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医院旁，挤满跳团舞的妈妈
她刊官方账号作者 | 芦苇
来源 | 她刊
在山东省肿瘤医院附近，住着一群特殊的人。他们都是癌症患儿的父母，为了陪孩子治病长期驻守在医院周边，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为了筹集高昂的医疗费，他们找到了一条特殊的出路——在短视频平台直播跳舞。
他们发现，通过模仿一些简单而夸张的舞步，配上动感的流行音乐，最能吸引网友关注和打赏。于是每天晚上，这个小院都会准时响起音乐，一群爸爸妈妈在直播间里认真地跳着不算专业的舞蹈。
他们做这一切的目的只有一个：挽救自己孩子的生命。
“尬舞妈妈”
晚上九点多，距离山东省肿瘤医院3公里左右的一个农家小院里，《青海摇》准时响起。
豆丁爸爸站在最前面，妈妈们在身后组成一个松散、沉默的方阵。他们随着音乐跳起了一段舞蹈。
这不是有观赏性的舞蹈，甚至有些笨拙和吃力。她们抬手的动作有快有慢，弯腰的幅度深浅不一。他们的脸上很少有笑容，更多的是紧抿的嘴唇和因用力而微蹙的眉头。那不是在享受舞蹈，而是在完成一项艰巨的、不得不做的体力劳动。
1小时后，汗水开始浸透他们的头发。所有的控制力都在急速衰减。她们的呼吸变得粗重，嘴巴不自觉地张开，眉头因难以忍受的酸痛而紧紧拧在一起。无论是谁，动作都齐齐地慢了半拍，每一次抬手，每一次弯腰，都靠着“不能停”的信念在硬撑。
这支由豆丁爸爸改编的舞蹈，动作带着一种广播体操般的规整与生涩。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反复出现的“摆臂”动作——手臂上下摆，前后摆，没有舞蹈的柔美，更像是在完成一套规定的“伸展运动”。一组动作有10多个小动作，共20秒。两小时不间断地跳，他们需要重复360次。
在网络上，她们被统一称为“尬舞妈妈”。
豆丁爸爸和妈妈们在直播跳舞
（前面是豆丁爸爸，后面是佳乐妈妈、小义爸爸、语薇妈妈、宸宸妈妈）
屏幕上，直播间在线人数100人左右。一条条评论滑过：“跳的啥？又一个博眼球的。”"你们5个人找个班上不好吗？"
她们没有回应，甚至没有多余的表情。只是把刚才那组“摕头——摆手——跺脚”的动作，更加用力地重复了一遍。
力量直接关系到能否留住观众。力量大，意味着更饱满的情绪、更具感染力的展现，能穿透屏幕，抓住匆匆划过的目光。
直播间的屏幕上，爱心、玫瑰、小星星这类几毛钱的小礼物不时冒出，偶尔会有一份价值几十元的礼物划过，总能引起豆丁爸爸和妈妈们一连串真诚的感谢。
音乐短暂地切换成了一首舒缓的曲调，豆丁爸爸走到镜头前，介绍站在后面的几位妈妈。这是瀚邦妈妈，她的孩子今年3岁，抗癌两年，这是子棋妈妈，她的孩子今年.........让我们为她们加油。她们的抖音名字是瀚邦妈妈（星光守护）......在肿瘤医院，大人没有名字，相互都称谁的妈妈或爸爸。
然而，直播在线人数，从近千人开始向下骤降。
流量的“仁慈”是有条件的：网友们施予的善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持续不断的、积极的情绪表演。一旦表演中断，露出背后复杂、沉重、需要耐心去理解的现实，注意力就会迅速消散。
几乎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激昂的《胜利之歌》立刻响起，舞蹈又开始了。
直播间是“战场”
豆丁爸爸叫杨志鹏，是山东临沂人。这个喧闹的直播小院，是他在济南租下的房子。两年前，儿子豆丁被确诊罹患神经母细胞瘤后，他和妻子辗转一线城市后，带着孩子来到济南求医，这个小院成了他们临时的家和最后的战场。
