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补贴这么发对吗？生育鼓励政策该怎么做？

转自公众号“娲声一片”，作者栾武子。

2025年11月，有安徽六安的网友爆料说自己之前的二胎补贴被追回。随后有记者电话采访当地卫健委，卫健委承认确有此事，并解释说这是新旧政策的调整，为了避免差额引起的混乱，故而暂停发放。说通俗点就是安徽原本承诺给2000元的二胎补贴，而中央刚刚推出了一年3600元的补贴，于是安徽这2000元就不想给了，已经给的也想撤回。

安徽的做法并非个例，就连上海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有大量上海网友爆料被要求退还生育生活津贴，理由是生育津贴是根据单位申报的上一年平均工资发放的，经过复核要多退少补。

这些官方的做法和回复，听起来完全合法合规，但不妥。合法合规的政策就是好的吗？试想一家企业要给员工加薪，却要求先拖欠工资，甚至把以前的工资还回来，员工会如何想？政策的目的是本是鼓励生育，但这样的做法却让家长和准家长们感到预期落差。既然昨天的补贴可以撤回，谁又能保证今天、明天的补贴不会被撤回呢？当地政府大可以解释自己的做法合法合规，但人民是政府的服务对象，合法合规是基本要求，不是最高目标。

先说明一个朴素的基本原理：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想做好某事，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去做，而不是先把其他的辅助项做到极致。比如速度对职业足球运动员非常重要，但所有的球员速度都不如苏炳添，而博尔特的足球水平也远远达不到职业水准。当辅助项被当做目的而不是手段，就会事倍功半。这一点，大多数人在学习和工作中应该深有体会。比如加班的目的原本是为了完成更多的工作，但当加班时长成了强制的任务，会普遍出现故意怠工拖时间的现象，反而降低了工作效率。

站在当地工作人员的角度，他们的做法很好理解：生育补贴是上级的任务，既然中央已经提出了更高的补贴，替自己完成了任务，在地方财政吃紧的情况下，原本地方承诺的补贴当然可以不用发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不是一本账，想要直接补齐差额，协调两个预算体系麻烦，还不如直接要求追回。

2021年，安徽省政府发布的《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直言安徽出生人口4年间“呈断崖式下降趋势”，人口形势极为严峻。2017年至2021年，安徽出生人口分别为98.4万、86.5万、76.6万、64.5万、53万（预测，实际上为51.58万），年增长率为-12.1%、-11.4%、-15.8%，-17.8%。安徽并不是同期全国唯一出生人口暴跌的省份，更不是人口问题最严重的。同时期全国的出生人口从2017年的1765万（抽查为1725万，七普修订为1765万）跌至2021年的1062万。当年安徽罕见地没有粉饰太平，而是用了如此严厉的措辞，赢得了一片赞誉。可安徽的人口形势并没有因为这份意见稿而好转，安徽2024出生人口仅为37.8万，2025的数据尚未出炉，但考虑到全国2025出生人口只有192，相比2024的954万暴跌17%，安徽2025年的出生人口大概只有30万出头，甚至可能不到30万。在出生人口断崖式下滑了4年之后，安徽又遭遇了相似4年。如果安徽继续如此，下一个4年怎么办？

类似的情况在基层很常见。以东北某个边缘小镇为例，镇上唯一的公立的幼儿园，不到100个孩子，却有52个工作人员，师生比甚至比很多一线城市的高档幼儿园更奢侈。但同时，当地2024年发放的二胎补贴却只有每人2000元。如果重视孩子，为何不能裁撤几个幼儿园职工，把省下来的钱用来发育儿补贴？原因很简单，这个幼儿园原本计划招收200-300个孩子，教职工也按照200多个孩子配置，但出生人口下降，孩子少了，编制没少，教职工没少。生育补贴是体制内的任务，而公立幼儿园的教职工本身就是体制的一部分。编制是不可逆资产和当下确定的责任，孩子不是。

要真正有效鼓励生育，一定要建立更人性化、更全面的考核指标，归根结底以让人更好生育和养育为结果导向，避免事倍功半。不能把政策的成本转嫁到人民身上。人民是政府的主人和被服务的对象，不是辩论对手。人民不需要，也不应该体谅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为何难以协调，正如顾客不需要听厨师辩解菜为什么不好吃。

此外，在最根本的财政问题上，中央应该占据主导甚至全部地位。目前中央政府债务为政府全口径债务的37%，是全世界债务率最低的政府之一，但地方政府却债务沉重。更重要的是，无论我们如何强调生育的重要性，养育一个孩子都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才能对社会产生长远的回报，短期内仅能利好母婴、早教等少数行业，对GDP、税收、就业的拉动作用不像大型基建那样立竿见影。等到孩子长大成材，当年的政府官员早已升迁到异地了，更何况对于大部分人口流出地区，即使鼓励生育有成效，也很难让这些孩子未来留在本地工作生活。只有中央层面主导更全面的规划和投入，才能更好匹配人口议题的长远属性，避免地方短期行为与国家战略出现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