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艳 | 警惕文学对时代的“碰瓷”

编者按

随着科技的发展，新媒体传播的日益壮大，文学似乎逐渐失去了时代话语的把控能力。在民众期盼针砭时弊，敢于直指社会黑暗面的文学作品出现的同时，作家群体却由衷地感觉到话语权失落带来的危机。他们希望通过关心现实、重述历史来缓解与时代脱节的焦虑感，但更多的时候，这些作家既没有对现实深刻的体验，也缺乏对历史同情的理解，却借着与现实“碰瓷”和历史“勾搭”来收获各种文化资本和艺术“美誉”。保马今日推送的文章关注作家与时代的关系，意在为这个“浮躁的”“缺乏对文学的关注与容忍”的时代正名，批判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固守个人经验，不尊重历史与现实，使文学作品走向自我满足、自我封闭的现象

本文原刊发于《光明日报》，后加以修订，收录于作者的首部文学评论集，入选“微光·青年批评家集丛” 第三辑， 2020年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感谢文章作者霍艳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警惕文学对时代的“碰瓷”

文| 霍艳

4月4日，娄烨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如期上映”。

在上映之前，照例是删减、“不可抗因素”、撤档风波——文艺片宣传的“惯用”手段。娄烨2012年的一条微博被翻出来：“不要害怕电影！电影没那么可怕，也没那么重要。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政体因为电影而感到恐惧，那绝对不是因为电影太强，而是因为他们自己太脆弱了。”

这个引号显得意味深长，你不知道他是引用了别人的话，还是自己的话，但总之，和撤档风波一勾连，成为一条绝好的注释。这种奇特的“一语成鉴”感，使观众们纷纷表示欠娄烨一张电影票。

导演娄烨

上映并未推迟，很快形成了两极化的口碑。影片展现出一贯的娄烨风格，情欲流荡。但不同的是，这次娄烨特地强调了和时代的关联，在采访中他表示一直想拍一个反映改革开放背景的电影。于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成为一次揭开时代脓疮，反映改革开放时期的另一面——地方腐败、官商勾结、地产黑幕、权钱交易的尝试。电影海报上也仿照报纸头条的形式，写着：“电影会帮我们记住我们和我们的时代”，来呼应他“拍吧，不然就忘了”的初衷。

但是，这种尝试并不成功。除了开场用纪实手法拍摄广州城中村拆迁的画面外，影片只是靠不断切换的年份、旧照片、旧服饰、伪新闻来凸显时代印记，故作一种城市边缘和权力中心的二元对立。我们什么也没被唤醒，什么也没记住。

影片就像是一场对“改革开放”的碰瓷。这样的碰瓷，也出现在文学作品里。

我们的作家开始变得对时代有强烈的诉说欲望。这折射出一种没能参与到时代进程的焦虑。进入21世纪后，文学在时代观的塑造中，发挥着越来越少的作用。我们日新月异的生活是被科技改变的，而不是文学。连对现实的呈现，靠的也是新媒体，有人把短视频视作绝佳的人类学样本，触角覆盖广袤大地，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展示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它们有着粗糙且坚硬的现实质感，把作家、小资青年用文字涂抹的粉饰，一层层擦掉。千万种真实扑面而来，让人恨不得长出复眼。

顽强的作家想通过文学介入时代，来证明自己对时代的表达依然有效，由此稳固住自己的存在感。作家总是认为自己对时代有绝对的阐释权。所以会造成这种错觉，是由于各种局限和自大，使他们把自己关心的问题等同于世界的问题，把自己交往的人群等同于“人民”，不知不觉遮蔽掉一些东西，建立了一种“文人史观”，凸显历史书写的“文学性”。但随着科技的发展，文学的记录效用被削弱。与此同时，文人地位也开始陷落。

我们想通过文学回顾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想从文学中了解中国发展如何一步步至此的希望也随之落空。文学与时代分裂的危机从80年代文学最后的辉煌开始显现。时代是由一个个真实的现实组成，80年代文学以“纯”为标准，剥离绝对真实，制造不确定性，“将‘现实’视为偶然性、不确定和充满变数的存在”。1 文学获得了最后的荣光，也走向了封闭和自恋。

很快，文学的步伐跟不上90年代不断变化的外部经验。刘大先深刻阐释了这种危机：“（小说）像一驾农业时代就开始挎着轭奔波在路上的马车，被生活疾驰而过的高铁列车抛在身后，为了保持尊严，开始自我安慰地吟唱着‘从前慢’。小说要同当下生活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进而虚构要从杂乱的现象中转入内心，这种辩护逐渐变得站不住脚，因为它让内心承担其难以承受之重，终至不可避免地崩溃”。2 “沿袭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形态探索与观念更新所形成的范式日益窄化，把审美自足性生生缩减为文本内部体系的增生，这造成了创造性上的孤立和僵化，而使得文学与生活之间发生脱节，沦为一种自我循环而又自命不凡的嬉戏。”3

刘大先《文学的共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在这种自我陶醉中，在文学现代性对历史现代性的反抗中，文学和时代渐渐脱节，时代的话语权被政治、经济、科技所夺走。一些作家怀抱着的精英意识，实际上是为对时代的无所适从和对现实的迟钝打掩护。所谓的文本实验和突破，只是一枚枚精致的碎片，割断了文学与时代的关联。或许，有些作家内心深处就不认可时代的变化，把失去话语权归因于时代变化太快，人心浮躁。他们缺乏对时代真正的思考，时间都用来雕琢技艺，和加工奇异的经验上。

