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在系统性掩盖英国在经济上输给清朝的事实

要回答“是谁在系统性掩盖英国在经济上输给清朝的事实”，我们需要从三个层面来看：西方殖民话语体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救亡焦虑、以及20世纪以来主流史学范式的形成。

一、西方：用“文明优越论”合理化侵略——掩盖经济失败，美化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爆发前后，英国社会内部其实存在激烈争议。但最终，一套精心构建的“文明—野蛮”二元叙事成功压制了道德质疑，将一场因合法贸易失败、转而依赖毒品走私所引发的侵略战争，重塑为“打开封闭帝国、传播自由贸易与现代文明”的崇高使命。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一场历史真相的系统性遮蔽。

（1）经济事实被刻意淡化：英国输掉了正常贸易

历史数据清晰表明：

18世纪末至19世纪30年代，英国对华贸易长期处于巨额逆差。仅1781–1790年，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输出商品价值约1,600万银元，而从中国进口（主要是茶叶、丝绸、瓷器）高达5,200万银元。

白银持续外流令英国财政焦虑。正如英国商人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在1830年代坦言：“若无鸦片，我们根本无法维持对华贸易。”

这意味着：工业革命初期的英国，在自由、合法的商品竞争中，完全不是清朝的对手。中国手工业品的质量、价格和市场适应性远超英国早期机制品。英国真正“输给”中国的，不是军事或文化，而是经济效率与全球市场吸引力。

然而，这一事实从未成为西方主流历史叙述的核心。相反，它被迅速边缘化，甚至被反向解释为“中国拒绝公平贸易”。

（2）“闭关锁国”神话的制造：为侵略寻找借口

为了掩盖经济挫败，英国政界与媒体大力渲染清朝“排外”“愚昧”“拒绝通商”。典型如：

外交使团失败的误读：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要求扩大通商特权被拒，本属主权国家间的正常交涉，却被描绘成“天朝傲慢、拒绝文明”。马戛尔尼本人虽承认中国治理有序、人民富庶，但其报告在传播中被选择性引用，突出“磕头礼仪之争”，强化“专制野蛮”形象。

“广州体制”被污名化：清朝通过十三行管理外贸，实为当时全球通行的特许贸易模式（类似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垄断）。但西方将其称为“枷锁”“奴役”，宣称中国“只许外国人跪着做生意”。

这种话语建构，成功将英国无法打开中国市场归咎于中国“封闭”，而非其商品缺乏竞争力。于是，战争不再是“为毒品而战”，而成了“打破壁垒、解放贸易”的正义之举。

（3）议会辩论中的道德挣扎与话语胜利

1840年4月，英国下议院就是否对华开战展开激烈辩论。反对派议员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后来的英国首相——发表了震撼人心的演讲：

“我从未见过如此不义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出于最卑劣的动机——为了毒害一个民族，为了强迫他们接受一种毁灭性的毒品……我坚信，上帝将为此惩罚英国。”（Hansard, 1840）

格莱斯顿清楚指出：战争根源是鸦片走私，而鸦片贸易本身是“可耻的、非法的、非基督教的”。他质问：“我们有什么权利，因为中国人不愿吸食我们的毒药，就烧他们的城市、杀他们的人民？”

然而，主战派凭借更强的政治经济势力获胜。他们提出：

中国“没收私有财产”（指林则徐收缴鸦片）侵犯“财产权”；

清政府“蔑视国际法”（尽管当时并无普遍承认的对华条约）；

英国代表“自由贸易”与“文明秩序”。

最终，经济利益集团（鸦片贩子、棉纺厂主、航运资本）与帝国扩张主义合流，用“文明使命”掩盖了掠夺本质。

（4）学术与媒体共谋：构建“停滞的中国”神话

19世纪中后期，西方学者进一步系统化这一叙事：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称中国“处于世界历史之外”，“只有循环，没有进步”；

