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教员职场记：从国民党中央大员到山大王的过山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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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说到远在莫斯科的导师列宁与终于认识到靠着军阀打军阀行不通的国父孙中山一拍即合后，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半年前，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了三大。

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国共合作，在共产国际的协调下，中共通过了国共“党内合作”的决定，即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是，党仍要保持党组织的独立性，也就是所谓的跨党党员。

干革命也好，做工作也罢，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自己的独立性。“独立自主”，不能是一句空话，只会执行而没有思想的人，永远只能当工具。

后世对这段时间里教员的行踪描述甚少，官方史书对于这期间教员的的活动说明也讳莫如深。其实，对于个人的命运来说，与遵义会议比起来，教员在三大中地位上升才更加关键：

这段时间的教员，恰恰如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一样，也在职场里努力的往上走。

由于他在湖南地区工作极为出色，陈独秀对这位早在北京就有所交往的青年相当欣赏。在中共三大报告中，陈独秀在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后，特别表扬了湖南：“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湖南几乎所有拥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控制之下”。

想让领导注意到你，可能交情很重要，但想让领导重用你，一定要有拿得出手的成绩。

因此，三大之后，教员不仅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了中央局秘书，直接对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负责，成为他的助手。

这项任命实际上意味着教员正式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因为中央局秘书的权限极大，不仅肩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这种一般事务性工作，而且有着“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的联合署名权!

而更让教员收获巨大的是人脉的拓展。在担任陈独秀的秘书之后，他需要陪伴陈独秀参与国共合作的具体操作中，因此接触到不少国民党上层人物，除了著名的左派廖仲恺之外，他还接触到了元老级人物、时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建设部长的谭延闿。由于同为湖南人，谭延闿对这位后辈很是热情。

可以说，正是陈独秀的青睐有加，不仅使得教员在党内进入核心领导层，拥有了让国民党不可小觑的政治资本，另一方面他还以陈独秀助手的身份，得以进入了国民党高层的法眼，为其在国共合作时在国民党内部担任高级职务奠定了基础。

2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职场生存，学会“助攻”很重要。

1924年1月20日当国民党一大召开时，教员不仅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还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只是，此时的教员还算不上什么重要人物。在会上除了一些常规性发言之外，他基本都是给队友做助攻：

方瑞麟提出要在章程中列入国民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实质反对国共合作，这个提案遭到了汪精卫、胡汉民、李大钊、廖仲恺等大佬的驳斥，而教员看气氛合适，趁机发言要求立即付诸表决，最终否决了这一提案。

但话说回来，助攻得好也还是有收获，教员在国民党一大上的活跃表现得到了孙中山的肯定，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时候，孙中山亲自起草了一个名单，钦定他为候补委员。

在国民党一大之后，被钦定为候补中央执委的教员被派到了上海的国民党执行部工作。

当时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由胡汉民、汪精卫和叶楚伧负责，而教员则以胡汉民秘书的身份兼任上海执行部组织秘书。由于与叶楚伧有矛盾，所以教员干到12月就干脆请假回长沙了。其实年轻的时候大家都一样，冲冠一怒就要撂挑子。这段短暂上海经历，对教员来说只是一个小插曲，但也不是毫无收获。

命运就是这么的神奇。你永远也不知道机会会在什么时候眷顾你。所以才要时刻做好准备。

正是通过在上海工作的经历，他不仅结识了汪精卫，还得到了这位当时著名国民党左派、孙中山死后的国民党头号人物的器重。其实，教员和汪精卫也算是有渊源，教员的同乡、恩师，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是汪精卫的挚友，早就向汪精卫引荐过自己的学生。

通过上海这段短暂的共事经历，汪精卫对教员的才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尤其对其才思敏捷、文辞颇佳颇多好评。

1925年7月广东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之后，汪精卫任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到10月5日，汪精卫以自己事务繁忙为由，特地指名推荐教员代理宣传部长职务。10月7日，从长沙返回广州的教员正式就职，成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

