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公然背信弃义，中国怎能不重启战争赔偿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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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日本的一系列行为严重违背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核心约定，中日关系、亚太和平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右翼政客高市早苗，公然干涉中国内政，还发出嚣张的战争威胁。这种极端右翼行径，不仅粗暴插手中国内政，公然蔑视二战后国际秩序，更是对人类和平良知的严重践踏。为维护世界和平，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辟，我建议国家，除了在国际上重申《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和《中国驻日占领军备忘录》等国际法律文件外，还应当重启对日的战争赔偿追责。当军国主义幽灵借右翼势力卷土重来之时，中国重新启动这项追责，已不是“是否应该”的选择题，而是“必须践行”的历史责任与正义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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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作出放弃国家层面战争赔偿的重大抉择，这绝非漠视历史苦难的轻率决定，而是基于多重考量的善意之举。从初衷来看，中国人民秉持正义理念，深知日本普通民众同样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不愿让他们因战争赔偿背负沉重负担，这份 “以德报怨” 的选择，彰显了中华民族超越仇恨、追求和平的胸襟。从现实意义而言，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恢复正常邦交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放弃国家赔偿为打破长期隔阂、推动民间友好与经贸文化交流扫清了关键障碍，也为东亚地区和平稳定奠定了基础。不过，中国放弃战争赔偿有着明确的前提约束，那就是：第一、日本必须正视侵略历史、第二、日本必须坚守和平发展路线、第三、日本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这三大要求如同中日关系的 “压舱石”，支撑着两国关系的基本框架。同时需要明确的是，放弃国家层面赔偿并非豁免日本的历史罪责，更未剥夺中国民间受害者追讨公道的合法权利，中国这么做的初衷始终是面向未来，以包容换取持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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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本近年来的一系列行径，正在系统性地拆解这些基础。在历史认知上，日本长期修改教科书，刻意淡化“侵略”表述，多任首相还执意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在军事层面，日本持续扩充军备，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曾经的和平承诺早已名存实亡。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更是将这种背离推向了顶峰。作为二战后首位以官方身份讨论对台军事介入的日本首相，她的表态标志着日本的对华挑衅，已经从隐性试探升级为国家层级的公开叫板。当日本主动撕毁当年的政治约定，中国当初放弃赔偿的前提也就不复存在，重新审视并追究战争赔偿，自然成为中国维护自身权益的正当权利，符合国际交往中 “对等诚信” 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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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与情理层面来讲，重启战争赔偿追责有着坚实依据。根据国际法基本原则，战争赔偿是侵略国对受害国不可推卸的国际责任，其核心是通过经济补偿与道义承认，弥补受害国的人员与财产损失，彰显正义对邪恶的惩戒。《凡尔赛和约》《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文件早已明确规定，侵略国必须为战争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德国至今仍在对犹太民族及部分欧洲受害国的个体受害者进行赔偿，正是对这一国际法原则的践行。而中国从未获得日本真正意义上的赔偿，民间层面的劳工索赔、慰安妇索赔、细菌战受害者索赔等，屡屡被日本法院以 “国家豁免”“时效已过” 等借口驳回，无数受害者带着未竟诉求离世，中国民众心中 “这笔血债总要还” 的不平情绪始终未能平复。当日本公然违背承诺、军国主义倾向日益猖獗，重启战争赔偿议题既符合国际法规定，也回应了民众对历史正义的渴求，法理正当、情理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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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启动对日战争赔偿追责，是反击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关键举措。我初步计算，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财产损失及3500万人员伤亡，按现价估算大约需赔偿中国19万亿美元左右，差不多相当于日本5年的GDP总量（另文再详谈日本需赔偿中国多少）。追责一旦启动，战略意义极为重大：其一，能精准冲击日本右翼政治根基。高市早苗等右翼政客的支持率靠对华强硬的民粹口号支撑，一旦赔偿追责启动，日本舆论必然转向。民众会追问“是谁让国家面临巨额赔偿压力”“是谁的冒进让历史阴影重现”，右翼政客的“强硬”将沦为“失策”，其政治基础随之动摇。其二，能彻底打破日本的“受害者叙事”。通过公开战争损失、追溯赔偿责任，可让国际社会重新认识日本作为侵略国的本质，戳穿其长期营造的“二战唯一受害者”假象，同时激活亚洲受害国家的集体记忆，形成对日本的舆论包围。其三，能以最低成本维护和平秩序。此举措无需引发军事对抗，不会造成经济互伤，却能以最强的道义力量遏制日本军事冒进，倒逼其正视历史、回归和平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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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中国重启对日战争赔偿追责，是对历史的敬畏，是对无数受害者的负责，更是对未来和平的守护。我们愿看到日本早日迷途知返，放下历史包袱，以真诚态度弥补过往过错，与亚洲邻国共建和平稳定的未来。若日本执意不改、继续在错误道路上前行，这笔跨越数十载的血债终将成为其无法摆脱的历史枷锁，而历史的正义之剑，也终将划破阴霾，还世界一个公道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