小院不大，正房是一室一厅，是他们一家生活起居的狭小空间。真正的“战场”，是旁边那间十多平米的侧房。那里被改造成了直播间，最多能容纳五六个人同时直播。
一年前，豆丁爸爸为救自己的孩子，走上直播这条路。他最初尝试直播带货，但因视频限流难见起色，后来转向与其他病童家长共同直播跳舞。直播收获的打赏累计约十万元，是维系孩子生命的关键支撑。
在山东省肿瘤医院附近，有近千个像杨志鹏一样的家庭。他们中的许多孩子，面对的是被称为“儿童癌王”的神经母细胞瘤。对抗这种疾病，需要经历强化疗、手术、放疗、自体干细胞移植、免疫治疗、维持治疗，过程漫长而痛苦，而与之相伴的，是极低的生存率，和惊人的医疗费用——整个疗程往往需要三百多万元。
山东肿瘤医院儿童病房外，放满了生病孩子的推车
在医院周边，通过直播寻求出路已不是个例。除了豆丁爸爸，还有“外卖大队”、“五个小超人”等直播群体。“五个小超人”中五位爸爸的孩子都患有神经母细胞瘤。为了筹款，他们剃了光头、穿上《天鹅湖》里的白色纱裙，在直播间里跳舞。直播间最高峰时，观众量有8万多人。靠着观众的打赏，他们成功为其中一个孩子筹到了近百万元的治疗费用。
这种“看得见的希望”，吸引着更多妈妈慕名找到豆丁爸爸。她们像他当初一样，四处询问该如何做直播，但绝大多数时候都石沉大海。豆丁爸爸理解妈妈们心情，当妈妈们找到他，他决定带她们一起做直播。在这个直播间，每位家长都有机会上前领舞蹈，为他们之后独立开播做准备。
在直播间学习的两个周，虽然没有学费的压力，但也完全没有收入——起初，直播间的流量实在太低，几乎没有收入。后来，直播间受到一位网红主播的关注。她在线上帮直播间引流，线下走访看望家长们，给她们捐款。直播间的观看量增多，打赏收入也变多了。豆丁爸爸便给参与直播的妈妈一些报酬。
对于学员，豆丁爸爸的要求简单却残酷：“第一，脸皮就别要了。第二，你要能吃苦。第三，要坚持。”毕竟，在这里，回报的多少，与舞蹈是否优美无关，而取决于她们“悲惨而努力”的姿态能在多大程度上刺痛公众的神经。
豆丁爸爸的直播间
钱能救命
网红的助力，让妈妈们第一次尝到了被“流量”看见的甜头。那天，因为媒体的到来，豆丁爸爸的小院前所未有地聚集了二三十位爸爸妈妈……他们都想被镜头看见，哪怕只有几句话的露出，也是一个机会。
有的妈妈不太会说话，安静地靠在院角的阴影里。从孩子确诊到一次次化疗，那些关键的时刻，刘晓霞讲得具体而生动。一旁的其他妈妈小声感叹：“她有文化，很会说。”
在众多母亲中，刘晓霞显得格外不同——她是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曾拥有一份体面安稳的事业单位工作。
小女儿芊芊生病打破了一切平静。
孩子的病，改变了一个已经分开的家庭。她和丈夫几年前就离了婚，然而孩子的重病，将他们再次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知道芊芊生病后，前夫当晚赶往成都，第二天清晨便出现在医院，和她一起办理住院、安排检查。
家庭的抉择在那一刻显得尤为残酷。当时，大女儿收到了澳门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一年学费加生活费要十五万。但这笔钱，最终用在了给小女儿救命的头期款上。大女儿留在湖南本地读了一所普通的大学。
治疗是一场与金钱赛跑的残酷游戏。孩子爸爸拿出了全部的积蓄，又借了五万，凑齐二十万。但前期检查、手术和化疗如同一个无底洞，钱很快见底。
他们承受着比许多病友家庭更沉重的心理压力。这个病对年龄大的孩子“不友好”——孩子越大，复发风险越高，治疗也越困难。