所以他就跑到国民党中央，当了这个宣传部长，而汪精卫的赏识，正是这段记载史海沉钩的直接原因。

3

由于长期偏重军事，不注重政治宣传工作，在教员到任之时，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几乎是死水一潭，没规划，也没有规律，更没有组织，甚至到了宣传都不出广东一省的地步。

教员到任之后，首先就以宣传部的名义在上海开办了交通局。嗣后又陆续将交通局扩张到了12个省市。国民党也没得办法们，只好依靠这些交通局作为据点，在当地开展政治宣传工作。

随后，他又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主持全面整顿国民党报刊宣传系统工作，创办了一大批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刊，一时间让国民党的宣传看起来颇有声势。据统计，到1926年6月北伐前夕,国民党系统出版的报刊有近百种，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更加注重宣传工作的党人主持的。

用自己的长处，补组织的短处，往往会成为那个组织离不开的关键人物。这样的人，每个单位都有。

国民党在败退台湾之后，曾出了一部《国军政工史稿》书，在里面酸溜溜地反省当年国共合作道:

“中共分子争事不争权。愿在政治部中多做事，而将握有实权之党代表职位尽量让与国民党党员：你不干我干。凡某一政工职务为国民党党员所不愿为，不屑为或不能为者，他们欣然接受，全力为之。表现能力，表现服务精神，劳苦毁誉在所不计”。

无论怎么看都更像是在夸奖中共肯吃苦——事实上就连鲍罗廷也说：“中共是中国革命中的苦力。”

成为那个不可替代的关键先生总是有好处的，教员造反出走后，国民党的宣传系统再也没有好过。曾经有个发工资的机会摆在国民党的面前，国民党却不珍惜，直到员工跳槽，他才追悔莫及，如果上天再给他一次机会……

从1925年10月5日到1926年5月28日，教员一直主持国民党的宣传工作，除了《政治周报》之外，还负责了当时国民党“二大”各项草案撰写和宣传工作报告，直到1926年5月蒋介石提出的旨在打击共产党，争夺国民党最高权力的《整理党务案》获得通过，教员方才不得不辞去部长一职。

不过，这时他已经找到一份更加适合的工作——农运。

4

和国民党最开始的人物大都有吃洋面包，喝洋墨水的背景有关，他们在对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似乎总是有那么点隔阂，抓不住，或者说不愿意深入到底层去抓人口的绝大多数。反倒是一贯的“革命苦力”中共，对中国社会底层问题非常有兴趣。

瞧不起真正有力量的人，是中国“精英们”一直以来的通病。就像是拍电影一样，能拍《捉妖记》，他们是绝对不会拍能让一亿人次走进电影院的《哪吒》的。

或许是因为出身农家，对农民问题有深刻体会的缘故，教员对农民运动讲习所投入极大的热情。第六届农运讲习所有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学员。

扎实的付出总有极大的回报。就好比饺子的《哪吒》和卡梅隆的《阿凡达》一样，教员扎根一般的付出，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回报。

对于教员来说，农运讲习所给他带来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能通过学员材料真正地了解中国社会现实，获得革命现状的第一手材料。因此，他非常重视学员写的材料，还选出一部分编进《农民问题丛书》出版发行。而在序言中，他写下一段至关重要的话：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在教员主持农运讲习所期间，他总共编辑出版了52种《农民问题丛刊》。而且这批农运积极分子还被送到黄埔军校接受军事训练，前往韶关、海丰等地农村参观。这些学员毕业回省之后，绝大多数都成为当地农运的骨干。日后也成为了党烧起燎原大火的星星火种。

中国国民革命中心问题是什么?

