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香港的有钱人：不忍了，我们想住大房子
视觉志官方账号作者 | +L
来源 | 视觉志
对很多香港人来说，“退休”并不意味着真正停下。
房租、医疗、生活成本仍在持续上涨，但收入被按下暂停键。人到晚年，生活反而变成一道需要反复计算的算术题：钱够不够用，怎么住更舒服。
于是，很多人会提前做养老规划，储蓄强积金、买保险、投股票等。最近几年，越来越多退休的香港老人，开始将晚年生活的目光投向广东。并非短暂居住、探亲旅游，而是买房、参保、建立日常生活，把养老后的生活，从香港转移到内地。
过去10年间，香港老人北上养老的人数，正在呈上升趋势。对于香港人来说，“北上”往往只意味着北部的广东一带，再往北走，就与他们的文化差异过大了。
这股潮流常常被归因为“政策红利”“大湾区融合”，但当这些词语被抽离，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往往对应着更私人的问题：住在哪里，才更舒服；钱怎么花，才算安心；老去之前，是否还能拥有一些空间和选择权？
59岁的罗宾和69岁的德永，正是在这些问题中做出决定的人。他们一个从纪律部队退役，带着一家四口离开40平米的“香港公屋”，住进中山120平米的别墅；一个在终身租房和继续工作之外，选择佛山，提前为自己的晚年定锚。
香港政府做过一个统计，截至2024年中，已有将近10万名65岁及以上的老人，选择定居在广东省。
在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像罗宾和德永这样的个体。他们曾是香港这座城市齿轮上的精细零件，但在步入花甲之年时，他们共同选择了一场关于居住地与身份感的“离岸运动”，为晚年寻找另一种可持续的生活尺度。
2026年1月，「视觉志」 与罗宾、德永进行了对话，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01
从公屋到别墅
罗宾今年59岁，是香港的一名退役警察，已经定居中山5年。他第一次认真思考“要不要离开香港”，是在2019年。
那个时候，他和家人住在香港40平米左右的公屋里，是一个大通间，一家四口挤在一起，客厅、饭厅、卧室之间并没有清晰界线，生活被迫高度重叠。
孩子们睡上下铺，书桌紧贴床边，所有活动都必须在有限的面积里轮流进行。
40平米，对于内地的家庭来说，或许只是一个略显宽敞的客厅。对罗宾一家人来说，是生活居所的全部。
住在公屋里的罗宾一家为孩子庆生/受访者提供
在香港，这样的居住状况并不罕见。公屋，即公共租住房屋，类似于内地的廉租房，香港政府以远低于市场价的租金出租给低收入家庭，面积依家庭人数而定，一般在14到40平米。
但是，公屋的申请并不容易，有着极为严苛的资格审查，并且一旦家庭月收入高出限额，或在香港买了房，就不能再住。就算满足了申请资格，绝大多数人也要轮候5-10年，才能分配到公屋。
“有些年轻人一到18岁就申请公屋，为了申请成功，甚至不愿意拿高工资，主动要求降薪，或是去打散工。”罗宾介绍说。
罗宾的女儿从四五岁开始，就念叨着问他：爸爸，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房间？
为了节省空间，两个小孩一直睡在木制的上下铺。罗宾曾逗女儿，说她住在“树屋”上，试图用童话色彩粉饰空间的匮乏。“但她去过朋友家，看到人家有独立房间，也会憧憬拥有自己的空间。”
在香港，罗宾没有办法满足女儿的愿望。
对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而言，住二三十平米的房子已经习以为常。69岁的德永曾是六福珠宝的一位经理。他在香港生活了五十多年，从出生起，他便和弟弟、父母一同住在30平米的公屋里。
两张床，其中一张上下铺，一个客厅，一间厨房，一间独卫，便是30平米的全部。
