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一支被钦定为团级编制 作用却堪比军师级别的队伍——中央红军长征中的干部团

网上关于中央红军干部团的帖子很多，但许多内容都经不起推敲，有些是胡编乱造，有些是挂一漏万，有些则是张冠李戴，而有些则是“阴谋论”附体，给后辈党史军史初入者提供了极不健康的军史“食品”。户主今晚试图从全视角扫描一下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战斗序列中的这支兼具“战斗队”与“学校”双重属性的特殊部队——红军干部团。它由红军精英干部组成，既是护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御林军”，又是为革命储备、培养骨干的“流动军校”，在长征中还参与了关键战役、保障战略转移、传承革命火种的极其重要的任务，成为红军胜利完成战略转移的一支重要力量。户主将循着长征脉络，全面梳理干部团的组建、战斗、建设与演变，展现这支特殊部队的卓越历程与历史功绩。

需要事先说明的是，户主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对文中涉及的叙事反复进行了交叉对比，对略有出入的史实按照“权威回忆优先”和“多数文献统一”的原则处理，如有些文献提及的“先遣连属二营”还是“先遣营为三营”的问题，以“先遣营为三营”为准；干部团总人数是“1000余人”还是“1000-1400 人”，统一表述为“千余人”，兼顾了不同记载。这样的表述应该说史实基本准确、逻辑基本连贯，基本完整呈现了中央红军干部团的长征历程。 

壹    干部团的组建：战略转移前夕的精英集结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接连受挫，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踏上长征之路。为适应战略转移的严峻形势，中央军委作出一项关键决策：将中央苏区的四所核心红军干部学校合并，组建一支兼具作战与培训功能的特殊部队——红军干部团。这一举措既是为保护宝贵的干部资源，也是为长征途中的部队持续输送指挥骨干。

（一）组建背景与核心构成

合并的四所学校各具特色，共同构成干部团的基础：

1、红军大学（又名赫西斯大学，以广州起义牺牲的苏联烈士命名）：培养营、团级军政干部，后改编为干部团“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

2、第一步兵学校（彭杨步兵学校）：为纪念彭湃、杨殷烈士设立，培养连、排级军事干部；

3、第二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为纪念黄公略烈士设立，同样以培养连、排级军事干部为主；

4、特科学校：培养炮兵、工程兵、轻重机枪等专业技术干部，后改编为干部团“特科营”。

中央军委对干部团的领导班子选配极为慎重，任命原彭杨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为团长（黄埔一期生，黄埔三杰之一，参加过南昌起义，长期在中央特科工作，是我党情报工作的鼻祖级人物；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时担任仅有的4个主力师之一红12师的师长，许世友、高绍先（1932年牺牲）、徐海东是12师下属三个团长），原红五军团十三师政委宋任穷为政治委员（秋收起义没几天就受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指派送密信（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的情况）给起义部队，三湾改编后跟随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长期从事政工工作，忠诚可靠），钟伟剑为参谋长（红军大学训练部部长，后调任中革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参谋长，中革军委野战纵队参谋长，扎西改编后调任红三军团第十团参谋长，在重占遵义的战斗中壮烈牺牲），钟伟剑调任后，朝鲜籍干部毕士悌接任参谋长（遵义会议后）。团部还配备军事教员、政治教员和文化教员若干，确保培训职能落地。

（二）编制与人员特点

干部团全团共1000余人（部分文献记载1400余人，因统计口径差异，统一表述为“千余人”），编制精密且层级极高，具体分为五个单位：

1、上干队：由红军大学学员组成，队长萧劲光（后授大将军衔，曾任红五军团政委）、政委余泽鸿（曾任党中央秘书长），学员均为营、团级军政干部或地方县级干部，主要培养师团级干部，堪称“将官预备队”。队内下设军事指挥科（科长周士第，南昌起义时曾任师长）、政治科（科长苏进，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参与宁都起义）、地方工作科（科长冯达飞，百色起义时为红七军纵队长），涵盖军事、政治、地方工作全领域培训。