马克思虽同情中国人民，但也沿用“木乃伊式帝国”“千年停滞”等说法（受当时信息局限）；

传教士与旅行者大量出版书籍，强调中国“肮脏”“迷信”“专制”，却极少提及江南市镇的繁荣、票号金融网络或粮食市场的高效。

这些论述共同塑造了一个“需要被西方拯救”的中国形象，彻底遮蔽了1800年前后中国经济仍具全球竞争力的事实。

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救亡焦虑下的认知错位与自我矮化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面对甲午惨败、八国联军、列强瓜分，中国精英阶层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感。为寻求出路，他们急切地将西方视为“现代性”的唯一模板，进而形成一种以自我否定为前提的改革逻辑：

“我们之所以挨打，是因为文化落后；要不挨打，就必须彻底抛弃传统。”

这种思维虽出于爱国热忱，却导致两个严重偏差：

（1）将“武力优势”误判为“文明优越”

严复翻译《天演论》，引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本意是警醒国人奋起，却被简化为“西方胜出=文明高级”。然而，19世纪西方的“强”，主要来自军事—工业复合体与全球掠夺体系，而非道德或文化优越。

英国工业革命的原始积累，大量依赖美洲奴隶种植园经济（棉花、蔗糖）和非洲奴隶贸易；

美国建国初期，宪法默许奴隶制，南方经济完全建立在黑人血泪之上；

比利时在刚果的暴行、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屠杀、英国在印度的饥荒政策……无不揭示所谓“文明国家”的野蛮内核。

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可悲的是，当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并未看到这“血与肮脏”，只看到蒸汽机、议会、铁路——于是将暴力机器的效能，误认为文明的整体先进。

（2）极少有人质疑：这是“先进文明”，还是“武装海盗”？

值得肯定的是，并非无人清醒。少数思想者曾尖锐指出西方体制的掠夺本质：

郭嵩焘（1818–1891）：晚清首位驻英公使。他在《使西纪程》中盛赞英国政治清明、民风有序，但也冷静指出：“泰西之强，不在兵甲，而在人心风俗。”然而，他更深层的观察被忽视——他其实意识到英国的强大与其全球殖民网络密不可分，但他不敢公开批判，因怕被视为“媚外”或“动摇国本”。

章太炎（1869–136）：在1900年代激烈批判西方“以强权为公理”，称其“文明其表，野蛮其实”。他尤其反感将西方制度神圣化，主张“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

辜鸿铭（1857–1928）：这位精通西学的保守派直言：“欧洲文明是物质的、机械的、缺乏灵魂的。”他讽刺西方“用大炮传教”，其所谓“自由”实为“强者支配弱者的自由”。

但这些声音在救亡压倒一切的时代洪流中，被视为“迂腐”“不合时宜”。主流舆论更倾向梁启超、陈独秀式的激进反传统立场——只有彻底砸烂旧文化，才能迎来新世界。

（3）“海盗文明”为何被美化为“先进文化”？

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中国遭遇的是西方“成功后的叙事”。

当中国人接触西方时，看到的是工业革命成果、议会制度、科学教育——却看不到这些成就背后的三百年血腥积累史：

西班牙对美洲原住民的灭绝；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武装垄断；

英国皇家海军保护鸦片走私；

美国西进运动中的印第安人驱逐。

西方在19世纪已将自身塑造为“文明灯塔”，并通过教育、媒体、外交话语输出这一形象。而中国知识分子在信息不对称、心理弱势的双重压力下，接受了胜利者的自我美化，误以为“能打赢我们的，一定是全面先进的”。

更关键的是，他们需要一个“榜样”来推动变革。若承认西方只是“武力强但道德野蛮”，则无法激发民众学习动力。于是，“全盘西化”成为最高效的动员策略——哪怕它扭曲了历史真相。

三、20世纪史学范式：现代化理论的霸权

“霸权”（hegemony）并非仅指军事或经济支配，更核心的是一种文化—知识—话语的统治权：即强势一方不仅控制资源，更垄断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进步、什么是文明”的定义权，使被支配者自愿接受其价值标准，甚至以之为自我批判的尺度。

20世纪中叶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学术界主导构建的“现代化理论”，正是这样一种历史解释的霸权体系。它宣称：

所有社会都必须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线性转型，而西方（尤其是英美）是唯一成功的模板；未能完成这一转型的社会，便是“落后”“停滞”“需要被改造”的对象。

