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越发严峻, 我们却仍困在“城乡对立”的思维惯性里

徐进　李雯霏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导读】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城市的历史，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纵观历史，城市与乡村在文明演进中是两种相互依存、彼此塑造的空间形态。然而自现代以来，工业化使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也使得财富和资源向城市聚集，乡村被吸收、榨干，社会解体，而城市成为更理想、更优渥的生活环境，原本平衡的城乡关系被打破。

然而，城乡一体归根结底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属性。面对这一困境，最早进入工业化、乡村早已消失的西方国家出现了“逆城市化”和“乡村后生产主义”等回归城乡融合的趋势。那么，在中国在乡村还未消失、还脱产时，是否可以提早主动对城乡关系进行安排？这就是本文希望回答的问题。文章首先回应了当前许多人对于现代化、城市化的排斥心态与对乡村的浪漫化想象，认为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普遍性的自然进程，但它并不必然会导致乡村的凋敝。历史上的现代化所附带的种种问题可以通过更能动的方式来矫正。中国目前的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在成熟的物质技术条件下，步入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历史阶段。文中河边村的案例，生动地展现了这种可能性。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5年第1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超越城乡对立：

中国乡村命运的新转机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过程之一。现代化自欧洲发端，逐渐波及世界各地。这一进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一个自然而客观的发展过程。无论原发性现代化，还是后发性现代化，核心都是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城乡空间和功能的变迁则是这一转型的主要表现。其中，“农民的终结”和“乡村的消失”则是这一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变迁中最令人纠结的政治经济社会景观。当人类兴高采烈地拥抱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物质享受和生存便利时，突然发现曾经田园牧歌的乡村已经不复存在。1700年，英格兰75%的人口依靠农业为生，到了19世纪末则降至10%以下，大量的农村地区变成了城市。1960年，韩国全国总人口中的72%是农民，到了1980年，下降到了42.7%，到2005年则降至18.5%。1978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82.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到2023年降到了33.8%。中国的村落数量由1978年的690388个减少到了2023年542019个。这一进程从英格兰开始，到西北欧、南欧，再到北美和拉丁美洲，最后到亚洲和非洲。跨越三百多年，人口减少、乡村衰落的历史宿命，似乎成为一个不变的叙事。

现代化不仅仅是火车轮船的出现、城乡空间功能变迁以及人口的流动，更是社会的阵痛。上世纪90年代，春节期间，进城“打工大军”涌向车站回家过年的情景至今仍把中国发生的巨变定格在了每个人的记忆里。留守儿童、留守妇女、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至今仍然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阵痛。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快速转型导致的乡村问题一直都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聚焦点。由于我们身处现代化的进程中，亲身体验了这一阵痛，因此很容易将这一阵痛归咎于现代化，同时也会将解脱苦难的方案投向我们并未有过实际体验的传统乡村。作者无意责难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这种双重心理困境。相反，作者希望在坦诚面对人类社会不可避免地步入现代化这一历史进程的同时，探讨如何激发现代社会克服现代化本身自然主义势态的能动性，从而创造出具有时代特征的城乡更加平衡的现代化景观。

如果上网搜寻“河边村”或者“瑶族妈妈的客房”，你就会发现大量相关的照片、视频和各类新闻报道。一座座坐落在山坡上的干栏式木楼在夜晚灯火辉煌，无论如何也无法让人与乡村衰落的景观相联系。但事实上，十年前，当我们踏进这个连一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的贫困村庄时，我们似乎并未质疑村民和政府讨论搬到山下去这一想法的合理性。在我们的想象中，这样一个远离城市的贫困山村迟早会被现代化抛弃。然而，最近几年，每逢节假日，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个地处中老边界的山村度假。在“村庄消失”“空心村”“留守村”“城中村”“再造村”等各种反映乡村衰落的话语充斥媒体和各类研究文章的时候，河边村男女老少热热闹闹吃杀猪饭、喝节日酒的场面给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叙事——在时代的转折中，乡村消失的历史宿命有可能得到扭转。