文学逐渐失去关注，于是有些作家想通过进入历史重新建立和时代的关系。中国人大多喜欢历史，也喜欢在历史问题上表达自己的见解，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想从前人的生命经验中，寻找人生困惑的答案。但真正能潜心研究历史的人并不多，历史学越来越成为一个专门化的学问。当作家发现“文学化”表述历史可以吸引回读者，还没形成完整且正确的历史观，就把历史当作展现人的欲望、日常生活的琐碎、特异经验的背景，把对封闭内心的描摹重又挪移在历史叙述中，使历史也充满了非理性和荒诞。

    此时的历史，已经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些作家并未想过正确表现历史，而是塑造出一种观念的历史，越靠近当下，这种观念性越强，尤其是对重要历史节点符号化，把在历史中沉浮的人物概念化，未曾认识到历史事件发展逻辑的复杂性。他们缺乏处理重大历史问题的能力，也缺乏抽丝剥茧的耐心。他们追求的只是历史背景下的一种戏剧情境和参差对照，只有把历史情境塑造得越极端，才越能掩饰他们笔下人物行为的诸多不合理和思想上的孱弱，历史仅仅是人物幽深内心的外部装饰。他们并非追随历史事件的发展逻辑，而是以某种价值立场预设逻辑，以一种直观性、二元对立的历史认知，形成流行的历史论调。一些极端历史书写甚至变成“审丑”和释放恶能。这样的作品谈不上历史还原，更缺乏历史反思。

学者贺照田曾说，直观性的历史认知方式其实是将历史中的对象和事件作了简化处理，却没有注意到任何一个历史社会中的“我”都是被封闭在各种意识、认知方式之中的，要想突破或解放自己的眼光，有效达成自己对人世的关切，必须对自己的意识存在状态非常警惕，才有可能与历史、现实形成互动关联。4 但一些作家过于相信自己的意识，把自我与历史都封闭起来。历史的魅力在于它是开阔的，有逻辑线索的，满足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好奇。可一些文学创作又把历史置换成了封闭、虚无的“现实”，没有来龙去脉，人物虽然充满个性，却在风云变化中不曾获得真正的成长，这样的历史主体难以代表时代的前进方向。

有人借着历史创作不断彰显自己的勇敢，尤其偏爱那些所谓“禁区”题材，“敢于触碰历史真相，揭露沉重现实”成为对这些作家最好的褒奖。成名作家大胆将历史扭曲、变形，在海外戴上光环。年轻作家假意从沉迷内心的叙事挣脱出来，触碰特定题材，收获转型成功的称赞。但鲜有人去追究这份勇气背后，所揭露、触碰的真实与程度。一些作家曾经引以为豪地反叛了国家意识形态，又陷入了另一种意识形态的牢笼。他们的“文人史观”缺乏对于历史中人物和情境切身的体会，迅速把历史的转折归结在某一两个点上，夸大或删减某些历史情境，缺乏历史远见。他们的作品呈现了一种虚假的历史感，并将这种虚假关联起我们现实的处境，又将对现实的种种不满，投射到历史中，用当下的视角构建历史，循环往复。如果说过去历史写作，是为了指明前进的方向，那现在的一些历史写作，并非有什么独特的见解或惊人的发现，而是想通过历史为当下的混乱寻找诱因。

尽管小说是虚构，但史跟实之间微妙的关系，以及一些作家“勇敢”、“诚恳”的姿态，仍让人信以为真，把文学中的历史当作进入当下问题的路径，造成了历史、时代与现实、自我之间错误的联系。历史感影响着现实感，现实感也作用于历史感，错误的历史书写容易让人形成扭曲的历史认知。

有些作家以为仅凭着这份“勇气”和激情，就可以在时代中重寻自己的位置。可远远不够，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时代书写者，需要投入时间，进行大量的调查工作，实地走访和资料研读。需要准确把握历史-现实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一些作家往往是被网络上某个社会新闻所吸引，以为这就是现实本身，然后进行艺术加工、素材堆砌。他们乐于捡拾一种现成的经验，或迷信个人经验，殊不知看似独特的个人经验也存在很多复杂社会、历史面相。尤其是个人历史经验在当下的回溯中显得不够可靠，加入了后设的立场，抽离了当时的历史情境，融入了当代的感觉和氛围，不能被直接还原为事实本身。一些作家缺乏对时代敏锐的感知，这种敏锐不光需要天赋，也需要在大量准备工作基础上磨练对细节的敏感。这样才能真正进入创造性的历史时刻，把被历史记录遮蔽掉的东西打捞起来，形成对世界与他人的切实理解。

新媒体的发展已经使生活实感压迫了历史记忆，缺乏历史记忆就无法把握时代。但我们是否还能把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把握，把对人民精神生活的全面呈现寄希望于文学？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方式，如果依然以一种碰瓷的手段处理历史，展现时代，必然会陷入虚无。

就好像《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上映的过程中，有一篇微信公号文章，标题叫做“恕我直言，这个时代配不上娄烨”。这粗暴的碰瓷，让人不免替时代感到可怜，它如提线木偶般被利用，被讽刺被涂抹，却配不上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