在这一霸权框架下，“先进”与“落后”不再是客观描述，而成为一套服务于权力秩序的价值判断：

“先进” = 西方式议会民主、工业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世俗化；

“落后” = 君主制、农业经济、集体伦理、宗教或儒家价值观。

清朝，因其保留帝制、未自发产生工厂制度、重视礼治而非个人权利，便被天然归入“落后”阵营。其庞大的市场规模、高效的财政系统、稳定的边疆治理、深度参与全球白银经济等事实，要么被忽略，要么被解释为“封建经济的偶然繁荣”，不具备“历史方向性”。

（1）霸权的选择性叙事：只展示“先进”，遮蔽“落后”

现代化理论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它推崇某些制度，而在于它系统性地美化西方自身的发展历程，同时掩盖其现代化过程中大量“非现代”甚至“反文明”的实践：

它强调英国的议会与法治，却淡化其靠奴隶贸易积累原始资本（18世纪利物浦40%财富来自奴隶相关产业）；

它赞美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却回避工厂童工每日工作14小时、平均寿命不足30岁的残酷现实；

它颂扬“自由贸易”，却遗忘《航海条例》《谷物法》等长期保护主义政策，以及用炮舰强迫他国开放市场的暴力本质；

它将殖民扩张包装为“传播文明”，却无视在印度制造饥荒、在非洲实施种族隔离、在美洲灭绝原住民的暴行。

换言之，西方在讲述自身“现代化”故事时，只保留光鲜的“成品”，删除血腥的“过程”。于是，现代化被呈现为一种干净、理性、道德的进步，而非一部充满掠夺、压迫与制度杂糅的历史。

（2）对非西方社会的双重标准

与此同时，对非西方社会（如清朝），现代化理论却采用严苛的“纯净性”标准：

若存在官僚腐败，便是“专制腐朽”；

若依赖农业税，便是“自然经济停滞”；

若限制鸦片进口，便是“闭关锁国、拒绝文明”。

但同样的问题在西方历史上比比皆是——19世纪英国议会仍由贵族垄断，法国大革命后多次复辟帝制，美国建国文件默许奴隶制——却因其最终“走向现代”，这些“落后”被解释为“过渡阶段的阵痛”，而非文明本质缺陷。

这种双重标准，正是霸权的核心机制：

胜利者可以犯错、倒退、暴力，仍被视为“先进”；失败者哪怕高效、繁荣、有序，只要不符合预设路径，就被判为“落后”。

（3）霸权的内化：中国史学的自我审查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套话语不仅来自外部，更被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主动内化。为了“救亡图存”，我们接受了西方定义的“先进/落后”坐标系，并以此激烈批判自身传统。结果是：

将清朝的治理成就视为“封建回光”；

将白银流入归因于“被动卷入世界市场”；

将鸦片战争失败解读为“历史规律的惩罚”。

我们忘了追问：如果西方的“先进”建立在奴隶、殖民与暴力之上，那它真的代表普世文明方向吗？如果清朝能在无殖民掠夺的条件下维持四亿人口的温饱与秩序，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治理智慧？

四、发展唯物史观：超越线性桎梏，拥抱历史的复杂性与开放性

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深受20世纪苏联教科书体系影响，将其简化为一套机械的、单向演进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原始社会 → 奴隶社会 → 封建社会 → 资本主义社会 → 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模型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动员和解释功能，但其决定论色彩与线性预设，已难以回应真实历史的复杂面貌，尤其无法解释如下事实：

社会形态从来不是“纯净”的：任何现实社会都是多种生产关系、制度逻辑、文化传统的叠加体；

历史并非必然进步：技术或制度在某些领域可能飞跃，而在另一些领域却系统性倒退；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非截然对立：二者在实践中不断相互渗透、借用、转化。

因此，今天的唯物史观必须自我革新，从“阶段决定论”转向“结构—过程分析”，从“历史必然性”走向“历史可能性”。

（1）社会是制度的“糅合体”，而非阶段的“标本”

马克思本人从未将社会形态视为封闭、纯粹的单元。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强调：“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意即后一阶段包含前一阶段的“遗迹”，而前一阶段也可能孕育后一阶段的“萌芽”。