▍乡村衰落：一种带有宿命色彩的叙事

李培林在《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开篇的第一页写下了这段饱含深情的乡村告别语：“它们悄悄地逝去，没有挽歌，没有诔文，没有祭礼，甚至没有告别和送别，有的只是在它们的废墟上新建的文明的奠基，落成仪式和伴随的欢呼。”在转型的时代浪潮里，似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独善其身。从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断面上看，不同国家城乡结构的变迁似乎也验证了这一宿命的某种必然性。

英格兰是以工业化推动的现代化的发端地。18世纪，英国发生了农业革命，出现了圈地运动。虽然圈地运动大幅度地增加了农地规模，为农业革命提供了条件，但同时也增加了失地农民数量。其次，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导致了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大量农业部门劳动力不得不向外流出。1811～182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有21.4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1821～1830年，流出数量达到了26.7万人。在英国的毛纺织业迈向大工厂生产的阶段之前，英国以家庭纺织业为主，吸纳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了英国传统的“家庭织耕”的乡村经济社会结构。但随着家庭纺织业被大型工厂取代，乡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受到了冲击。1871年，贝德福德郡有超过20000名的妇女从事编草工作，而到了1901年，仅剩下485人。乡村数量减少、乡村人口下降，流入城市的人口遭遇的生活苦难是英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乡村衰落的典型写照。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启了现代化进程。日本的工业化模式类似英国。农业技术变革推动了农业发展，开启了农村工业化。1880年，日本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为75%，到1960年仍然有30%的人口从事农业。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的快速工业化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口的流出。截至2023年，日本的农业人口占比仅为1.6%。日本町村数量则从 1920 年的 12161 个减少到 2015 年的 927 个。虽然日本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充分意识到了乡村衰落的严重性，出台了一系列的乡村支持政策，但是在城市虹吸作用和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双重影响下，仍然未能扭转以乡村人口极度稀疏化和老龄化为特征的乡村衰落的局面。

19世纪中叶开始，欧洲资本主义开始冲击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体系。中国开始了被动的现代化。民国初年，苏南地区的工业化吸引了大批本地区的农民离开土地。1927年，宜兴全县有6000多名农妇变成工人。以四大家族在四川的工厂为例，1936年仅583家工厂、工人1.87万人，而到了1946年仅成、渝两地，工厂便达数千家，工人达15.4万人。1895年，上海开放口岸时的人口为20万；到1895年，达到了50万；到1942年，则达到了400万。但是，晚清政府工业化的重点是军事和工商业，没有将现代化的思想、制度和技术带到乡村，城市和乡村成了两个相互脱离的“孤岛”。尽管现代农业教育和技术改良都已传入中国，但是农业机械、现代品种、化肥等均没有在乡村地区广泛推广，农业总体上仍使用人力和畜力。于是，农业的落后日趋明显，弃农现象开始出现。在工业较为发达的江南地区，很多农民不再愿意继续耕种土地，离开乡村，将土地租给从苏北而来的农民。中国出现了第一轮被动现代化下的乡村衰落。

如果说清末到民国时期中国乡村的败落是内外交困下的被动无奈，那么，改革开放之后城乡间的变化，则是中国进入“主动”现代化的象征。首先，农村改革推动了实质性的农业革命；其次，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推动了农村工业化，农业发展释放出的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到非农产业；最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1978年，中国农村人口为79014万人，到2023年为49104万人。与此同时，“农民工”、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等一系列问题开始浮现，转型阵痛不断加剧。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矫正了之前的“抑制城市化”，使得中国的现代化步入了遵循自身内在逻辑的客观路径上。与此同时，中国乡村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人口减少、村庄数量减少、老龄化以及留守人口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农业比较利益低等一系列转型过程中的衰落现象。

