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洪承畴假说”出发，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文 |  天书

　　最近随着“洪玄烨、陈弘历”野史宇宙的成型，网络历史圈又迎来一波大狂欢与大争吵。本来一开始，大家都说洪宇宙一出来，所有史观的人都高兴了，但发酵起来之后，经过一些媒体大V之类的下场，叠加最近《澎湖海战》的争议等等，一些参与者还是不可避免的走向情绪化，发展成帽子批发大会，都想证明对面急了。

　　关于近代史观和明清易代等问题我们之前已经有过不少讨论（比如《当关晓彤在春晚穿上明制汉服》、《殖人的辫子比费洋古的更根深蒂固》、和最近的《《澎湖海战》之争，争的是什么？》等文章）。对于想尽量靠近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方法，而不是教条式观念来理解国家-民族-文明，近代-现代等问题的我们来说，承认一个占绝对主体地位的民族的民族文化意识会伴随着国家复兴进程而增长，应当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上，过度压制或过度刺激都会出现严重问题。

　　对于键政圈中此类问题有所了解的读者大概会注意到，早在这次洪宇宙破圈之前，在一部分人群中已经出现一种将当代民族主义的复苏和左翼，或者说马列思想对立的思潮。仅以网络键政范围讨论这个问题的话，这其中的确有一部分原因是长期存在一些是似而非的“左”的教条观念。

　　比如对于汉服文化，之前有一种很粗暴的评论是“古代劳动人民不穿这个”，这种思维看似很“左”，实际上跟马克思或者历史唯物主义没多大关系，甚至也不能说符合“阶级史观”（其实阶级史观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就引发了很多问题，这个后面再说），也不太符合历史本身。而且持有这类观念的人往往带着一种优越感，就容易激起进一步的民族文化意识。

　　再比如涉及讨论古代王朝，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封建王朝都一个样”，类似的话在当下已经越来越引发民族主义者反感。的确，不管是从历史学科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一个样”这种由五段论和模糊的阶级史观衍生出的说法都属于一种粗暴的教条论断。在现下的网络语境中，这句话往往被和“团结壬”帽子绑定在一起。

　　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定性定量的去分析，阐明哪些问题上不一样，哪些问题本质上一样，那争吵空间自然就小了很多，不过显然网络争论和传播往往没有这种闲情。

　　不过随着这两年东升西落的趋势加剧，网络上一些激进民族主义者对“封建王朝都一个样”论调的反击，也已经越超出了正常的历史辩论和民族意识范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极力论证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如果仍然是汉人王朝，中国近代史将避免因落后而挨打，甚至有些人认为能平行于，甚至先于欧洲出现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

　　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过度内耗的成功学和绩效思维。中国近两三百年内到底为什么落后这个问题长期困扰国人，以至于八十年代出现“河殇”论，直到今天，如“秦制论”等遗毒仍大行其道。今天河殇思维和各种逆向民族主义虽不能说已基本退潮，但起码是在加速衰败。不过这种内耗还没有停止，反河殇反逆向民族主义的人群中很多人走到了另一条岔道上，想证明如果没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中国近两三百年就不会落后。

　　这就是一种机械的绩效思维，认为落后了一定有主观的内在原因，它隐含的前提是“只要你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就能成功”。但现实里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拯救了中国，而马列主义毕竟是外来思想，所以这种“正确努力了就能成功，如果没XX原因中国就不会落后”的史观自然会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一新中国历史共识产生冲突。

　　所以就我看来，洪承畴宇宙的出圈确实是一个契机，我们可以借这个契机进一步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思考为什么中国会选择马列主义的道路。相信今天文章的讨论能给读者带来一些有价值的回答。还请读者们耐心看完。

　　这事要先从工业革命如何产生说起。很多读者会可能听说过类似“工业革命的出现是一种偶然”的理论。可以说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理论为地基，综合了多种学科研究的各路全球史学，在经过几十年的深入讨论后，不同学者对这个“偶然”的程度和性质或许有很大分歧，但也有起码的共识，即工业革命的出现需要特殊条件，并不是经由主观意志、文化或制度进行线性发展就可以达成。

　　这里面有不少反直觉之处。比如，不是谁商业资本主义和社会生产分工出现的早谁就能先实现工业革命，这点荷兰是典型例子；

　　比如，不是谁科学技术和教育水平先进谁就能先出现工业革命。法国就是如此，当年见到英国使者的章总也没法想象英国能比法国先出现工业革命；

　　再比如说制度。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工业革命的出现应该区分来看，重商主义确实是资本主义和殖民扩张形成的一个重要制度基础，但重商主义本身也是一种结果而非起因。而且这仍然不等于一定能出现工业革命。或者反过来说，如果达成不了出现工业革命的条件，光有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也没用。