2、三个步兵营：由彭杨、公略步兵学校学员编成。一营、二营培养连、排级军事干部，一营营长李荣（李振亚，原第二步兵学校营长）、政委丁秋生（后授中将军衔）；二营营长黄彦斌（曾任红十三师三十九团代理团长）、政委先后为苏启胜、刘道生（粤赣军区独立二十二师政治部主任）；三营为政治营，培养连级政治指导员，营长林芳英、政委罗贵波（曾任红三十五军军长）。

3、特科营：由特科学校学员编成，培养专业技术干部，营长韦国清（后授上将军衔，原红军大学总支书记）、政委黄金山（曾任福建军区独立八团团长，抗战时期赫赫有名的黄骅将军），下辖炮兵、工程兵、机枪连，是红军早期技术兵种的核心力量。

干部团的人员构成具有鲜明特点：全员均为从部队选调的连、排级以上干部或政治工作人员，每人配有一长一短两支枪，部分官兵还配备缴获的钢盔和 MP18 冲锋枪，装备水平远超普通红军部队。因其直属中央军委、护卫核心机关的职能，被官兵亲切称为“御林军”。

（三）隶属关系与核心任务

干部团随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行动，归叶剑英直接指挥，核心任务有三项：

1、警卫中枢：负责保卫党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的安全，是中央纵队的“贴身卫队”；

2、干部储备与输送：作为“流动军校”，在长征途中持续培训干部，根据部队需求及时补充骨干；

3、应急作战：在战局危急时作为“战略预备队”投入战斗，凭借精英战力扭转战局。

贰

长征初期的使命践行：架桥开路与护卫中枢

长征初期，中央纵队携带大量辎重，行动迟缓，干部团的首要任务是为军委纵队担当前卫、警戒和工程保障，虽战斗机会较少，但在关键节点的工程任务中展现了极强的专业能力。

（一）架桥开路：为大军打通生命线

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是长征中的“开路先锋”，先后承担于都河、湘江、乌江等关键渡口的架桥任务，多次在绝境中为红军开辟通路：

1、于都河架桥：1934年10月长征出发时，工兵连在于都河上架设两座浮桥，保障中央红军四路纵队顺利离开苏区；

2、湘江架桥：1934年11月27日，湘江界首渡口遭敌机轮番轰炸，工兵连苦战一夜抢修浮桥，确保红军主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

3、乌江架桥：1935年1月2日，干部团接到紧急任务——支援乌江江界河渡口架桥。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江，水深流急、河底光滑，桥桩多次被冲垮。陈赓、韦国清率特科营工兵连星夜急行军60里赶到渡口，军事教员谭希林、何涤宙提出“竹篓沉石代锚”的巧法：将竹篓装满石头，上下扣合后用硬木架成十字捆绑，沉入河底固定桥桩。经过36小时奋战，浮桥终于架通，中央纵队和各军团得以顺利渡过乌江，直下遵义。这是干部团长征中的首次重大任务，展现了其专业技术能力。

（二）初期行军：伴随中枢的“移动屏障”

长征初期，中央纵队由一、三、五、八、九军团外围保护，干部团随中枢行动，主要承担内部警戒和后勤协助，战斗机会较少。但干部团官兵始终保持警惕，在行军中主动协助维护秩序、照顾伤病员，尤其对中央安排的老同志给予特殊保护。

当时，董必武（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徐特立（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成仿吾（临时中央政府教育委员）、李一氓（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冯雪峰（中央党校副校长）等老同志因身体原因，被安排随干部团行动。毛泽东专门对陈赓、宋任穷叮嘱：“对于这些老同志，你们一定要保护好，特别是董老、徐老，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

干部团官兵始终将老同志的安全放在首位：每次行军后必检查老同志是否到齐，宿营时优先安排住处；徐特立年近花甲、董必武近半百，却坚持自己背背包、编草鞋，还利用休息时间给学员讲课，以革命乐观主义感染众人。一次贵州行军中，老同志因山路难走、错过路标迷路，上干队队长萧劲光、政委莫文骅急得满头大汗，周恩来亲自发电报令各军团协助寻找，直至半夜确认他们已到红一军团驻地，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下。

叁

关键战役中的精锐担当：从土城到金沙江的决胜时刻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掌握红军指挥权，组织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经典战役。干部团作为“战略预备队”，在多场生死攸关的战斗中投入，以精英战力扭转战局，成为红军的“决胜王牌”。

（一）土城战役（青杠坡战斗）：临危受命的“救火队”

