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青少年志愿者团队的组建有必要吗？（下）

编者按：本期向大家推荐的是新西兰学者Nicola S. Pine等人发表在Journal of Loss and Trauma的Teenagers’ Perceptions of Volunteering Following the 2010–2011 Canterbury Earthquakes, New Zealand一文的下半部分。文章通过对31名经历过地震的青少年开展焦点小组活动，发现志愿工作可减少青少年灾后的心理困扰，同时了解到组织以青少年为中心的志愿团体的重要性。

这是社论前沿第S1409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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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及讨论

对于大多数小组成员来说，地震发生时他们在13——15岁的年龄段，参与社区是他们在地震发生后做的或想做的事情。志愿者主要帮助清理工作，如清扫杂物和淤泥，帮助清理受损的烟囱，烘烤和分发食物给需要的人。小组成员还谈到了社区活动的有益性，这使他们有机会帮助自己所在的社区。

坎特伯雷地震后，小组成员强烈希望参与帮助他人的活动，这强化了Anderson（2005）的观点，即面对自然灾害，年轻人不是被动的旁观者，而是参与救灾。目前，人们对年轻人在应对灾害过程中所做的工作以及他们在过去的灾害事件中所做的贡献知之甚少（Anderson，2005；Peek，2008），也不太清楚是什么促使他们在自然灾害后自愿参加活动（Peek，2008）。此次研究分析了青少年参与者对志愿服务的感知以及志愿服务对他们的意义，并确定了四个主题，即控制感、目的感、视角转变和帮助他人的限制。下面依次讨论这些主题。

1、控制感

根据新西兰国家心理健康协会(2005)的研究，无论孩子的年龄多大，在灾难发生后，成年人都应该帮助其找到帮助他人的方法。Fothergill和Peek(2006)解释说，参与到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可以让孩子放心，帮助他们处理自己的失落感和焦虑，同样还可以给他们一种控制自我的感觉(全国学校心理学家协会，2008)。小组组员指出，与地震的不可控制性相比，援助至少给他们提供了某种表面上的控制。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两次地震之后都有持续不断的余震，援助的行为加强了目前局势的不可控性:

对我来说，感觉你真的可以控制一些事情，因为，很明显，你不能控制地震，但是能够帮助和安慰别人，就像，好吧，我可以为别人做些事情来改善情况。（女性，第1组）

在第一组的另一名成员提到“只是坐在那里等待”是缺乏控制的，并强调了帮助他人能让她做一些积极的事情:

援助真的很有帮助，把这一切都抛在脑后，让自己在做些什么，而不是坐在那里等待另一场地震的发生。（女性，第1组）

在灾难发生后帮助他人不仅可以给人们带来某种控制感，还可以帮助他们在经历过的灾难中找到意义(Kaniasty & Norris, 1999)，这反过来又可以减少痛苦。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志愿活动可以通过给年轻人一些控制感，潜在地帮助他们减轻与灾难相关的压力。这与2013年坎特伯雷青年幸福调查(2014)的结果一致，该调查发现75%的受访者(12——24岁)认为帮助家人、朋友和社区是地震过后某些行为带来的积极结果。

2、使命感

除了通过帮助获得控制感之外，参与者还讨论了拥有积极的有价值的经历，会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并有一种使命感。例如，一位女性参与者讨论了她从帮助学生志愿者团队中获得的使命感。

“学生志愿者团队”给我们一种有组织的感觉，让我们觉得自己能够做一些正确的事情，能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比如使命感，所以无论以何种形式，我们都能获得那种使命感。（女性，第2组）

在这里，她指出，帮助他人的“组织性”很重要，这或许强调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作为团队的一员，做一些有用的事情是有好处的。这种使命感还为参与者提供了积极的奖励，使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如下面的第三组小组成员所解释的那样：

你看到那些人的脸，你会感到很满足，因为你做了一件好事。（女性，第3组）

Lowe和Fothergill（2003）指出，志愿工作有助于他们从无助感转变为效能感。这一点在第三组的一位女性参与者的一段引述中很明显：

是的，嗯，我想这只是一种帮助你自己的方式，就像个人康复一样，如果你在帮助别人，我想，只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在做什么，并且还是有效率的。（女性，第3组）

因此，志愿工作给参与者一种使命感和能动性，使他们感觉良好，这似乎起到了保护作用，改善了心理健康。帮助他人作为治疗手段的思想与文献一致（Kaniasty&Norris，1999）。

3、换位思考

小组成员还讨论了帮助他人是如何改变他们自己的观点。无论是短期内通过分散注意力，还是长期通过让他们思考更广泛的生活环境和其他人的经历来改变消极观点。在短期内，小组成员注意到助人可使他们从消极的想法、压力和偏执中分离：

我们不想呆在家里，我们不想离小镇太近，我们只是想，“我们需要在我们都疯掉之前去做点什么，”因为我们开始变得偏执起来，觉得更糟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女性，第1组）