不仅以上列举的国家如此。随着从英格兰发端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渐波及西欧、中欧、南欧，并继续推及北美和拉美，直到今天的亚洲和非洲，各国几乎都产生了相同的变化趋势。这一趋势似乎说明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历史宿命，也似乎在为这一宿命进行辩护。很显然，只要追求现代化，城乡结构的变迁就很难避免。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将现代化的进程真正放置在“人本位”上。这正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异化”理论的关键所在。正如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说，农民在工业化最快的国家中的消失，与其说是经济的原因，倒不如说是把为非农业而制定的措施应用于农业的结果。因此，如果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够以更负责任的态度，用更能动的方式来矫正现代化的负面作用的话，其负面影响可以大大减少。追求现代化不仅仅需要为此付出代价，更重要的是要培育“现代化的自觉”，这一自觉不是对现代化的彻底否定，而应该是迈向更以人为本的新现代。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我们见证的乡村衰落可能仅仅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片段性景观，并非永恒的宿命。

▍城乡对立：乡村书写的历史虚无

2024年夏季，作者所在团队赴非洲展开工作。与当地智库开会讨论非洲经济社会转型问题时，一个中心话题就是非洲城市化发展缓慢的问题。每当非洲的同事到中国访问，他们总是对北京和上海的城市发展赞叹不已，推动城市化正在成为非洲国家追求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实际上，城市并非现代化的专利，而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种基本的空间形态。在农业社会，城市体现了人类在生存和生产逻辑支配下，拓展生活空间的内在追求。城乡一体和互动是人类文明形态的具体呈现。在农业为主体的社会中，虽然城市并不足以对广大的乡村产生根本性影响，但是，城市是政治权力和宗教生活的中心。政治权力本身附带了物质财富和宗教的神圣性，激发了人们对城市的向往，城市自然也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社会空间。随着城市成为商业中心，人们的生活也日益与城市生活紧密结合。但传统社会中，乡村始终是核心的生活和生产空间，物资和人力来自乡村，城市无法脱离乡村。因此，城乡之间从未分离，一直都是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相互紧密联系的两个具有不同功能的空间。城乡对立的话语从来都不是城乡一体现实的真实写照，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社会的乡村支撑了城市的生存，而城市的演进展现了人类从蒙昧状态到繁衍扩展的历史进程。

工业化改变了城乡关系，尤其体现在当现代工业和城市紧密结合之后，空间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上。一方面，工业化本身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大量的农业部门剩余人口流入都市。与此同时，支撑工业化的服务业不断发展，同样需要劳动力。相比务农，城市就业能够提供更高的报酬，加上城市的生活条件相对优越，城市人口开始不断增加。城市化不仅导致人口流向城市，也使得财富和资源流向城市。在现代化的语境下，城市不再仅仅代表着传统社会中人们所向往的权力和宗教，而成为财富和新的生活的理想之地。相比之下，人口和财富日益流失、萧条落后的乡村，逐渐成为人们希望远离的地方。至此，城市成为现代化的标志，城市优先发展成为现代化的重要趋势，城乡关系发生“异化”， 甚至出现了对农业文明的否定。无论是原发性的现代化国家如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还是后发性的日本、韩国，以及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似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这一现象。需要指出的是，人类追求城市化的核心原因在于开拓一个更能自主支配的物理空间，这是人类历史的客观进程。城市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并不能否定城市化本身的正当性。然而，一旦城市化进程开始伤害人类在城乡关系上所具有的本质一体性时，在人类思想自反性的推动下，新的机制就会出现。

当城市扩张到一定阶段以后，城市的诸多优势接近边际，即出现所谓的“城市病”。当每天处在拥挤不堪、空气污染、价格昂贵的生活环境中时，社会就会开始追求不同于城市的乡村景观：小桥流水、清净、没有污染、淳朴的村民。乡村社会的这一理想景观总体上是在城市化过程中被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并不具有绝对的现实性。但同时，城市的过度发展，也导致了人们对乡村所能提供的社会文化资源的需求的增加，后城市主义于是开始出现。欧洲国家和日、韩以及中国很多发达地区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正是后城市主义思潮的典型表现。