不用等到1946，早在20年前的1926年，教员已经清楚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此他才会对农运保持如此高的热情，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做出对农运的全盘肯定——事实上和所有的运动一样，农运自然也有“过火”的问题。

但在伟大的教员看来，矫枉必须过正，必须造成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才能肃清地主阶级长达几千年的恐怖。因此这些“过火”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此时，他毕竟还不是以后那个经验丰富的领袖，他只看到了农运震撼整个社会的力量，却未能考虑这种震撼会多大程度上激化社会矛盾。

随着农运深入，土地革命变得迫在眉睫，而这种涉及整个社会结构的革命则远不是此时的中国所能承受的，早就对农运心存疑虑的国民党更是产生激烈的分化，国民党高层的大量大地主出身的人，由于自己利益受损或者即将受损们，开始站到敌视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一边，国共合作的破裂已经不可避免。

但对于教员来说，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已经找到了属于他的未来之路、革命之路。

5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面对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疯狂屠杀党员的危急局势，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但是讲武装反抗，首先要有武装。领导起义，夺取政权，必须以一定的武装力量为基础。在党内，教员是比较早的注意到军事工作的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

在“八七”会议上，教员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他说“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曾向教员征求意见，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但是教员却不同意，他主动要求回湖南搞武装斗争。

实际上此时的教员虽然有做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等革命工作的丰富经历，但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但是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教员勇敢地投身了武装斗争的洪流。

没有做过的工作，不要怕，做了之后就会发现，原来让你恐惧的，还是恐惧本身。

数十年后，他在会见外国朋友时还就此说道：“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

经过教员自己的不懈请求，“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教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当时中共中央的最初设想是在湖南湘中、湘南等多处发动，力争通过暴动控制湖南全省。

一九二七年八月的两湖已经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为了回湘组织起义，教员不顾个人安危，于八月十二日从武汉秘密回到长沙。

一回到湖南，从八月十二日到八月十八日间，教员就马不停蹄的开展了多次社会调研。他在送杨开慧回长沙城外板仓村老家的时候，在杨开慧家里，教员邀请了五位农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学教师开了两天调查会，了解到当地农民要求全盘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和对局势的看法。

回长沙城后，他又召集了由湘潭韶山来省城的五位农民开会，在同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教员又充分地了解到乡村一般群众对社会局势和对国共两党的一些看法。

通过这些调研，教员发现形势在发生着飞速的变化，这促使教员对起义计划进行重新思考。当得知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后，群众对国民党的看法已完全改变了。因此，对组织领导秋收起义举什么旗的问题，教员也有了新的决定。

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从来是教员制胜的法宝。

6

八月十八日，教员出席了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会上，针对党内有人还对国民党存在幻想的情况，教员发言，他扫视全场，吸了一口烟，说道：“国民党的招牌还能要吗？我看不能要了，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

有人发问“不打国民党的旗号，那我们怎么办？”

教员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要举起自己的旗帜，只有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才能号召群众。”教员的这一观点很快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成。

会后，教员为此向中央写信解释说：“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

在教员的主张下，湖南省委决定成立以党的旗号来号召群众，领导起义，并制定了湖南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组织工农革命军、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财产、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党力量、组织工农兵苏维埃的五项起义纲领。

事实证明，正是教员所主张的高高举起党的旗号和这些正确的起义纲领对吸引号召群众起来参加革命起了关键的作用，也正由于此，才有了中国革命日后“唤起工农千百万”的壮举。

在八月下旬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上，教员明确表示需要改变以长沙、衡阳、宝庆三处为中心的全省暴动计划，他主张不打大城市，打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这一想法虽然得到了湖南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但是却被当时不懂军事的中央严厉的批评了。教员顶住了中央的压力，决定还是按照在基层一线工作的同志们都赞同的方法办。

实事求是，永远不会被亏待。

在组织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教员非常重视起义的军事准备工作。当时能够参加起义的各地武装主要有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或农民自卫军和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等，但比较缺乏正规军。

为此，教员八月十九日就致信中央，提出希望中央能调派两个团的正规军来协助湖南的秋收起义，但由于当时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广东，教员的这一要求中央没有能够给与实现。