　　更不用说就具体制度的优劣而言，英国肯定也不是当时西欧最先进的那个。今天的各类“天不生带英万古如长夜”式的制度迷思往往都是先画靶子再射箭式的论证。

　　西欧国家最后普遍都被工业革命雨露均粘，让世人形成了只要搞资本主义就都能工业化都能发达的刻板印象。实际上，我们把这个现象理解成英国这个工业革命的首发地进行全球化配置和去工业化进程导致的工业化扩散更恰当。是的，就和今天的美国一样，19世纪末期英国的去工业化现象就已经被当时的人所担忧了。

　　简单总结到这里，“最后一个王朝如果是汉人王朝历史会怎么样”的假设，在明清易代这个节点就可以有一个大概的结论。现在的两种主要假设，一种是西学东渐如果没被中断会如何。从工业革命的偶然性角度看，没达成首发工业革命的条件，西学东渐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历史进程。甚至说西学东渐本身的中断，从物质基础的角度说也是因为古典时代中国周边不具有进行“战争-商业”循环的地缘条件（这里推荐文一老师的《科学革命的密码》一书，对李约瑟之迷解答的非常好）。

　　实际上，洪承畴宇宙就在某种程度上就揭示了这个问题。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们都说康熙酷爱学习西方科学，精通各种学科且热爱大量做题。洪学宇宙就说了啊，你从关外野蛮民族的角度没法理解康熙极端热爱做题这事，但从洪学一下能就理解了。

　　所以西学东渐不是随着明清易代一下断掉，而且康熙也不是没有过推广西方科学技术的想法，但在当时的体制下，这种基于君主个人兴趣的有限推广，既缺乏强制力，也很难形成广泛的利益导向，只是小圈子的昙花一现罢了。

　　有人会说因为满清小族临大国，所以不敢放开推广西方科学。我们前面已经说到，科技先进不是首先引发工业革命的决定条件，而且换个汉人王朝，也同样没法解决周边缺乏“战争-商业”循环条件的问题。

　　这里开一下脑洞，中国如果想在明朝就打通“战争-商业”循环的路径，那大概要在万历时期开几个历史金手指。一是当年耶稣会想联合日本征服中国的方案能推动，让中国提前和西方全面对抗；或者中国提前知道日本本土有大量白银，让万历援朝时期的攻打日本本土方案有足够的动力不沦为朝堂空谈，并通过对日本本土的进攻与西方产生更深入的战争和贸易冲突；或者东南亚有巨量的商业利益值得实质占领，并与进行香料贸易的西方产生全面冲突。

　　以上每一点，都需要开大量历史金手指，才能提前几百年达成中西全面冲突，让中国跟西方同步进入“战争-商业”循环。而且即使到这一步，也不能说就一定能自发出现工业革命。

　　至于另一种假设就是纯纯添乱了。这种假设认为明朝时中国技术更先进，西方传教士从中国带回不少技术才使西方出现工业革命，所以如果历史没被明清易代打断就如何如何。当然，持有这种观点的人里有不少是反串，为了给正常的对西方考古标准进行质疑造成干扰。但同样也有不少人会这么想，这又给那些真的想以非双标的标准审视西方考古的人造成了干扰。网络舆论的复杂之处和下沉度就在于此。

　　对于这种观点，首先还是前面说的，科技先进不是首先引发工业革命的决定条件；而且，科学和技术两个体系合一这个事情是比较晚才形成的，甚至直到今天还有的思想认为科学体系禁锢了技术本身的可能性。所以，在当时西方传教士来华的过程中从中国带走一些领先技术很正常，但这同样不会是工业革命和近代科学体系建立的决定因素。

　　以上明清易代节点简单讨论完。话说回来，在首先出现工业革命之后，其他国家迈入工业革命的难度就小了很多。但这里仍然充满着反直觉。

　　比如，不是和已经产生工业化之后的西欧离的近交流多就能跟着实现工业革命，比如沙俄、奥斯曼之类；

　　同样，不是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制度就能实现工业革命。南美比如巴西，在19世纪初就在大学中设立经济学科，推广亚当斯密，李嘉图，老穆勒等人的学说，这比法国都早，古巴和阿根廷紧随其后。然而历史证明这些并没什么用；