1935年1月28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前，在土城枫香坝、青杠坡遭遇川军郭勋祺部（川军王牌，装备精良）。三军团、五军团先投入战斗，因对敌情判断失误（原以为敌4个团，实际为6个团，后又增廖泽旅，共3个旅9个团），红军陷入被动，敌军直逼中革军委指挥部。

危急时刻，毛泽东急令干部团增援。陈赓率团发起反击，特科营重机枪掩护，一营（丁秋生、李荣指挥）担任主攻。青杠坡地形险恶，敌军据守的山头延伸出三道山梁，一营突破中间山梁后遭两侧火力夹击，与敌军展开肉搏战。激战中，干部团虽一度逼近郭勋祺指挥部，但因敌援军赶到，被迫撤退，李荣率三连一个排掩护，最终仅十余人撤回。

此役干部团伤亡百十余人（仅一营就牺牲90余人，3名连长阵亡），是其长征中损失最惨重的战斗。战后宋任穷向毛泽东反映：“干部团的学员都是连排以上干部，培养一个不容易，这样使用代价太大。”毛泽东惋惜地说：“对啊，对干部团的学员用是要用的，但这样用不行，以后要注意哩！”尽管损失惨重，干部团仍稳住了防线，为红军夜间撤出土城、一渡赤水争取了时间，毛泽东战后称赞陈赓：“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二）再克遵义：老鸦山的关键攻坚

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后，趁黔北敌军空虚，决定再夺遵义。此役的核心是夺取俯瞰遵义城的制高点——老鸦山。2月28日，红三军团十团进攻老鸦山时，团长张宗逊负伤、参谋长钟伟剑牺牲，仅政委黄克诚率少数兵力坚守，阵地岌岌可危。

干部团奉命驰援，从桐梓急行军120里（27日傍晚至28日傍晚，粒米未进），抵达后立即投入战斗。官兵们不顾疲劳，依托地形展开猛攻，迅速遏制敌军攻势。随后林彪率红一军团从敌后包抄，敌军阵脚大乱，干部团配合红三军团乘胜追击，直至乌江大渡口，歼灭敌吴奇伟部两个师及黔军8个团，俘敌3000余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胜利。

此役后，中央军委在遵义天主教堂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正式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宣读会议决议时，官兵们一扫此前的疑虑，有的甚至激动落泪——长期受王明“左”倾路线之苦的红军，终于迎来了正确领导。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宣布了遵义会议的另一项决定：为萧劲光平反。

萧劲光在中央苏区时，因黎川失守被诬为“罗明路线代表”，判处5年监禁并开除党籍，后经毛泽东反对调任红军大学教员。此次平反后，萧劲光恢复党籍、军籍，7月在毛儿盖正式恢复党籍，8月被任命为红三军团参谋长，这一事件极大提振了干部团士气，彰显了遵义会议纠正错误、团结干部的精神。

（三）巧渡金沙江：扭转命运的“飞兵奇袭”

四渡赤水后，毛泽东率红军佯攻贵阳、威逼昆明，调动敌军主力，使金沙江两岸兵力空虚。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军分三路抢占金沙江渡口：红一军团取龙街渡、红三军团取洪门渡、军委纵队（含干部团）取皎平渡。其中，皎平渡直接关系中央中枢安全，任务交由干部团承担。

1. 皎平渡奇袭：一昼夜急行160里。5月2日，周恩来、刘伯承亲临干部团部署任务，要求“4 号上午赶到皎平渡，架桥或找船”，刘伯承任先遣司令，率干部团三营（先遣营）及工兵连行动。为出敌不意，先遣营去掉红军标记，伪装成国民党军，顶烈日、踏乱石，一昼夜急行军160里（部分路段为黑夜行军），于5月3日凌晨抵达皎平渡南岸。

抵达后，先遣营发现江边有2条木船（敌送便衣侦探的船只，探子因抽大烟离岗），立即组织偷渡。红军战士随群众叫开对岸厘金局大门，正在打麻将的敌保安队猝不及防，被全部缴械，渡口两岸被顺利控制。随后，干部团在群众帮助下，又在20-30里江段找到4条破船，修复后共6条船，后又寻得1条，总计7条船——这7条船将成为红军主力渡江的唯一依靠。