去年1月，为了带芊芊到山东治疗，夫妻俩辞去工作，把剩下的积蓄全部集中起来。之后的三轮治疗花了一百多万。积蓄再次耗尽，医疗费又没了着落。
前夫回乡筹钱，刘晓霞守在芊芊身边。为了能轻松地背起孩子往返于病房和检查室，她强迫自己增重。短短数月，体重飙升了三十斤，昔日的身形和样貌已然走样，熟识她的人，都有些认不出她了。
芊芊和妈妈
在这里，像刘晓霞这样读过大学、有过稳定工作的妈妈并不多。更多的妈妈，像王湾湾一样，本身书就读得不多，家里也没什么积蓄。
王湾湾3岁的儿子患有肾母细胞瘤，近一年的治疗已耗去五十余万元，其中在北京的开销最为惊人。那时孩子刚结束化疗便发生严重感染，在门诊候诊时，突然高热惊厥，被紧急送进重症监护室。她在ICU门外守了整整十五个日夜，直到孩子脱离危险。
"对我们这样的农村家庭，钱从来就没够用过。"王湾湾说。公婆一辈子在田里劳作，家里还有三个孩子要抚养。在瀚邦生病前，她和丈夫外出打工的收入，刚够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如今，这些微薄的积蓄早已消耗殆尽。
但在这里，金钱是唯一能够延缓告别倒计时的东西。
爸爸妈妈们辞掉了原来的工作，举家到济南照顾孩子。一般爸爸在附近送外卖，在山东省肿瘤医院附近的河王街，短暂的午晚高峰，路边总是停满了等待接单的外卖车。
他们被“拴”在了这里。“去济南市区跑，肯定赚得多，但他不敢。孩子或医院这边万一有事，你手里有单子，回都回不来。一单被扣款，可能就扣掉了一小时挣的钱。玩不起。”胡海龙说。
医院附近的宾馆
胡海龙来这里跳舞已有十多天。他是山东临沂人，他的儿子小义今年3岁，也患有神经母细胞瘤。
小义生病前，他和妻子在上海城隍庙做小商品批发，小义去年8月生病，他们辗转安徽、上海，最终来到山东，已治疗一年多。从确诊至今，治疗费用已累计四十万元，基本掏空了家底。小义爸爸粗略算了一下，未来还需预计还需要七十万。
在跳舞之前，他靠跑外卖维持生活和孩子的治疗。但跑外卖赚钱太少。小义爸爸算了一笔账：“今天跑了11单，一单4块钱，是四十几块钱。”他花了五个半小时，其中晚上两个半小时只派了一单。即便在上个月情况好些的日子，他拼尽全力，加上有较高的活动奖励，也才跑了4000块钱。
小义爸爸正在送外卖
这微薄的收入，要面对的却是巨额的治疗费用。神经母细胞瘤四期高危，五年生存率只有百分之二三十。如果进行移植，生存率能提升20%；若再完成免疫治疗，五年生存率便能达到80%。但免疫治疗异常昂贵，一支药六万，三支一个疗程就是十八万。而他的孩子，一年需要完成六轮主力治疗，再加三轮巩固。算下来，一年的费用便高达一百几十万。
“我就想着，多给他上一支药，就多上一支药。想让他在这个世界上，开开心心地多生存一下。”他回忆孩子刚送来时，已无法行走，处于半昏迷状态，眼睛都难以睁开。经过一年的治疗，孩子现在能吃、能喝、能玩，每天都很快乐。
小义在医院的病床上玩玩具
直播成了小义爸爸看到的新希望。“因为前面有太多人成功了。”豆丁爸爸说。
孩子生病后，小义母亲受到巨大刺激，心情持续低落。小义爸爸一个人照顾着孩子和妻子。“我不想让她做那些不开心的事了，”他说，“我尽量就是我去做。”
“但跳舞是真的累。跳到最后，胳膊实在是抬不起来了。”他描述着那种力竭的感觉，“跳两个小时，感觉比跑一天外卖还累。”
跑外卖的累是间歇性的。爬七楼送完一单，可以坐在电动车上休息片刻，再前往下一个地点。整个过程张弛有度。而跳舞的累，是持续不断、无处可逃的消耗。
“谁会这样跳？”
刘晓霞已经在这个小院跳了一周的舞。她常穿着一件洗得有些泛白的粉色短袖，齐耳短发利落地别在耳后。直播一开始，她脸上那点疲惫立刻就没了，眼神变得专注而坚定。
