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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民政治现场:香港暴徒开始夺枪,炸街,烧人了...

2017年1月,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叫“当暴民统治时,每个人都是靶子。”文章声称特朗普的“暴民政治”将带来麦卡锡以来共和党始料未及的危险和威胁。

作者用了一个如此古老的词汇:“暴民政治”(Ochlocracy)。

时间转到今天,这个标题用来形容当前之香港,竟然无比贴切。在不解政治学术语的普通民众面前,香港“废青”用自己的愚蠢和暴行生动解释了何为“暴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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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这天,香港“废青”再度出动“炸街”,一名男子上前理论,反对激进示威者胡作非为,却被泼上可燃液体直接点燃,该男子瞬间化为一团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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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警察上街镇暴过程中,又有暴徒试图袭警夺枪,被警察开枪击倒。

疯狂数月之后,这一声枪响终于让等待已久的西方媒体无比兴奋,霎时间断章取义的舆论抹黑铺天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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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那香港街头的一片狼藉,看那香港地铁站滚滚浓烟与熊熊火焰,看那成群结队的“黄尸”四处烧打,这就是一幅荒唐而野蛮的当代图景,足以诠释何为“暴民政治”。

没有人会从中幸免,放纵暴行摧毁秩序,每一个人都将成为暴行的活靶子。

那个不幸的受害大叔,正是香港市民的命运写照。

人类历史上从不缺乏秩序瓦解、暴力横行的戏码,但暴力降临自身头顶,永远都是令人始料未及的事情。

恐怕香港人也从未想过,自己的某些“优越感”和“先进”的社会制度,居然迎来了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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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车厢里瑟瑟发抖的孩子

这一幕发生在香港,而不是叙利亚

不好好学历史的人,不仅搞不清楚自己是谁,也无法从人类有过的政治灾难中汲取教训。并且,那些时常以英语国家殖民历史为荣的人,显然英语也没有好到洞察出OchlocracyDemocracy的共同词尾,这两个概念都源自古希腊语,从构词上我们就能看出它们的相生相伴,暴民政治的概念衍生自民主政治。

发明这个词的人,是希腊化时代的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在其《历史》一书中,波利比乌斯一边讲述着罗马人崛起的历史,一边探讨着罗马的政体。

在这里,他依然延续了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不过他用了“暴民政治”这一新概念,来描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不断抨击的“坏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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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暴民政治”并不等同于“多数人的暴政”。

区别就在于发起“暴民政治”的人不一定是多数,也有可能是一小部分。

也许在常人的逻辑里,不安分的一小撮很难掀起大风大浪。但有时也要分在哪,在一个人口不多的“小城邦”里,一小撮不安分的暴徒聚众上街,抢班夺权,同样会引发灾难性后果,不论古希腊还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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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8日,玻利维亚女市长遭暴民喷漆、拖街羞辱后跪着辞职

“暴民政治”会造成很多无辜受害者,他们或成为暴徒攻讦的对象,或丢掉性命,或严重受伤,即便是没有伤及性命,也会因公共秩序的瘫痪、公共设施的破坏,而遭遇诸多生存困难。

我们熟知的苏格拉底,似乎就是死于“暴民政治”之手。

但严格来说,戕害苏格拉底的是“多数人的暴政”,在雅典遭受“暴民政治”荼毒最深的,往往不是苏格拉底这样四处游荡的“悠闲”知识分子,而是执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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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阿里斯提德、地米斯托克利、米尔提亚德等杰出军政人物,即便他们为雅典公共福祉做出了贡献,一样被判流放或被“扔进地坑”。

就连历史书中大书特书的伯利克里,都有侥幸逃脱死刑的狼狈时刻。

还有打赢阿吉纽西海战的八个将军,凯旋后立即被判处死刑。

“以众暴寡”是民主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但“暴民政治”却是群体聚合起来,以“正义”为名,任意施暴。

执法者恰好是可以被标定的“正义”对立面。

在一座城市中,公共权力的缩影,恰好就是负责抑制暴力行为的警察,因而警察也会成为“暴民政治”的直接攻击对象。

不加规范的民主制度自然会衍生出“多数人暴政”,而“暴民政治”则是受歪曲意识形态煽动的群体性运动。对于一座小城邦而言,如此暴烈的群体性运动不亚于一场“内乱”。

这在古希腊时代就早有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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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科孚岛上的柯基拉城邦就是如此。只不过城邦里煽动群众的意识形态基本是外部输入的。先是寡头党人在议事会会场上屠杀了50多名平民领袖。他们被驱逐后,又想方设法阻断柯基拉的交通和粮食供应,进而引发饥荒。民主派则怒不可遏,引来雅典军队摧毁寡头派,再次以屠杀的方式回应寡头派。