2. 通安州激战：保障渡江的“生死防线”。皎平渡北岸的通安州是控制渡口的制高点，若被敌军占领，红军渡江将陷入绝境。5月 4日，川军刘文辉部旅长刘元瑭率2个团及炮兵连驰援通安州，与干部团主力（陈赓率领）在通安州外遭遇。

通安州地形险要，山路仅容一人通过，敌军居高临下推石、打冷枪。陈赓率部冲破袭扰，刚抵通安州就与敌军展开激战，因敌众我寡（干部团仅800余人，敌军2000余人），一度被挤出镇外。危急时刻，宋任穷率三营火速增援，陈赓调整部署：二营正面佯攻，一、三营从右翼迂回包抄。干部团官兵头戴钢盔、上刺刀冲锋，激战至夜幕降临，终将敌军击溃，俘敌数百，刘元瑭率残部逃回会理。

此役后，中革军委通令嘉奖干部团，称其“为红军安全渡江提供了决定性保障”。从5月4日起，中央红军3万余人靠7条木船，昼夜抢渡金沙江（大船一次渡30人，小船渡11人，一昼夜渡万人），6天6夜未损失一人一马。当敌军主力赶到时，红军已烧毁船只，敌军只能望江兴叹——干部团的奇袭，使红军彻底跳出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四）安顺场与天全：护卫中枢的最后奋战

1935年5月下旬，红军抵达大渡河安顺场。此处水流湍急、无法架桥，红一团仅找到1条船，一天只能渡一个团。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两路：红二师沿西岸奔袭泸定桥，干部团随红一师沿东岸北上，掩护主力渡江。

干部团在安顺场接替红一师防务，扼守渡口及沿岸要点。5月27日，川军杨学端旅向安顺场东岸进攻，干部团一营依托隘口工事阻击，三营在西岸呐喊助威、用迫击炮隔河轰击，激战至天黑将敌击退。次日，红军飞夺泸定桥成功，国民党“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预言彻底破产。

6月中旬，红军向四川天全进军。一天拂晓，四川军阀杨森部一个团偷袭军委驻地，干部团全团投入战斗（包括平时不舍得动用的上干队），陈赓率一营冲锋，官兵们手榴弹如雨投掷，终将敌军击溃，确保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安全。此后，毛泽东再也不舍得将干部团投入一线战斗——这支精英部队的战略价值，已成为中央的 “底牌”。

肆

边战边学的流动军校：在长征中培育革命火种

干部团虽承担繁重的作战与警卫任务，却始终未忘“培训干部” 的核心职能。官兵们利用行军宿营、战斗间隙，开展“且走且教、边战边学”的教学活动，将长征路变成“课堂”，成为名副其实的“流动军校”。

（一）军事训练：实战导向的“战场教学”

军事训练以实战为核心，内容涵盖遭遇战、伏击战、强渡江河、穿插迂回、袭击等科目。因行军疲劳、战斗频繁，训练时断时续，但每次休整必组织演练：在贵州时模拟乌江架桥，在云南时演练山地攻防，在金沙江后结合渡江经验复盘战术。教员多为有实战经验的干部，如萧劲光讲战术、周士第讲指挥，教学中“少讲理论、多教方法”，确保学员能快速应用于实战。

（二）政治学习：思想引领的“行军讨论”

政治学习从未中断，形式灵活多样：宿营时围坐讨论，行军时边走边谈，甚至在休息时以“问答式”授课。学习内容紧密结合实际，如遵义会议后讨论“左”倾路线的危害，四渡赤水后分析“运动战的优势”。

一次行军中，学员得到一本上海杂志，其中称“红军的道路就是石达开的道路”，敌机传单也叫嚣“毛泽东要成为石达开”。干部团教员因势利导，先讲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没的历史，再组织学员讨论“红军会不会成为第二个石达开”。学员们结合自身经历，总结出五条理由：