每次直播结束，她都会在院子里继续练习。把那些简单的动作一遍遍重复。遇到其他妈妈停留，她会停下来，认真请教怎么摆手更有力，怎么转身更稳当。
刘晓霞在直播间跳舞
但在一个月前，刘晓霞完全没办法接受在直播间跳舞这件事。在她过去所接受的教育和职业环境中，“尊严”与“体面”是依靠知识、技能和稳定的工作获得收入。起初，她将直播舞蹈视为一种近乎“乞讨”的行为——摆拍、博同情、直接要钱，这与她恪守的价值观念格格不入。
今年9月，刘晓霞第一次站到窗外看妈妈们跳，被震撼了。这些妈妈们跟她所认识的、其他在做直播的人完全不一样。她们真的是拼尽所有的力气，为孩子的医药费多赚点钱。
第二天，她又来到小院。妈妈们在屋里跳，她就在外面跟着比划。没有章法，只是跟着节奏晃动。短短半小时，已经达到她体能的极限。
但她终于过了心里那道坎。“我们不是在博取同情，”她说，“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汗水和拼搏。”
直播间里的很多父母，都是被“逼”来的。这种“被迫感”在爸爸们身上尤为明显。他们通常更难以放开，强烈的自尊心让那种“丢人”的感觉来得更为尖锐。而妈妈们，年龄各异，也有同一种破釜沉舟的心情。
邹春兰并不回避谈论这份工作的“尴尬”。用她的话说，“你说又不搞笑，又不专业”，这让她从心底里感到一种难堪。“就感觉也很丢人的”她说。
如果不是为了孩子，她说，“谁会去这样子跳？”
她没有读过什么书，她有时候只站在直播间的前排，却认不全屏幕上飘过的礼物图标，加上年龄大了老花，看屏幕本就吃力。
她是这群妈妈里年纪最大的一位——51岁，她的女儿子棋已经12岁，抗癌4年，已经做了八次手术。年轻的腹部皮肤上，如今布满交错的疤痕。最长的一道纵贯整个腹部，从胸口下方一直延伸到小腹。旁边还横着几道稍短的旧痕。
邹春兰是江西人，之前在老家做点散工。她对直播舞蹈这件事完全没有概念，一片茫然。刚开始觉得肯定跳不起来。但想为孩子做点什么的念头，压过了所有犹豫。第二天，她开始跟着教学视频练习，她把整支舞分成三段，一段一段地反复练习。“一遍不会，两遍不会，我们一直练，总会了呗？”
她的头发曾为孩子化疗而剃光。如今，新发早已长出，她染成了鲜艳的红色。那红色非常浓，像一团燃烧的火焰。长期的焦虑与消耗，让她瘦削得厉害，脸上也难得见到笑容。可你绝不会用“脆弱”来形容她——她的沉默里带着一股棱角，微微深陷的眼窝中，眼神却亮得灼人。
子棋和妈妈
前段时间，子棋妈妈因跳舞扭伤了腰，休息了一个多月。如今腰伤未愈，她又回到了直播间。“为了孩子，我们再没怎么好，也得去跳。”她说，“要为她争取一切的希望。”
对一些妈妈来说，更难跨越的并非心理上的难堪，而是横亘在她们与这个时代之间的认知天堑。
瀚邦妈妈至今记得自己的初次登场，站在镜头前的她局促不安，事后用“群魔乱舞”来形容那场笨拙的舞蹈。直播一结束，她就因担心拖累团队而打起了退堂鼓。
比学会动作更难的，是学会在镜头前说话。瀚邦妈妈回忆起初次被要求说话时的窘迫：“跳了几天，大哥让我们面对镜头，一下子就说不出来话了。”即便直播间只有二三十人，那种无形的压力也让她大脑空白，豆丁爸爸现场教的话，转身就忘。
那天直播结束，豆丁爸爸私下说王湾湾有点“木讷”。王湾湾觉得，豆丁爸爸说得对，自己不太在直播间讲那些好听的话，能做的，就是为孩子拼命地跳。
但直播终究是一场与陌生人的情感交换。观众需要的不只是努力的证明，更是一种能触动他们情绪价值的东西——比如在打赏时，得到感谢。她开始照着豆丁爸爸说的，刷抖音、看百度，参考别人的互动和表达，一点一点地学着说，学着做。
妈妈们在直播跳舞
（前面是瀚邦妈妈，后面是子棋妈妈，芊芊妈妈、晴宝妈妈）
但当问起她们是否会觉得难为情时，王湾湾摇了摇头。
