因钱濑广之变，故迟之。”[13]

六月十七日，岐曾接到顾咸正的长信，大概有几千字。他觉得复明活动颇可期待：“大都策中兴之必可期，目前举动，力劝吾辈勿过于畏慎，盖谓予前札申申指点危形故也。大鸿为父陈情，即日泛海，一言告别，可云壮游。两日闻钱塘□□，大歼于萧山之伏机。昆来者言之亦凿凿，岂天人遂尔凑泊耶？”[14] 第二天早上，岐曾听说夏完淳兄弟已于昨天傍晚抵达槎楼，即派人送信问候，觉得抗清武装友人所云“□□实未渡江，胜负两皆说梦”，实在匪夷所思。[15] 当然，岐曾给夏完淳写有一信，主要是提醒完淳等人，在槎楼隐居时，行动一定要慎密。[16] 同日，岐曾给顾咸正写了一封长信道：[17]

当此雕肝腐肠之时，忽投以益智定胆之剂，能不苏苏起立乎？……弟今日所处与兄不同，兄虽出万死一生之余，而此身既全，自当理前事以启后图。弟则覆巢遗卵，除却奉母全孤而外，誓不敢萌它妄想。而又亲见彼法之加刃于我，一步紧一步。……忠义诸家，不云暗结白腰，则云显通闽海。而忠义诸家，举事如戏，实亦有可蹑寻，则其一举手间，何异于扫尘烁冻哉！至如目前诛求家业，虽未即及性命，而身危者苦趣自知，亦安得更有闲心剩力以及其它。是则弟与兄所处实实不同，所以知有干惕，不知有宽泰，直由情地无可奈何耳。……而今日读□新皇诏书，不觉眉掀肉舞，以为理数值其至穷，惟当以气焰相取，吾从此不敢复执所怀来矣……刻刻防擒家属，一出门即防及藐诸。

而给女婿顾大鸿的密信中，岐曾对抗清消息的不确，显得十分焦虑：“钱塘之事，或云渡江小败，退保杭州，或云其实未渡，或云悉众而渡”，都是“杳无回报”。他需要等待其它消息来证实。[18] 后来给顾咸正的信中，还在询问“钱塘已有确耗否？长兴白龙鱼服，不终困于豫且否？此成败大关也。雁门一网，不至株连否？”岐曾希望咸正早予确示。[19] 

对于太湖地区义士们的抗清活动、浙东南明政权的北上举动以及全国其他地方的抗清消息，岐曾在日记中经常予以关注。但是，毕竟大势已去，那些频繁的抗清活动又力量有限，太湖义兵已是“势渐孤蹙”[20]，浙东地方的抗清时常受挫，与传言中的抗清捷报还是有出入的。[21] 这种焦虑中带着的些许期盼，正如归庄诗中所言“安得中兴真主应时出，救民水火中”。[22] 七月下旬，岐曾收到顾咸正家传来的信息，道是从江北来的人“亲见何督师（腾蛟）破泗州，瑞昌王破太平府”，而且还听说“宛陵、淮南间义兵日新月盛”，正当令人振奋不已时，岐曾从夏平南那里得知“金华已被屠，浙东不复可为”，“不觉惨沮欲绝”。[23] 至于被清兵擒获的明室旧臣的情况，也多与传闻不合，真假难辨，让岐曾“为之闷闷”[24] 有人从城里来，向岐曾言及嘉定各地发生的不少变乱，南翔镇居民十分紧张，“终宵戒备”。而清兵所过之地，对乡村仍多有骚扰，南翔、大场等镇，“传闻打粮所必不免”。岐曾在日记中说：“予飘摇转徙，蹔寄此中，万非获已，慨然识之。”[25] 到七月底，岐曾一方面希望他听到的好消息都是确实的，另一方面也希望官府的催科能够宽缓。可是南京方面并无任何异常警报，而准备参加科考的举子们正络绎前往。岐曾感到有些绝望，那些传闻浮言无定准，而处乱之情境令人可悲。[26]

岐曾所云的处乱之情境究竟若何？在十月间给顾咸正的一封信中，岐曾有这样一段话：“当此之时，一二懿亲契友，惟以废绝往来为真往来，此乙酉七月四日以后自盟然也。比来尚有以太平物色施及寒庐者，弟几欲挥刀相向，宁可做一场人命耳。至今年六月，复遭先嫂恭人之变，弟保孤之责愈重矣，而诛求之累亦愈惨。至八月以后，弟积病乃大发，两日一疟，冰崖炎井，变换不知凡几。至此纵未能忘情往来，亦穷于时势之不可奈何矣。”[27] 这当然是侯家情境最为真实的告白。

此后岐曾不断收到的抗清消息，越来越令人不安，福建失守，隆武帝已避入江西；四川抗清的张献忠也失败了。[28] 至于北京已然“恢复”的传说，岐曾更不敢信以为真。[29] 后来他又说：“此间久闻燕京已失，今竟属荒唐。”[30] 岐曾觉得：“大事既不可期，身家水火，日甚一日。”[31] 感到危难时刻都有可能降临。

[1] 可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