　　比如，不是谁教育更好谁工业革命就搞的更好。这点当时的英国仍是典型例子，所以电视剧《走向共和》中给明治天皇安排的把马关条约赔款全拿去办教育的台词，不光是歪曲史实，更是中国土味知识分子的一种意淫。

　　的确，日本是一个成功的西化例子，也是中国人绕不开的例子。在1840年国门被打开之后，清朝统治者又过了二十年才开始搞洋务运动，这确实搞的太晚了不如日本。认为这点是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民族身份造成的也可以。但也不是说如果在1840年就西化，就能和日本取得一样的成果。日本实际上才是特例。

　　埃及的阿里王朝就是典型案例。穆罕默德·阿里是现代埃及的创立者，埃及一代雄君，早在十九世纪初就锐意改革，引进西方军事和科技，投入巨额资金培育国内棉纺织工业，以图和西方竞争。甚至欧洲当时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把埃及当成了可以让他们实现社会理想的地方。

　　结果来说，阿里王朝最终不免遭遇西方的干涉，欧洲世界也不希望有一个近东强国的存在。显著的地缘问题，就决定了阿里王朝改良运动的最终命运。相对来说，地缘和民族等诸多因素，也同样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的衰而不亡，最终走出失败的命运。

　　应该说，在19世纪，后发国家要想近代化，自身努力虽然重要，但确实非常依赖客观条件，甚至可以说是一半天注定的。战略位置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典型如日本，其崛起和英国有密切关系，甚至到今天，日本依然扮演一个西方前沿的特殊角色，这就是特殊性的一个典型案例。

　　相比较而言，应该说老大帝国要越过工业化这道天堑，付出的努力往往是巨大的，伴随着帝国崩溃的风险。比如沙俄帝国在工业化的努力与成就，可以说是其他老大帝国所难望其项背的。但即使这样，也要到苏联时代，甚至可以说迟至卫国战争的铁血洗礼之后，它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脱胎换骨。而近代中国的衰微，混乱，以及由此而来的边疆危机，乃至生存危机，应该说是很难避免的。

　　再比如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和清朝是所谓东西方两大病夫，但其近代化的努力要早于清朝，甚至从结果来说，土耳其在军事上的近代成果恐怕也胜过清朝。但最终结果，奥斯曼完全失去了帝国疆域，土耳其只是帝国崩溃后的一个新民族国家，远非帝国的继承者。而继清代而起的民国，其工业化显然也很不成功，北洋民国甚至都还要好于更擅长金融的蒋记民国。

　　回到最后一个朝代如果不是清朝而是一个汉人王朝的问题。实际上，很多人在争的，只是四十分和五十五分的区别，或者说有没有补考资格的问题。也就是，如果没有清代那么强的反动性和妥协性，我们在近代短暂落后以后，是不是还有机会通过自发改良，赶上近代扩张的最后一班车。

　　实际上，这也是对当代现实生活的一种宣泄影射，是当代人现实感情的需求。这些当然留给人们的无穷遐想，但仍应该承认，由于种种制约，近代中国很难自发进入工业革命，大概是不免要挨打的。大多数人只是不能接受像清朝那样彻底的失败，而其中小族临大国，在近代中国的救亡进程中是一个显著负面因素。这种细化的讨论，其实不影响我们很难在这轮考验中及格的本质，也就是已经发展到极致完善的东亚封建社会，大概不经过严重外部冲击，是很难发生大规模革新的。

　　工业化到底难度多大，在二战之后就更清楚了。二战之后新出现的工业化国家总共就那么几个，除了中国这种，其他的都和美国，和战争密切相关。

　　通过以上梳理完我们能明白，只有马列主义和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个判断，应该说不光是历史价值判断，也是历史事实判断。我们固然不能无视和偏视今天因东升西落，民族复兴而壮大的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身份和文化认同，同样，也不能认为这种身份认同，就可以忘了新中国的立国基础在哪，甚至想当然的认为如何近代历史改变就能如何如何。

　　一直以来，网络上不乏一些人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外来思想，和中国传统文明冲突，现在随着民族问题争论泛滥，这类观念也在抬头。没有哪一个文明可以固步自封靠自己解决所有问题，中国自宋以后，儒家士大夫思想就受到佛教理论严重影响，以至于朱熹都要呜呼哀哉，搞中国版的本体论哲学来对抗，最终变种的佛教理论和本土儒道思想产生合流，统治了中国最后的古典时期。