既然组织上给不了帮助，那么就只好自己找帮手，为了创建革命武装，为起义打下坚实的军事基础，教员积极奔走，联络各方武装力量。

八月三十一日清晨，教员告别妻儿，乘火车从长沙前往安源。九月初，教员化妆成农民赶到安源，在张家湾召开会议传达秋收起义的计划，在会上，当教员了解到在修水有一支正规革命武装——即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而停留在那一带时，他立即决定联合驻修水的警卫团共同起义。

果断，从来是个好品质。

安源会议结束后，教员一方面给修水、铜鼓等地革命武装去信，要求共同举事，一方面自己亲自赶往铜鼓，与当地的革命武装面商起义事宜。

就在这次行动中，教员也遭遇了人生中的一大险情。安源会议后，教员为了联系卢德铭，装作安源煤矿的采购员赶往铜鼓。不料，走到湖南浏阳张家坊村，被当地反动民团巡逻队抓住了。

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万计的党嫌疑分子被杀。那些民团要把教员当作党嫌疑分子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好在事前教员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块钱，他打算从这些钱贿赂押送的人释放他，押送他的民团士兵同意了，可是负责的反动民团头目却不同意。

一路上，一直到走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教员才找到机会，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他飞快地翻过田野里的一个高地，然后躲到高地下面的一个水塘里，在那躲过了反动民团的几次搜捕，一直躲到日落才成功脱险。

后来，在一个好心的农民的帮助下，教员才赶到铜鼓，联络上党组织和当地革命武装。

事实证明教员在联系卢德铭这个问题上是极有远见的。

正因为有了教员事前重视军事准备，重视革命武装的创建，尤其是把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这一正规革命武装纳入参加起义的关键决断，才使最后秋收起义中虽然攻打长沙失利，但以警卫团为骨干力量的起义军却不仅并没有就此溃散，还成为了后来教员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坚力量，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基础。

7

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教员的领导下爆发了，从此教员走上了领导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军事生涯。

教员心情十分高兴，他一扫大革命失败后的压抑，兴奋地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乐观归乐观，现实归现实。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搞起义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秋收起义爆发后不久，因为敌我力量悬殊和武装斗争经验不足，起义部队接连战斗相继失利，十天的战斗，起义队伍从五千人锐减到一千五百余人，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在秋收起义的原定计划严重受挫的严峻形势下，起义军何去何从？是执行中共中央原来的决定，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继续进攻长沙以避免背上“逃跑”的罪名，还是从敌我力量悬殊的客观实际出发，实行必要的战略退却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

在这个起义军生死攸关的时刻，面对如此两难的抉择，教员当机立断，下令改变原有的攻击长沙部署，命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以讨论下步行动方针。

秋收起义攻打城市失利，起义军士气非常低落，一些军官更是怨声载道。1927年9月19日晚，教员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由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

在会上，诸多领导人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当时起义军内不少人包括当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的余洒度等人打着中央和省委的旗号，要求“取浏阳直攻长沙”。团长苏先骏则阴阳怪气地说：“革命了半天，却革到山上做‘山大王’，这叫什么革命？”

面对这些意见，教员详细地对客观形势作了分析，认为敌强我弱，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已经强固设防的长沙，湖南省委原来的计划已无法实现，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经过激烈争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还是通过了教员的主张，否定了师长余洒度等坚持的“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决定退往湘南。

九月二十日早晨，迎着清晨的霞光，教员在里仁学校操坪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全体人员讲话，教员说：

“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文家市转兵，实现了从进攻大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转变，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教员在此作出的转兵决策，可谓为革命留下了火种，为国保存了良才。它避免了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同强大的敌人决战，保存了革命的基本力量。

拉起队伍，重拾信心，教员上了井冈山，真正扎根到了农村，在那里他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取得的成绩，超过了中共成立以来所有工作的总和。

从中央大员，到山大王，这一步不好走，以时人的眼光看来不可谓明智。

但，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

扎根基层，扎根农村，那支灰色的军装，崭新的红旗，将在二十年后，给你一个崭新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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