“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几张床分一分，挤来挤去。香港每一户人家都是这样生活的，有一间公屋住，已经算非常好了。”德永说。在客厅一转身，走两步路就到床边，是生活的常态。
德永在香港住的公屋/受访者提供
2019年前后，“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频繁出现在新闻里。那一年，罗宾身边不少曾经一起当警察的朋友，陆续到了临近退休的年纪。他们开始向他询问内地的情况，想找个城市做退休后的“第二家园”。
在香港，退休并不意味着可以松弛下来——住房、医疗、生活成本，仍然是绕不开的现实问题。
罗宾也从这时开始留意相关信息，带着老同事辗转广东了解情况，从深圳、珠海一路看到肇庆、中山。
最终，大多数人选择了中山。
原因很简单，深圳、珠海的房价太贵，令人望而却步。这批即将退休的香港人，预算普遍在100万到200万之间。
中山在这些城市中，房价合适，生活节奏相对缓慢，粤语使用率高，环境好，离香港也不算远。对于老香港人来说，这里既有异地的宽敞，又有家乡的余温。
2020年，罗宾的两个孩子在家里上网课，四口人挤在狭小的空间，“基本没有活动空间，非常压抑。” 罗宾越来越明确，这样的生活方式，无法长期维持。
于是，罗宾的妻子先带着两个孩子到中山租房、找学校上学，罗宾则继续留在香港工作。2021年，罗宾带着家人正式搬到中山，住进一套约120平米的住宅。四室一厅，孩子们终于搬离“树屋”，拥有了各自的房间。
罗宾在中山的家/受访者提供
空间的变化，带来的不止是舒适度的提升。过去，为了逃离狭小的居所，一到假期，罗宾一家人就计划外出旅行；而在中山，家变成了一个愿意停留的地方，“留在家里就很舒服，有时候反而不想出门了。”
对他而言，中山是一个可以承载生活的“第二家园”。在这里，居住不再是一种勉强维持的状态，而是重新获得尊严的前提。
德永则更早就在佛山买了房。在香港，他和弟弟住在父母留下来的30平米公屋里，妻子和儿子则一直留在佛山工作、上学。2005年，他便在佛山以110万的价格购入了现在居住的这套120平米的房子。
因为留在香港工作，每到周末，他都要往返佛山和香港两地，单程3小时，如果遇上堵车，往往要花上六七个小时。
路途辛苦，但他始终记得那种感觉——车一进佛山，人就慢下来。城市显得安静，生活节奏不像在香港那样紧绷。哪怕只是短暂的假期，他也很享受在佛山的生活。
直到2020年，德永提前退休，几乎没有犹豫，他不再往返两地，彻底回到佛山，与太太和儿子一起定居在此，度过余下的退休生活。
德永在佛山的家/受访者提供
02
人到退休，另一种生活
2019年9月到10月，罗宾花了大量时间在中山，实地考察楼盘、居住环境、教育和医疗条件。他不是第一次来中山，但那一次，是他站在“长期居住”的角度去观察这座城市。
也是在那次考察中，他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这可能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没有香港那样的拥挤和压迫感，中山的街道更宽，车流更疏，人不需要时时刻刻被推着向前。对罗宾来说，这种“空间感”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
香港街头/图源网络
真正定居中山后，罗宾发现，两地的“生活差异”变得更加直观。
首先便是生活成本的变化。如果不算孩子的学费，罗宾一家四口在中山的月生活成本大约2万人民币。
而在香港，即便住公屋、房租只有三千多港币，交通、吃饭、买菜、医疗的支出依然很高，一个月的开销达三四万港币并不罕见，一年下来的生活支出将近50万港币。
“在中山，生活成本低一半，但生活质量远远提高。”罗宾说。
医疗是差异最明显的领域之一。在香港，看家庭医生需要“抢号”。医生九点半准时上班，电话往往在五分钟内就被预约满。有一次，罗宾女儿夜里发烧，公立医院要排队几个小时，他立刻选择了私立医院的急诊，结果一次感冒的花费高达2000港币。