实际上，我们无法直观感受现代化发端之前乡村生活的真实状况。但在面对当前的困境而寻找解脱的过程中，我们将目光投向过去，在某种程度上臆想出了一个“田园式的乡村”，从而形成了一个否定现代化的心理定式。但是，当我们审视中国历史上周期性农民起义的政治经济背景，同时观照欧洲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阵痛，再想想欧洲当下的乡村景观与中国各地涌现出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时，我们有可能会放下复兴田园牧歌的想象。相反，我们需要以理性的态度对现代化给予合理的谅解，如此，我们才更有可能本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态度，面向未来，积极探索乡村发展的新的可能性。

▍新乡村：时代转机下的乡村新命运

1967年，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第一版的导言中说：“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家提出的主要问题。”1984年，这本书再版时，孟德拉斯在新增加的跋中指出，1975年之后，农业人口的流动开始逆转，一些地区乡村的人口重新增加了；乡村的第二住宅数量大量增加，服务人员就业增加；机关、公共部门以及商业集中在小城镇，与乡村的联系增加；农业日趋多样化。孟德拉斯补充的恰恰是欧洲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之后的新叙事，即后城市化时代和新乡村时代的到来。

欧洲历史上，殖民主义尤其是英国的海外殖民分流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力，同时把大量农产品转向海外生产，缓解了本土农业生产的压力，为欧洲的乡村建设奠定了基础。二战以后，欧洲出现了“重视乡村”的思潮，催生了严格控制城市建设用地向农村扩张、保护耕地、保护乡村田园景观等农业保护政策。出现这一转向的主要原因是二战之后经济复苏、人口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急剧上升，而去殖民化影响了殖民地农业原材料的生产与供给，本土粮食安全问题凸显，乡村重回“农业生产主义”时代。20世纪60年代以后，欧洲开始实施区域一体化的农业政策，欧洲整体范围的粮食安全问题大大缓解。与此同时，城市人口收入增加，消费观念开始发生转变。欧洲普遍出现了“后生产主义”的乡村景观。

1960～1981年，英国大城市群40公里以内的乡村地区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增加了4%，在40～48公里之外的乡村地区增加了15%，而在48～80公里之外的乡村地区则增加了38%。进入21世纪以后，全世界最早衰落的英格兰的乡村经济则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2018年统计数据，英格兰乡村地区的经济结构已经基本与城市地区一样，农业在乡村地区经济总增加值（GVA）中的占比仅为3%，服务业占比达到了73%，城市地区（伦敦除外）农业与服务业的经济总增加值占比则分别为0.2%与79%。制造业对乡村地区经济总增加值的贡献率甚至超过了城市地区。全英格兰22%从事艺术、娱乐和休闲的企业在乡村，20%的科技创新企业在乡村。从某种意义上讲，曾经制造了城乡分离悲剧的英格兰正在出现城乡融合创新。

然而，当我们踏上英格兰的乡村田野、享受田园美景时，我们不应该忘却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笔下乡村人口所遭遇的苦难。实际上，从农业革命发端到工业革命初期，英格兰的农民和城市下层阶级承受了长达150多年实际收入增加迟缓的苦难。英国城乡关系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在承认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变化是一个普遍性规律的基础上，发挥能动性来减轻这一阵痛。孟德拉斯对法国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乡村的描述和英格兰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出现的乡村新变化毫无疑问是积极的，也再次证明了本文提出的人类生活在城与乡之间不可分离的内在逻辑，并且，这一过程是以发挥人类能动性为基础的。