暴民政治的恐怖力量书写了一部漫长的“烧人”史。波利比乌斯之所以在一部历史中谈论罗马政体的问题,也是因为即便在希腊化时代之后的罗马,暴民同样盛行一时。罗马共和国末期,在罗马广场上“头目与民众的结合掀起暴乱和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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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民官提比略是最早利用“暴民政治”谋利的罗马贵族。突破共和传统,将生杀予夺大权交予人民,看似维护民众利益,实则是提比略为了巩固自身权力,打击政敌和贵族元老的手段。这种手段掀起了罗马城一波又一波的冲突,最终始作俑者提比略死于骚乱,自己成了“殉难者”。

自此之后,无论是马略、苏拉,还是凯撒,政治领袖深谙驾驭暴民政治之术,罗马城内掀起一次次腥风血雨,“烧人”无数。而凯撒自己同样死于暴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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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撒之死

如果说这些历史过于遥远,那么近世以来的暴民政治同样不在少数。16世纪,“暴民政治”一词自古希腊语经法语传入英语,在之后的政治动荡和英国内战中一语成谶。清教徒激进的群众运动,导致了近20年的暴力肆虐和政治动荡。克伦威尔的军事统治便是其直接产物。

一百年后,同样的暴民政治又在法国上演,雅各宾派的断头台成了以“人民”名义“烧人”的舞台,受害者达两万。正因如此,托克维尔后来在书写《论美国的民主》时,还要借美国的民主政体反思法国大革命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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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今天,暴民政治也从未淡出人们的视野。从叙利亚乱局到乌克兰骚乱,再到今天全球的“遍地烽火”。所谓暴民政治,不分立场和具体意识形态的区别,都是在某些意识形态鼓动家的鼓吹下,假以“正义”的庇护,视他人为敌,进而伤害他人,最终与他们所谓的“正义”背道而驰。

美国政治学者沃格林,将这些意识形态鼓动家描述为“低俗者”,因为他们不足以把握人的存在真相,将虚幻的“真相”灌输给他人,也就是格雷塔一样的人物。

更有一些具备认知能力的知识分子,却“自觉充当知识骗子”,只为维持某一个意识形态,以便允许他以道德名义支持对人实施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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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何预防暴民政治的问题上,波利比乌斯和托克维尔都表达了一些类似的观念,即混合政体的缓冲作用,以及法律秩序的必要性。

政府权威或许是暴民政治冲垮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但现实往往是,暴民政治汹涌的地方,政府权威反而缺乏有效维持秩序的手段,秩序的溃散令暴民政治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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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当警察们也无法阻止暴民政治“烧人”时,暴力的升级和扩散,也就是时间问题。

激进的暴徒,迟早会以各种名义动用恐怖主义手段,按自己的喜好划设敌我,滥用私刑。

秩序瓦解后的城市,就是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是“万人对万人”的“战争状态”,裹挟其中,没有一个人会得以幸免,只能逃离。

这一幕只能在末日电影中看到的景象,其实就是暴民政治的常态。

或者说,人类对于社会秩序瓦解的末日想象,恰好来自于类似的现实经验。

正因如此,暴民政治的问题很难轻易甩掉。当一个地方涌现出无法遏制的暴民政治时,那里所面临的问题,恰恰是最严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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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沃格林的原话,“低俗之人创造并主导了知识氛围,在那样的氛围中,像希特勒这样的人物才有可能上台…只有当社会环境被低俗者彻底摧毁时,那种残暴才能出现,这种低俗精神的代表才得以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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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格林将暴民政治的根源归结于人心的“失序”。因为启蒙运动的世俗化,使得宗教性观念得以祛魅化,但现代意识形态又重新赋予人“类宗教”意义,进而追求突破个体限制的“超人”状态,将内心的狂暴一并释放。

沃格林的解释过于抽象,其实暴民政治与一般社会运动的本质区别,是其突破了社会秩序的基本底线。摄于意识形态感染的个体过度激进化,且社会失去了对其的限制,最终逾越文明的底线。

这与人基本的生存条件严重背离,毕竟人不是意识流,人需要在稳定的秩序结构中才能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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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便是在香港这种标榜法治的地方,当暴民政治显露出征兆时,迟早会化为一声枪响,进而演化为暴力行径,成为“烧人”历史的一部分。

这与“废青”们选择自己是谁并无太大关系,他们只是在扭曲意识形态的挑动下,释放自己心中最为丑恶的一面,没有被卷入其中的人,也有无数冷眼旁观者。

或许我们该问香港人为什么是这样的?

如果套用沃格林的话语,这也许就是港人的心灵“失序”,它印证了香港社会肌理的深层次问题,那就是这套源自于殖民母国的社会体系,始终蕴藏着不稳定的因素,使得这里走上类似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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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心灵失序,在这里恰是殖民主义的遗祸。

如果你总是阻止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究竟是谁,并且不断隔绝他维系生存所必要的秩序资源,他迟早会成为野兽,进而成为一群行为失控的“僵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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