“我不识字，也没法出去做固定工，孩子一刻离不开人。”她看着手机屏幕上自己并不协调的身影，很平静地说，“能靠这个挣点钱，我心里只觉得很不错了。”
在豆丁爸爸这里学成后，妈妈们独自开播。刚开始，收入微薄，十块、二十块是常态。后来，有知名主播为她们的账号引流。王湾湾的账号在十几天内人气飙升，打赏也变多了，但好景仅持续半个月，她的账号被封了。
账号被封的那一刻，王湾湾感觉心里“咯噔一下，像什么东西突然塌了”。她把自己关在家里，哭了整整一天。
“大哥说，他最欣慰的一件事，是豆丁走，不是因为钱没了，而是医疗到头了，孩子的身体真的承受不住了。”“她说，“不管怎么样，我要为了孩子努力。肯定想挣更多的钱。”
王湾湾又重新回到了这个直播小院。
那段时间，很多妈妈的直播间都相继被封禁。至于确切的理由，谁也说不清楚。
或许妈妈们把孩子生病的情况做成横幅，在社交平台首页挂出自己的支付宝收款码。对屏幕前的观众而言，这构成了一个无法轻易解答的道德难题：我该如何判断这是真实的苦难，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当同情心成为可以被消费的资源时，每一次善举都伴随着被欺骗的风险。
王湾湾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卖惨。但她们直播跳舞，是想让大家觉得——这群妈妈，是真的在为自己的孩子奋斗，而不是仅仅躺在苦难上，等待施舍。
因为对她们中的许多人而言，在直播间跳舞——这几乎是她们唯一能选择的路。
唯一能选的路
疾病冲击着整个家庭，击穿了父母，还有孩子的童年。
王湾湾和丈夫去年从河南老家来到济南，丈夫白天在济南市区跑外卖，晚上做烧烤，从6点忙到凌晨2点。王湾湾在家里照顾孩子。
瀚邦一岁四个月时生病，在此之前，他刚张口叫了爸爸妈妈，随后便进入了医院，一呆就是近两年。对瀚邦来说，治病这件事好像是天经地义的。
瀚邦的玩具箱里，是听诊器、注射器这类医疗用品。上次做完肝脏手术后，他向护士要了止血带、棉签和针头。瀚邦妈妈手机里还存着那张照片：孩子睡着了，小手却紧紧攥着这些“玩具”，怎么也不肯松开。
护士长查房时想按规定收走，瀚邦却在睡梦中哭了起来。妈妈只好请求：“别收走，等他好一点，我再还给你。”
或许对瀚邦而言，这些冰冷的医疗器械，就是他最熟悉、最能带来安全感的“伙伴”。“他没事就天天给我擦一擦，给我打针。”瀚邦妈妈说，“他会说：‘妈妈你是不是不舒服呀？我给你打一针。’”这时，王湾湾便会配合地躺下，回答他：“嗯，妈妈不舒服，你来给我打一针吧。”
瀚邦在玩玩具
对于母亲们而言，这种“被困住”的感受更为具体。她们被牢牢地绑在孩子的病床和出租屋之间，失去了收入。
在租来的房间里，子棋和妈妈并肩坐在床沿。女儿有些依赖地靠在母亲身上，这个狭小的空间，是她们在医院之外最安稳的角落。
刚进门，子棋妈妈便和我们聊起，她今天中午原本计划去跳舞，但是子棋下午要去参加唱歌比赛。时间冲突了。
“我想当唱歌明星。”子棋说。没有专业的老师，子棋就在手机上学唱歌。她比妈妈还擅长唱那首《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为了圆她这个“小明星”的梦，邹春兰会留意山东电视台的节目邀请，有机会就带她去玩一下，在真正的舞台上唱一首歌。
子棋开心地展示她刚做的美甲——这是为了上台表演特意做的。大了，老爱美了，妈妈在一旁笑着说，有时候她还会戴上漂亮的假发。
子棋生病前参加的口才班组织外出表演
尽管跳完舞再陪女儿唱歌格外辛苦，但子棋妈妈一天也不敢耽误。
“孩子的爸爸身体不好，没办法工作。我一个字也不认识，年龄又大了，在这里想找份工作，太难了。”她说着，手下意识地轻轻拍了拍身边的女儿。
