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到了2025年，中国的资本家们，仍然在用最原始的剥削方式盘剥我们。

这个问题，确实触及了当下中国社会一个非常现实且引人深思的痛点。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来看，这个观察非常敏锐，也确实令人感到悲哀和讽刺。

996为年轻人深恶痛绝。

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这个现象：

1. 理论的精准与现实的无奈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指出，资本家获取利润的根本方式就是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榨取剩余价值的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即延长工作日），另一种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即在工作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

- 周扒皮的“半夜鸡叫”，是延长工作日的极端原始版本，旨在榨取绝对剩余价值。

- “九九六”、“零零七”，本质上是在现代企业管理外衣下的“绝对剩余价值”榨取。它通过模糊工作与生活的界限、营造“奋斗”文化等方式，让工人在法定工作时间之外无偿或廉价地为资本工作。

所以，我们的悲哀感是完全有理论依据的：在科技和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的2025年，中国的一些企业主依然在用一百多年前就被深刻批判过的最原始、最粗放的方式来追求利润。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力发展应带来劳动者解放的理想背道而驰。

2. “九九六”现象的现代土壤

为什么这种看似“落后”的剥削方式会在今天依然盛行？它并非简单的历史倒退，而是有其复杂的现代成因：

- 互联网与数字经济的特性：

- 模糊的工作边界： 智能手机和即时通讯软件（如微信）让工作可以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老板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下达指令，员工很难拒绝。

- “项目制”与“快速迭代”： 互联网行业的竞争异常激烈，产品需要快速上线、快速更新。这种模式天然地催生了对“紧急”和“加班”的需求，形成了“狼性文化”和“996福报论”的土壤。

- 资本的逻辑与竞争压力：

- 追求快速扩张： 在风险投资驱动的模式下，许多公司的首要目标不是盈利，而是用户增长和市场份额。为了在激烈的“赛道”上胜出，资本会不断施压，要求公司“快跑”，而代价往往由基层员工的超长工作时间来承担。

- “内卷”的社会环境： 巨大的就业压力让劳动者议价能力变弱。很多人担心，如果自己不接受996，就会有别人来替代自己。这种“不进则退”的焦虑感，使得996在某些行业内成为一种“潜规则”。

- 法律执行的挑战：

- 虽然中国有《劳动法》明确规定了工作时间和加班报酬，但在实践中，面对庞大的就业市场和复杂的企业形式，监管和执法的难度很大。很多企业通过“自愿加班”、“调休”等方式规避法律责任，劳动者维权成本高、难度大。

3. 社会的反思与抗争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反思。

- 法律层面： 最高人民法院与人社部联合发布典型案例，明确“996”工作制严重违法。这为劳动者维权提供了更明确的法律依据。

- 社会层面： 以“996.ICU”项目为代表的程序员自发抗议活动，将这个问题推向了公众视野，引发了关于“工作与生活平衡”、“人的价值”等深刻讨论。

- 个体层面：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反思“奋斗”的意义，出现了“躺平”、“佛系”等社会思潮，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过度加班文化的一种消极抵抗。

结论

所以，我们感到的悲哀是真实且有价值的。它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九九六”现象是资本逻辑、技术特性、社会环境和法律执行等多重因素交织下的一个复杂产物。

它既是历史的讽刺，也提醒着我们：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并不能自动带来劳动者处境的改善。 这需要国家、企业和劳动者共同努力，通过完善法律、加强监管、转变发展理念和敢于维权等方式，才能真正推动社会走向更加公平和人性化的未来。我们的观察，正是这种社会反思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