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王攘夷——日本捕鲸业的前世今生

每一个动物都有自己的灵魂，而每一个灵魂都有未来的生命。

鲸用途广泛，肉用于食用，鲸须则做成梳子，脂肪提炼的鲸油用于照明，鲸脑用于制成名贵香料龙涎香。除了上述经济因素之外，日本人对于“一角”作为药物的迷恋，也是驱动捕鲸的动力之一。

公元前 5 世纪，古希腊医生克特西亚斯 ( Ctesias) 在其著作 《印度志》中记录了一种形如野驴、前额有长角的神秘动物独角兽。因为后世对独角兽的神话，人们逐渐认为其兽角有净化、解毒功能，受到上自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追捧。1638 年，丹麦学者奥勒 ( Ole Worm，1588—1654) 发现所谓独角兽兽角其实是来自于格陵兰岛一角鲸的长牙。

日本江户时代，一角热成为大航海时代全球贸易的产物，成为江户末期家喻户晓的名贵药材，与人参、鹿茸、犀角等齐名。1653年、1668 年、1677 年、1683，均有荷兰商馆向幕府将军进献一角的记录。明治时代的日光山轮王寺依然藏有荷兰人进贡的 “蛮角一角”，其左旋螺纹清晰可见，正是一角鲸长牙。

日本作为历史上曾经极度依赖海洋资源的岛国，很早就开始捕鲸。因为早期科学技术的落后，所以大多只能捕杀以海豚为代表的体型较小的齿鲸。所谓的始于绳文时代则可能是过于夸大和以讹传讹的结果，用遗迹中类似于普通捕鱼的小鲸代替了通常意义上的巨鲸。日本真正的大规模捕鲸是源于工业文明的出现，向欧美学习的结果。近世中后期，日本国内的捕鲸已具规模，成为西南强藩藩政改革的动力之一，是在面临欧美经济军事的长期威胁压迫下，尊王攘夷的结果。这种生存与扩张并存而导致的驱动力与危机感，一直延续至今。

所谓捕鲸历史悠久只是日本早期生存和现代利益的借口，更是与当下国际社会的普遍认知背道而驰。日本现代经济高度发达，坚持捕鲸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作为一个非正常国家，为了维护在世界舞台的存在感，而刻意建构的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谎言。捕鲸既是日本在世界政治舞台展示存在的象征性活动，也是西方世界瓜分自然资源不均背景下的内部矛盾的真实展现。试想一下，如果中国或者其他非西方国家采取类似日本的捕鲸行动，一些国家的态度又会如何？

日本有记载记录捕鲸活动始于德川时代，而后涌现出《纪州大地捕鲸猎古图》《肥前唐津捕鲸图说》《纪产鲸图》《纪州熊野并诸藩捕鲸图》《柳南增补唐津捕鲸图》《鱼王译史》《鲸史稿》等绘词和著述，捕鲸的地点多集中在纪州、土佐、长州、肥前等藩。

18世纪，世界进入早期全球化后，英、美、俄等国围绕毛皮和捕鲸在北太平洋区域展开角逐，对日本海防形成了直接的严重威胁。1818年5月，英国船进入浦贺港捕鲸途中遭到会津藩沿岸水军扣押，幕府派出通晓兰学的“天文方”官吏进行交涉才遏止该事件扩大。

1822年，江户湾浦贺港再度迎来了英国船只萨拉森号。英国舰长大卫·克尔提出了强令幕府提供补给的要求，幕府派出高桥景保等人拒绝了此次英国捕鲸船的诉求。1824年5月28日，两艘英国捕鲸船进入大津浜海湾，水手上岸抢夺村民的燃料和食物，水户藩得知后立即捕获了滋事船员。为防止事态扩大，幕府迅速遣人去英方交涉，作出促其早早归返离岸的灵活处理。然而到该年８月，又有英国捕鲸船在萨摩为抢夺耕牛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

19世纪上半叶美国也将捕鲸的范围扩大到夏威夷—小笠原诸岛—“虾夷地”（今北海道）的三角形海域。1830年，美国所谓的西进运动，也就是向西开疆拓土基本完成，太平洋沿岸欧美移民的增加带来了新的市场需求。之后，美国向南扩张的步伐受到美墨战争牵制。美国当局希望以捕鲸为契机，将其势力发展至太平洋西岸。