　　古典时期，这种影响往往都似是而非，西方崛起的过程同样也有受到似是而非的中国思想的影响。起码，对中国一路走来的革命历史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对不是一空话，而是一直在不断推进的实践探索过程。

　　接下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再说说为什么“只有马列主义和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后发国家如果想追赶西方列强，如果不像日本这样抱帝国主义大腿，该怎么办？大家首先反应当然是搞革命。但问题在于搞了革命之后要干什么。革命，土改，建立现代集权国家，搞工业搞建设发展经济等等，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就是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态，在全球化的商品和生产领域消灭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外部空间”。

　　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恩就对欧洲本土完成共产主义革命逐渐不再抱有希望，转而把希望放到了沙俄，中国这些地方，这是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薄弱环节”。早期在马恩的革命蓝图中，国家个这概念更多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但当马恩晚期，欧洲的工人运动开始呈现工联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后，国家在马恩体系中对于革命的重要性就日益上升，苏联就是第一个成果。

　　为什么革命的国家仍然要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态参与竞争？在全球连为一体之后，没有人能关起门来只靠自己搞建设，想要赶超发展，必须要借助全球化和工业化的大趋势。而且我们假设，如果一个国家真的在革命之后能关起门来搞建设，那它实际上就没法对外输出，也冲击不了资本主义体系本身。

　　“阶级史观”四字在一些语境中过于模糊。从生产方式变迁角度来说，通常理解的阶级史观没什么问题，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社会中所有人的影响，不是少数阶级和天才。但具体到一国一族，脱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史观就容易变成一种成功学，即一切问题都是内部问题，可以关起门来解决；内部问题解决好了，我们就能不断努力达到理想国了。这导致了今天各种讨论中的“念经”问题，以及各种不拿小国当人看的问题。

　　单纯的阶级史观不是马列的专利，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西方的宗教思想，近代的浪漫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民粹思想都有这种色彩，且不少看起来比马列激进。阶级史观要放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视角来看才具有完整的历史唯物意义。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以马列的政治经济学和国家理论为武器，以阶级革命驱动无产阶级彻底变革生产关系，形成新的国家，这样的新国家最有可能抓住时间窗口，以国家资本主义同帝国主义竞争。从实践结果上看，这也是冷战机遇前唯一的路径。

　　最终，更多的后发赶超国家将在漫长的岁月后让帝国主义失去“外部”，无法再通过外部来消化延缓问题，让资本主义的问题变成“全球化的内部问题”，资本主义的链条才能真正走向衰亡。

　　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和全球化视角，你拿阶级史观套西方，套今天的很多国家，都很难得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单纯的阶级驱动既很难让西方自我革命，也没法让第三世界国家们靠自己取得成功。历史是苛刻的，我上一段说到“更多的后发赶超国家”，实际上从苏联建立到现在一百多年了，这样的国家多吗？简直是太少了吧。

　　也是从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出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1840年以来是什么意思。它不是在说中国的苦难全是从1840年以来开始的，1840年之前就没矛盾了。它真正的意思是，从1840年开始，古老的中国再也没法关起门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了，你内部民族王朝更迭也好，分久必和和久必分也好，兴衰治乱循环也好，这些统统都失去作用了。中国的体量和复杂结构都决定了，不把这个古老文明的命运和前途置于参与并对抗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就没法实现涅槃重生。

　　所以，单纯的民族主义和脱离全球视角的内部阶级史观都回答不了中国近现代命运的问题，更回答不了当下中国命运的问题。回到今天网络上的民族问题之争，对长期以来存在的不合理民族政策和历史观进行批评推动改变是有必要的（近代民族主义，民族国家观念与中国文明之间关系的问题又是一团乱麻，以后再聊）。但在我们今天已经吃饱了前四个馒头，甚至吃撑了的情况下，又开始幻想可以直接吃第五个馒头，甚至学得前面的馒头吃错了，这无非又是那句日子过得太好了，或者那句，革命的太彻底以至于忘了为什么要革命了。

　　正如开头所说，洪承畴宇宙确实是一个契机，在假设这个宇宙成立的前提下，我们通过脑洞推导确实可以得出不少加深对历史唯物主义认知的结论。读者们也可以配合看些全球史类的著作，如《年代四部曲》，《世界体系》这类，还有前面推荐的《科学革命的密码》也值得一看。本来还有不少想发散讨论的，限于篇幅先这样了，有缺陷之处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