英格兰和欧洲出现的“逆城市化”和“乡村后生产主义”趋势，虽然在整体上是由于城乡之间不可分离性的推动，但也有自身经济社会和地理布局的特殊性。例如，英国国土面积有限，全球化的产业布局使得英国的经济几乎完全全球化，因此，经济空间的扩展除了面向海外之外，向被遗忘的乡村扩张实属自然。加上数百年以来的工业化，英国形成了很多与乡村紧密联系的小城市和乡镇。如果工业化和城市化过于集中，即使实施“逆城市化”战略，也会困难重重——例如日本的乡村振兴实践。1953年，日本市町村的数量是9868个，其中村的数量是7616个；到了2010年，市町村总数下降到了1718个，其中村的数量只剩下了184个。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工业化的高峰时期，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快速流动趋势已经出现，到了本世纪仍在继续。2003年的日本农村人口占比在20%左右，到了2014年下降到9%左右。实际上，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即开始了支持乡村振兴的战略，但是并未有效阻止乡村人口的稀疏化。日本当下推动的乡村振兴同样属于旨在再造乡村的“逆城市化”，因为受到鼓励流入乡村的人口已不再是农民。

如果说，通过“逆城市化”回归城乡融合是顺应现代化规律的一种无奈的历史选择的话，那么在现代化的进程还未导致乡村人口极大减少，以及乡村还处于生产主义时代或者半生产主义时代时，是否可以开始主动推进城乡融合？应该说，这是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发展中国家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换句话说，可否推动一种“并联式”的城乡同步现代化的路径？

孟德拉斯在他的书再版时所描述的法国乡村新变化，实际上代表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趋势，即新的经济形态和新的消费主义对于乡村命运的影响。在云南昭通彝良县乌蒙山深处，一个偏僻的苗族山寨里开起了一家乡村咖啡店。谁也没想到，居然会有一群群年轻人每周骑着摩托车到这个乡村咖啡店聚会。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的乡村旅游每年吸引的游客从不到10亿人次跃升至30亿人次，年收入超6000亿元。事实上，对于还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其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了极为明显的空间和时间的压缩性；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和技术的变革正在突破地域和传统生产要素的约束，全面形塑经济社会。全球化、技术革命、后现代消费主义等基于城市文明与发展所产生的动能，正在共同生成推动乡村发展的新动力。如同乡村一直滋养城市发展一样，现代化正在进入依靠城市提升乡村发展的新阶段，乡村衰落的历史宿命出现了时代转机。与其说要复兴乡村，不如说是建设新乡村。

笔者的观点是，首先，现代化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这一进程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城乡关系的变化。城市数量、城市人口数量增加，乡村数量、乡村人口数量减少，这是现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但是城乡一体则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属性，城乡之间的变化在现代化的历史长河中会出现起伏波折。其次，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不应该是一个“社会自然主义”的过程，人类文明所具有的自反性和实践的能动性，是减轻甚至避免现代性苦难的有力武器。

中国正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一方面，“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具备了支撑城乡发展一体化物质技术条件，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目前，中国的城镇人口占比已经超过了60%，农业在总的经济中的占比则降到了7%以下，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中国已具备了城市反哺乡村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推动的现代化实践中，尤其是在应对农民工、户籍制度、农村社会公共服务、农村基础设施等诸多复杂的经济社会转型问题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中国正在展开的通过城乡融合推动的乡村振兴、和美乡村建设、农业现代化等进程虽各有特指、表述不同，但其含义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遵循现代化一般性规律；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把握城乡关系，特别是把握时代变化的条件、积极推动以人为本的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的自觉。这一积极主动的现代化战略下推动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正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农民现代化和乡村现代化，从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这一战略吸取了原发性和后发性现代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将新的消费动能和新的技术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市场组织机制引入乡村，通过发展智慧农业、数字化农业等推动农民在村现代化，通过三产融合推动简单生产主义的传统产业向新生产主义的新产业体系转型，通过和美乡村建设推动传统乡村向宜居宜业的新乡村转型。

与完成城市化后通过逆城市化回归乡村不同的是，中国正在推动的乡村振兴将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通过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实现乡村的“就地”现代化。这个过程的主体不是“逆进村”的新村民，而主要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如何实现这样一个在高度时空压缩条件下的现代化，具有重大的实践和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