美国的捕鲸船开始自旧金山出发经过夏威夷进入太平洋，历时三至四个月进入日本暖流与千岛寒流交汇的渔场，日本远海的小笠原诸岛就成为其太平洋区域物资、水源补给终点站。据统计，从新贝德福德出港的捕鲸船19世纪初期刚满百艘，到19世纪40年代已增加至四百余艘，在短短三十年增加了三倍。捕鲸成为各国在北太平洋获取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刺激了英美船只频繁往来于日本列岛附近海域，促使英美进一步重视北太平洋的资源与贸易。

1854年，美国迫令幕府签订并执行《神奈川条约》，明确要求箱馆为美国捕鲸船提供靠岸和寄宿的各种条件。1855年，美国斯威夫特号捕鲸船驻扎箱馆，《箱馆奉行日记》记载斯威夫特号宿泊目的是“申乞所乏之薪、水”，并要求日方“出付所差之金银”，而为船员提供休养地之际。

《异国船只驱逐令》颁布之后，幕府严格限制普通民众与西洋船只、船员接触，但美国捕鲸船不仅宿泊于箱馆还打破了幕府禁令。1861—1865年，美国捕鲸船行驶至北太平洋的费用，近36％的经费由寄宿当地承担，而且当地还须提供便利的水源、燃料和食品，负担船体设备在行驶过程中损坏的维修费用，这些都无疑给幕府方面带来了巨大压力，致使朝野上下将捕鲸与攘夷关联在一起。

日本幕藩朝野上下看到了捕鲸获利的可行性，改变了锁国体制下固守的疆域意识，从固守而走向“开拓”。《鲸史稿》明确指出捕鲸行业与日本海防的关联性，“所谓海国，无论国内如何善治，当随时知他国如何以备外患……海防之备，当备设新战舰，年月遣人驳之。依地势而备海防，必当设鲸组，无事之时，以渔鲸为业。万一之时，可备水战之用，海防毕竟当言武备，凡用坚固之料制鲸船，则鲸船即便漕行亦可疾速，此用戈戟与铦，亦为军备之船”。

兰学塾学者大槻玄泽则突出了捕鲸业对日本国内经济、财政的巨大影响。“我东方四面环海，此物现于各川之海，极至东北之海，故当传而今处沿海渔业各方，各土专事以渔，增国益赈四民，此为一大举要也”。他还强调日本应该参与到与欧美的捕鲸竞争之中，以免资源为欧美所攫取，“欧罗巴洲之人，极北之绝域，涉冰海常往来于冰山冰原，开远航而用此物，我邦四方之沿海，当各兴渔猎之业，以固每州之国益”。

日本人通过捕鲸，意识到日本沿海资源和经济利益的重要性，为幕末时期海防、攘夷维护其主权埋下伏笔。1839年，鸟居耀藏受幕府加强海防为急务之命，开始调查测量江户湾沿岸，举任了开明派幕阁川路圣谟、江川英龙等人，在原本“伊豆之州哉，南临太平洋，三面环海……诚僻远偏小之州”的认识之外，加上了“大岛冲多鲸，亲手捕猎可获宏大之利益，又有鲸油浮于江户之上，若取之则可获灯油”的利益之需。基于捕鲸的利益，幕府对伊豆地区和江户湾的定位已经发生关键性转变，将其纳入利益可图必占取范围。

日本传统的由农业—渔业构成的“边疆境界”意识，尚未拓展到毛皮和鲸活动的区域内。但西洋列强在北太平洋区域频繁进行毛皮贸易与捕鲸活动，不仅突破了原本以中国和日本为中心的贸易体系，西洋列强对领土、资源和贸易主导权的觊觎也刺激了幕府朝野上下重新审视幕藩体制下的内收型的领土和疆域，刺激了日本朝野上下转变海防与攘夷观念，也使得岛屿、海域在内的主权观念趋于成熟。平野廉藏从荷兰购置船只改进成“壹帆丸”为捕鲸所用。1863年他组织团队在小笠原诸岛上立了“大日本属岛”的札牌，并频繁在近海处捕鲸，撰写《豆屿日记》记录勘察其他海外船只的情报，帮助幕府当局将远海的小笠原诸岛纳入主权范围提供了口实。

吉田松阴在《讲孟余话》中指出，幕府需要打破“锁国”的状态，通过通商、通航拓展见识并扩大日本在全世界的活动范围，进而达到富强以对抗欧美，这种倡导全民放弃内部争斗而致力于文教和技术的思想，为以后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中以追逐西洋文明的观点所呼应，使朝野上下将捕鲸与攘夷关联在一起，开启了捕鲸航海者推动“开眼望世界”的进程。