帮助他人能让你不去想发生了什么。…就像你只是不想去想，你只是想做点什么，所以就像你做的那些很酷的事情，让你不能沉湎于这个可怕的事实。（男性，第2组）

通过观察比自己处境更糟的人，参与者能够获得对自己处境的看法。也就是说，他们经历了认知的转变，这可能有助于减少他们的个人痛苦。这与Wills（1981）向下比较理论相一致，向下比较理论指出，当不幸发生，一个人的主观幸福感下降时，解决的办法是将自己与不那么幸运的人进行比较，这样就能让人对自己的处境感觉良好。这可能是因为向下比较的行为提供了证据，挑战了人们对个人处境或损失程度的认知。改变一个人的消极认知可以对他们的情绪产生积极的影响(Beck, 2010)。

4、限制

对一些参与者来说，有一些限制要么让他们无法提供帮助，要么让他们在13-15岁时变得困难。这些限制包括他们的年龄和父母的担心。由于年龄的限制，一些参与者抱怨说，由于他们在最严重的地震发生时年龄较小，他们在灾难发生后帮助别人且有组织性的机会更少：

受访者1：尤其是年纪这么小，他们几乎不想让我们帮忙。

受访者2：是的，我很愿意投入时间，但是，除了学生志愿团队，什么也没有。

受访者1：不适合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女性，第1组）

相比之下，其他小组成员解释说，即使年龄受到限制，无法作为学生志愿者加入志愿团体，但仍然可以提供帮助：

我的表弟13岁，他在路上就抓起背心穿上，然后就去帮忙了。…有些人不在乎年龄，他们就觉得还可以，就继续让表弟做下去了。（男性，第2组）

总体而言，参与者确定了限制他们参与救灾工作的两个主要因素即年龄和父母的担忧。儿童和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在心理、情感成熟度和身体发育上存在差异，因而具有不同的优势或能力。因此，活动必须与年龄相适应，并事先进行评估，以评估其是否适合相关儿童的年龄和能力(Raftree, Machingaidze, del Valle& Foster, 2002)。克赖斯特彻奇的学生志愿者团队(SVA)招募了年龄在16岁及以上的志愿者，因此排除了本研究的参与者(地震发生时年龄在13 - 15岁之间)。这一年龄限制可能是因为SVA意识到他们作为志愿者的风险和安全(身体上和精神上)，因此认为他们的活动不适合16岁以下的人。然而，许多青少年仍然想以某种方式参与救灾。在发生另一场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本研究的结果突出了组织针对年龄较低的青少年（即13-15岁）的志愿团体和为他们组织适龄活动（如清理杂物和分发食物）的潜在有用性。

要求15岁及15岁以下的青年获得父母的同意，可能也是志愿组织者的一个障碍，特别是因为父母的关切是一些参与者是否有助人的机会。在这场毁灭性的自然灾害之后，这种对儿童安全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需要仔细考虑，特别是对于年龄较低的青少年。目前的研究表明，在自然灾害期间和之后志愿服务有助于解决缺乏控制感、消极认知和丧失经验的问题，从而可能减少他们灾后的痛苦。

总结与启示

在本次研究中，大多数小组成员表达了在坎特伯雷地震后自愿或帮助他人的愿望。也指出了志愿活动对他们有益的几个原因，包括志愿活动让他们有事可做，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给他们一种使命感或控制感，给他们一些不同的看待事物的视角，并帮助他们个人的恢复。在灾害研究中，灾害会对幸存者产生消极的心理影响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实，有理论认为，压力会导致心理障碍的发展。在本研究中，帮助朋友、家人和社区为青少年提供了一种控制感和目标感，一些小组成员阐述了消极认知的积极转变，所有这些都有望减少与灾难相关的痛苦，从而增强他们的能力，降低患上更多长期心理疾病的风险。

本研究的发现强调了在灾难发生后给年龄较小的青少年提供志愿服务的机会的重要性，并反过来强调了在发生自然灾害时组织青年志愿者（即13-18岁）团体的好处。如果能为青少年提供一系列在能力和无障碍性方面各不相同的适龄活动，那将是很有帮助的。这种青年参与灾害应对的观点与Anderson（2005）关于青年在灾后积极参与的报告以及他们不是被动旁观者的观点是一致的。

局限与未来研究

在解释本研究的结果时，有一些局限需要考虑。首先，人口样本不包括已离校但年龄仍在13至16岁之间的学生。也不包括那些在地震后永久搬迁到其他城市或国家的人。自我选择偏见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Kumar, 2010)，也就是说，那些参与焦点小组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态度、属性或动机。

然而，鉴于所进行的定性研究的类型，目前的研究结果只是探索性的，预计不具有概括性。相反，这些来自坎特伯雷一小部分青少年的深入调查结果提供了他们对志愿服务的看法，并且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在更大的样本中进行检验。未来的研究还可以尝试在不同的地区选择学校，并且还可增加一个研究样本，包括不再上学或已经搬迁到受灾城市之外的青少年。获取志愿者团体的父母和组织者的意见也可以对数据来源进行测量，以印证受访成员观点的可信度和可靠性，并添加进一步的信息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