治疗像一场不知尽头的拉锯战，而妈妈们要全职看护孩子，化疗、抑制期、每日查血……密集的治疗日程填满了她们的生活。她们也必须随时待命，准备冲往医院。
生病的孩子片刻离不开父母，尤其是打完化疗药后，孩子会拉肚子、呕吐。有时候大小便无法自主控制，根本来不及去厕所。即便在买了纸尿裤，要是拉得厉害，也会渗出来，根本兜不住。只能一遍遍地清洗、收拾。
“你不可能找一份工，跟老板说‘我孩子病了，我得马上走’。人家不会要的。跳舞的话，可以让孩子在家等等，或者带去小院。”
“请护工？那肯定不如自己妈妈照顾得好。”子棋头靠在妈妈肩上，她忽然抬起头，用清晰的、不容争辩的语气纠正道：“不是好，是非常好。”
跳舞不能停
这天，豆丁爸爸要给大家培训，妈妈们带着孩子前来，小院里挤满了人，充满了欢声笑语。
在旁人看来，这像一个温暖的互助团体。但“彼此取暖的场所”。对他们而言，这个小院的核心功能并非情感慰藉，而是生成希望。
“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在这能觉得后边有路走。在医院、在自己的出租屋，聊着聊着就没路了；他来我这，就是奔着‘找路’来的。”豆丁爸爸说。
这些家庭中的绝大多数，都曾辗转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求医。他们最终选择留在这里，主要基于两个现实原因：山东肿瘤医院的王景福主任，是国内儿童肿瘤领域一位知名专家，他给了妈妈们至关重要的医疗信心。
更普适的原因，是这里极低的生活成本。豆丁爸爸算了一笔账：她们现在租下整个直播用的院子，月租仅需750元。而在上海，一个只有这里一半大小的房间，月租就要四五千元。
治病是漫长的。少则半年，多则八九年，大多数孩子是五年左右。治病的日子，妈妈们的生活被“照顾孩子”填满，在病房里陪护，或是在出租屋里给孩子准备下一餐。
如今，这条线上多了一个点——直播小院。
豆丁爸爸正在告诉妈妈们发视频的规律
（从左到右分别是芊芊妈妈，小义爸爸、瀚邦妈妈、大宝妈妈、俊俊妈妈，豆丁爸爸）
豆丁爸爸是这群父母中唯一经历过彻底失去的人。他的孩子豆丁在今年五月离开了。
在直播小院，大家会喊他豆丁爸爸。起初，人们也担心这样称呼会揭开他的伤口。豆丁爸爸说，揭开的次数多了，反而习惯了疼痛。“面对伤痛无非两种方式，”他说，“要么深埋心底，要么经常晾晒。”
孩子们常来小院。豆丁爸爸和豆丁妈妈常陪孩子们玩玩具，守护着这些短暂的、纯粹的快乐。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在药费单据和残酷的生存率之外，孩子脸上一个真实的笑容，有多么珍贵。
家长和孩子们的到来，让他们的情绪稍微平复一些。豆丁刚走那段时间，豆丁爸爸和豆丁妈妈整天以泪洗面，“她哭完我哭，我哭完她哭，又不能跟他走，每天就只能这么痛苦地活着。”因为有太多的记忆，夫妻俩暂时不想回老家。
如今，豆丁爸爸很少落泪，除非话题触及豆丁生病时遭受的苦痛。若是聊起其他，他语气平静：“我只觉得他们会越来越好，我们也会。”
子棋和妈妈
10月中旬，瀚邦在北京做了个“九死一生”的大手术。医生要为他切除长在心脏入口血管里的癌栓，这个手术需要让心脏停跳，同时置换血管并处理肝脏，术中极易大出血。
为这个手术，瀚邦爸爸妈妈跑了两家医院。第一家院不敢收，后来转到北京京都儿童医院，科室主任也犹豫了好几天。夫妻俩一次次去求，最后对方才答应手术。
手术花掉了借来的20多万，但好在成功了。过几天，王湾湾和丈夫便要回济南，继续去直播间跳舞——孩子的治疗不能停。
注：感谢边阿正参与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