而在中山，看病几乎不用等待，“这是我觉得最想象不到的”——到诊所就能直接就诊，医生会花十几分钟详细问诊，费用也通常只有几十到一百多元人民币。
内地医保的政策对香港人来说，虽然陌生，但依然可以使用。香港人在内地办理居住证后，便可以参加医保。“我去年在中山交了一年809.76元的医保，门诊和住院都可以报销。如果有需要，回香港使用那边的公立医疗也可以的。”罗宾介绍说。
在香港，如果罗宾与朋友去酒楼吃饭，人均往往要在500港币左右，大排档也要两三百。但在中山，他们一家四口外出吃饭，总价200元左右就能吃得很好。餐厅的选择更多，也不再需要反复计算“值不值得”。
“在香港，虽然有很多好餐厅，但那里的物价让人难以承受，很多时候只能在快餐店和茶餐厅简单解决一顿。”罗宾说。
罗宾一家在中山时出去聚餐/受访者提供
在香港的时候，罗宾没有买车，“买得起开不起”。香港的油费是内地的三倍，车位月租三四千港币是常态，几乎不存在免费停车，等一个车位要等上一小时。而在中山，一个车位每月只需两三百元，商场和餐厅大多提供免费停车。交通也比香港更加顺畅，堵车的情况很少。
这些琐碎的差异，在日复一日中，慢慢塑造了罗宾一家对生活的幸福感。
德永因为长期奔波在两地，对香港和内地的生活节奏差异有着更明显的感受。
在香港时，他的生活节奏始终很快。走路要快，吃饭要快，一顿饭，二十分钟解决，吃完立刻离开。不是因为不想慢，而是没有慢下来的条件，城市的节奏逼着人往前走。
在佛山，他看到，大多数人都很悠闲，他也逐渐适应把一顿饭吃到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
消费的差异同样明显。
在香港，他一天三餐的开销接近200港币。而在佛山，即便外出吃饭，价格依然让他感到轻松。更多时候，他选择在家里吃，“一天基本花不了什么钱”。
他算过一笔账，在香港时，每个月的生活开支要一万多港币，但在佛山，一个月只需要三四千人民币就足够。
钱变得更加耐用，是他最直观的感受。日常生活也变得简单而悠闲。他养了几只鹦鹉，空闲时和老友打打麻将。周末，儿子回家，一家人一起外出吃饭。没有固定的行程，也不必在快节奏的紧迫感中生活。
当然，不适应的地方依然存在。
慢节奏生活的反面是较低的办事效率。在装修房屋的时候，罗宾让设计师改一个地方，会觉得他们的反应速度比较慢，这对一直生活在急急忙忙做事、讲究高效的环境里的罗宾来说，并不适应。
德永也提到这点，他发现在佛山，去银行办一件事需要几个小时，这在香港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习惯了做事快，思维快，就连付钱也要比别人快。”
在公共秩序上，德永也需要重新适应。外卖电动车的速度、随地蹲坐、吸烟吐痰，这些现象都曾让他感到不安，他习惯了香港严格的罚则和高度规范的公共空间——在香港，在公共场合吸烟、吐痰、乱丢垃圾都会被罚款。
香港罚款标识/图源网络
文化差异也存在。德永发现，他与佛山本地同龄人交流时，时常会出现理解上的错位。这并非是语言上的问题，而是由于成长背景不同。
他举了一个例子：同样是六十多岁，佛山很多老人习惯节俭、怕冷，经常说要多喝热水；但他会从早到晚喝冰饮、吃汉堡、喝可乐。这些生活细节，让他在别人眼里显得“奇怪”。
但他也注意到佛山这些年的变化，越来越多的车辆在斑马线前主动停车礼让行人，服务行业越来越好，餐饮种类甚至比香港更丰富。
佛山给德永最大的印象便是人都很和善，本地人居多，晚上出门，他不需要像在其他城市那样时刻保持警惕。更重要的是，住的地方大了，他也有了更多空间享受生活。
03
成为更多人的选择
随着定居时间拉长，罗宾接触到的“北上养老”人群越来越多，他发现，中山已经成为香港人退休后定居人数较多的城市之一。
很多人会去找他咨询，年龄大多在40岁到60岁之间，也有七十岁的长者和少数三十多岁、提前规划未来的家庭。
他们在香港的居住状态差异很大——有人一辈子住公屋，有人早年买房、手握多套物业；但相同的是，他们都在用积累的财富，规划退休后的晚年，重新计算生活的可能性。