明治时期，冈十郎引入了挪威捕鲸技术——该技术可以从远处发射鱼叉，叉上附带渔网，一下子降低了捕鲸的难度 ，增加了安全性，大幅度提高了捕鲸效率 。同时，远洋技术的进步 ，使渔民开始远赴北冰洋、南极地区猎鲸，鲸鱼捕获量爆发性增长，每年约有3000多头鲸鱼被捕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海军遭受重创，捕鲸业才基本中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日本民生凋敝。为解决饥荒，日本开始大规模的捕鲸活动 。据 日本东京农业大学小泉武夫教授所著《鲸鱼救国》，1946-1947年，日本从南大洋和西北太平洋捕杀了近1200头各类鲸鱼，鲸鱼肉占到了日本人所消耗动物蛋白质的50％！从1958年起， 日本每年的捕鲸量开始稳居世界首位。1964年，日本捕鲸数量达到历史最高——超过2.4万头！此后，数据虽有所下降，但仍占人类捕杀鲸鱼的绝大多数，已经超过了鲸鱼自然繁衍的速度。全球已知的87种鲸类中，至少有 22种已经处于濒危或极危状态 。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资源的抢夺，捕鲸也是这样。国际社会对捕鲸的管理并不是为了保护，而是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具备远洋捕鲸鱼能力后，解决对海洋资源的无序抢夺，解决资源分配问题。

早在1931年和1937年，英国、挪威等主要捕鲸国先后缔结捕鲸管制公约。1948年，美国牵头成立了国际捕鲸委员会（IWC）。直至1982年，IWC通过《暂停全球商业捕鲸活动》的提案并于1986年生效后，保护才成为IWC最主要的工作。日本一直反对和拒绝签约《国际捕鲸管制公约》，但因其战败国的身份，不得已才于1951 年加入了国际捕鲸机制。

日本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被侵略与侵略的历史，决定了日本更加注重18世纪末捕鲸行业兴起给日本及北太平洋区域带来的巨大变革，英美捕鲸船只对日本海防形成巨大威胁，认识毛皮和捕鲸行业给其航运和海防带来的巨大冲击，确立起主权意识和积极攘夷的观念，成为应对“黑船来航”的先声。

1986年，《全球禁止捕鲸公约 》生效以来只有挪威、冰岛和日本仍在进行大规模捕鲸活动。但日本捕杀的鲸鱼数量仍一直稳居全球首位。据 IWC的统计，1980-2015年间， 日本共捕获了各类鲸鱼约41万头，占了全球的80%！虽然，公约规定沿海土著（仅限于丹麦格陵兰岛、俄罗斯西伯利亚、美国阿拉斯加等）和科学研究仍然可以捕鲸鱼，但日本高达80%的捕杀率是不足以自圆其说的。而且，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鲸类相关研究几乎已经完没必要通过残忍的捕杀方式来进行。于是，日本又找了是保护其他海洋经济鱼类的借口，但在不可能被世界认同的情况下，只好于2018年退出了IWC。

日本对鲸鱼的滥捕行为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2007-2012年，绿色和平组织多次派遣船只跟踪监控日本的捕鲸船队，并屡屡发生冲突 。2011年，智利政府曾派遣两艘军舰前往南极海域驱逐日本捕鲸船 。2010年，澳大利亚政府将日本政府告上国际法庭，要求日本立即停止其在南极海域的捕鲸活动。2014年，国际法庭裁决日本捕鲸行为违反了国际法，要求日本政府停止发放捕鲸许可证，但其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目前，鲸肉在日本人肉食中的占比早已下降至微不足道的不足千分之一。但对于贪婪者，经济利益始终是捕鲸的重要驱动力。

迫于国际压力，一直以“环保大国”自我标榜的日本在退出国际捕鲸机制后，承诺恢复商业捕鲸之后将捕鲸活动限定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并承诺不再以捕杀的方式进行鲸鱼科学研究工作，作为国际捕鲸机制的观察国为国际捕鲸会员会提供相关数据。

一切生命都以食物为生，反过来又成为食。我们将为你的灵魂祈祷，助它进入新的生命体中。它会融进我们体内。你是人类的一部分。我们是鲸鱼的一部分。只有负起生态伦理责任.转变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认同自然万物的价值，实现生态自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开创生态文明新模式。 (Hogan, Whale )

根据瞿亮《18—19世纪东亚贸易转型与日本内外意识的嬗变》，宫笠俐、王柏琪《被动加入与主动退出：日本参与国际捕鲸机制研究》等文献资料整理编写。图片引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