现实印证了这一点：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广泛运用市场机制、私有产权、资本逻辑（如民营经济、股票市场、平台经济），同时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与国家宏观调控——这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框架下的资本主义要素整合；

北欧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高税收、全民福利、强工会制度，实质上吸纳了大量社会主义原则；

美国作为“自由资本主义”典范，却长期依赖军工复合体（国家垄断资本）、农业补贴（国家干预）、监禁经济（类奴隶劳动）——其内部充满“非市场”甚至“前现代”的权力结构。

这说明：不存在“纯粹”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只有具体历史条件下制度要素的动态组合。清朝亦如此——它既有中央集权的法家传统，也有乡绅自治的儒家伦理；既有小农经济基础，也有高度商业化的区域市场。用“封建社会”一词将其定格，是对历史丰富性的粗暴压缩。

（2）历史会开倒车：进步不是宿命

唯物史观常被误解为“历史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乐观进化论。但马克思本人对历史持辩证而审慎的态度。他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虽提出“两个决不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但这恰恰强调历史转型的条件性，而非自动性。

现实中，历史倒退屡见不鲜：

20世纪法西斯主义在工业化国家兴起，以极端民族主义、种族清洗、国家恐怖取代民主制度；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全球不平等加剧、劳工权利萎缩、生态危机恶化——这难道是“进步”？

这些现象表明：若缺乏制度约束与阶级斗争，生产力的发展未必带来人的解放，反而可能强化压迫。清朝在19世纪的溃败，不是因为“该被淘汰”，而是因为未能及时构建抵御外部暴力冲击的现代防御—动员体系——这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断裂，而非“阶段落后”的必然惩罚。

（3）唯物史观必须与时俱进：从教条到方法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背诵结论，而是掌握其批判性、实践性、历史性的方法论。恩格斯晚年就警告：“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因此，今天我们发展唯物史观，应做到：

放弃“五阶段”的普世模板，转而分析具体社会中多重生产关系如何共存、冲突与重组；

承认历史的非线性与多向性，既看到进步潜能，也警惕倒退风险；

将“人民的实践”置于中心，而非抽象的“生产力决定论”——因为制度是否先进，最终要看它是否增进大多数人的福祉与自由。

（4）重估清朝：在唯物史观新范式下

若以发展的唯物史观重看清朝，我们会发现：

它不是“卡在封建”，而是在无殖民掠夺条件下，实现了超大规模社会的稳定治理与经济整合；

它的失败，主因是军事—技术代差与地缘政治突变，而非生产方式“落后”；

其白银经济、跨区域市场、财政国家化等特征，恰恰说明前工业社会也能发展出高度复杂的经济协调机制。

这并不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方向，但提醒我们：通往解放的道路不是一条预设轨道，而是一场在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断探索、试错、创新的实践。

结语：赢了经济，却输在忘战——历史给我们的最大警醒

今天我们回望鸦片战争，最痛切的真相或许是：清朝不是因为“落后”而挨打，恰恰是因为“太成功”而被围猎。

19世纪初，中国经济并未输给工业革命初期的英国——白银持续流入、茶叶丝绸垄断全球、市场机制高度成熟，这一切都证明：我们的制度在和平条件下具有强大的组织力、生产力与全球竞争力。英国东印度公司年年报亏，合法商品打不开中国市场，最终只能靠鸦片这一“非法结算工具”强行逆转贸易流向。

换言之，我们被打，不是因为我们输了，而是因为我们赢了——赢到让对手不得不诉诸毒品与炮舰。

然而，清朝最大的战略失误，不在于闭关，不在于专制，而在于“忘战必危”的麻痹。它沉浸在“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盛世幻觉中，未能意识到：

在一个尚未建立规则的世界里，经济优势若无武力护持，终将成为掠夺者的靶标。

它把资源投向维稳、赈灾、河工，却未在火器、海军、动员体系上做前瞻性投入；它以为贸易顺差是和平的保障，却不知强盗只认炮舰的口径。结果，当英国用蒸汽战舰轰开国门时，一个年财政收入数千万两白银、人口四亿的帝国，竟无力组织有效抵抗——不是没钱，而是从未想过“经济胜利需要军事护航，否则会被强盗打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