罗宾注意到，很多人最初并没有打算“彻底离开香港”。他们更常见的想法是“先看看”“两边住”“试着住一段时间”。但当他们真正走进内地的居住环境，看到房子的面积、生活的成本，决定往往下得很快。
罗宾记得，第一次带朋友到肇庆考察时，对方原本因为不了解情况，想着“只租不买”，但在看完楼盘环境、了解价格后，那位朋友第一个就决定购房。理由很简单，他有没想到，几十万，就能买到这样的居住条件。
对不少纪律部队出身的人来说，落差尤其明显。在职时期，他们可以住六七十平米的宿舍，但退休后却要搬进二十多平米的公屋，重新适应高度压缩的空间。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落差：在为城市奉献了大半生之后，晚年却只能继续在狭小空间里将就。正是在这种对比中，很多人开始认真考虑离开香港。
“很多香港人习惯放假就去大湾区玩，在到处去玩的过程，也就逐渐深入了解到这边的生活方式。”罗宾说。
罗宾和孩子周末出去运动游玩/受访者提供
罗宾观察到，真正“被迫”北上的香港人并不多。更多人是主动选择——虽然在香港依然有房、有生活，但他们不愿意用同一笔退休金，换取更紧张的日常。
德永便是主动选择的例子。
他并不是因为在香港生活不下去，才来到佛山。相反，在退休前，他在香港的收入稳定，公屋租金低廉，医疗和保险也都齐备。但当工作结束、节奏松动，他发现自己已经不需要继续忍受那种紧绷的生活方式。
在佛山，他一个月只需要三四千元，就能覆盖基本生活开支。他有楼、有车，有足够的空间安放身体和时间。
在香港的强积金政策下，他积蓄了一百多万的强积金，在佛山生活，可以完全没有经济压力。但在香港，考虑到高昂的生活成本和租房压力，这不算一个富裕的数字，“基本上花不了几年”。
罗宾说，在香港，一年的生活费最低20万，100万只够香港人生活5年。
交通的便利，进一步削弱了心理上的边界。如今，中港24小时通关，往返频繁，从中山到香港，吃一顿晚饭再回家，并非难事。对很多人来说，“北上”不再意味着切断与香港的联系，而是一种可进可退的生活安排。
港珠澳大桥/图源网络
当然，适应并非毫无成本。不同的生活节奏、语言文化差异，都会在最初带来不适。
但在中山、佛山这样的城市，粤语仍然是主要交流语言，广府文化同根同源，这让很多不会说普通话的香港人少了一层障碍。
熟悉的饮食、接近的文化，让香港老人不至于感到完全陌生。城市本身，也在逐渐适应这批“新住民”的到来。
在这一代香港人身上，“北上养老”并不是一次彻底的离开，而更像是一种空间上的重组。他们把工作、制度和身份留在香港，把日常、身体和时间，慢慢移到另一座城市。
当城市不再为衰老预留足够的空间，人们只能自己寻找更合适的尺度。
这种选择不只出现在普通人身上：61岁的港星黎耀祥在2023年卖掉了香港的房子，定居中山；67岁的港星何家劲选择在惠州安顿下来，62岁的香港演员邵卓尧同样在中山落脚。
对这些在香港工作、成名、老去的演员来说，当工作逐渐减少，城市提供的空间并未变得宽裕，生活反而需要被重新规划。而他们最终的落脚点，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内地城市。
香港演员邵卓尧在小红书帖子下留言
对罗宾、德永以及更多普通人来说，这种选择更是发生在具体生活里的判断：空间变得宽裕，时间变得缓慢，钱不再需要被反复计算。
而这，或许正是越来越多香港人，选择把晚年移向内地的真正原因。
现在，德永的两个弟弟仍然住在香港公屋里。他们还没有退休，依然在工作——在香港，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
他们都曾经来过佛山旅游，认为佛山的环境很好。等他们退休后，德永计划把弟弟接来佛山，彼此之间有个照应，同时，也让他们享受一下退休后的悠闲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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