1、红军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不同于石达开的个人指挥；

2、红军是工农子弟兵，与群众血肉相连，不同于石达开的农民军；

3、红军有严明纪律和正确民族政策（如顺利通过彝民区），石达开则脱离群众；

4、红军指战员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石达开的部队缺乏斗志；

5、红军指挥员用唯物辩证法指导战争，石达开的思想和才干无法比拟。

这场讨论不仅统一了思想，更提振了信心。不久后红军飞夺泸定桥，实践验证了“红军不是石达开”的结论。上干队李一氓有感而发，写下《大渡河怀古》，其中“十七人飞十七桨，一船烽火浪滔滔”的诗句，生动记录了红军的英勇，与“检点太平天国事，惊涛幽咽太伤心”的石达开悲剧形成鲜明对比。

（三）乐观主义：艰苦中的“精神滋养”

长征途中的艰苦远超想象，但干部团官兵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这种精神也融入教学与生活：

1、雪山“吃冰激凌”：1935年6月，干部团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山顶冰雪覆盖，萧劲光突发奇想：“这雪拌上白糖，一定像冰激凌！”众人纷纷解下茶缸，挖底层干净的雪，拌上糖精品尝。周士第后来在《吃冰激凌》一文中写道：“这‘冰激凌’比南京路冠生园的还甜美”，字里行间满是乐观；

2、敌机下的玩笑：一次行军中遭遇敌机轰炸，徐特立等老同志匍匐在深坑中，炸弹在附近爆炸。敌机飞走后，徐特立拍着身上的泥土开玩笑：“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一句话缓解了紧张气氛；

3、自给自足的生活：老同志带头编草鞋、补衣服，宿营时主动打水、做饭；没有粮食时，大家一起挖草根、啃树皮，却从无抱怨。这种乐观精神感染了每一位学员，成为干部团凝聚力的重要来源。

 伍

编制演变与历史使命的终结：从懋功会师到陕北归宿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在达维村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两大主力会师后，红军编制进行调整，干部团的历史使命也逐步走向终结。

（一）懋功会师后的合并改编

会师后，中央决定将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红军学校合并，组建新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

1、校长倪志亮（红四方面军干部），政治委员何畏（红四方面军九军军长），政治部主任刘少奇；

2、原干部团改编为红大“特科团”，韦国清代理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下辖骑兵科（科长苏进）、工兵科（科长谭希林）、炮兵科（科长冯达飞）、机关枪科（科长王智涛）；

3、上干队多数成员被调往各主力部队担任领导职务，如萧劲光任红三军团参谋长、周士第任红一军团师长，完成了“干部输送”的核心使命。

此次改编中，陈赓因早年在鄂豫皖苏区反对过张国焘的“左” 倾路线，被张国焘排挤，无法在红大工作，调往红一军团任师长。干部团官兵始终坚定追随党中央，拒绝张国焘的分裂拉拢，为后续北上奠定了基础。

（二）张国焘分裂与北上改编

1935年8月，中央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干部团随右路军（党中央所在）行动。张国焘却坚持南下，甚至密电陈昌浩裹胁党中央南下。毛泽东、周恩来等果断率红一、三军团及干部团（特科团）连夜北上，脱离险境。

9月，北上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特科团与红一军团教导营合并，组建“陕甘支队随营学校”，陈奇涵任校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继续承担干部培训职能。10月，陕甘支队抵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

11月，随营学校在瓦窑堡与西北红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合并，成立“西北工农红军学校”（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政委）。至此，中央红军干部团作为独立建制的历史使命正式终结，其建制融入陕北红军院校体系，而其培养的干部、传承的精神，却成为人民军队发展的重要基石。

陆

历史功绩与深远影响：红军的“种子部队”与将帅摇篮

中央红军干部团虽仅存在1年多（1934年10月-1935年11月），却在长征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红军战略转移的“关键力量”和干部培养的“核心基地”。

（一）战略贡献：护卫中枢、决胜关键

1、中枢的“安全屏障”：全程护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从乌江到金沙江，从安顺场到天全，多次在危急时刻击退敌军，确保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安全，为长征胜利提供了根本保障；

2、战役的“决胜王牌”：土城战役稳住防线、遵义战役攻克老鸦山、金沙江战役奇袭皎平渡，干部团在三场决定红军命运的战役中发挥关键作用，以精英战力扭转战局；

3、工程的“开路先锋”：先后完成于都河、湘江、乌江、金沙江等关键渡口的架桥任务，解决了红军“过河难”的问题，保障了大部队机动；

4、干部的“储备基地”：长征中为各部队输送营、团、连级干部数百人，仅上干队就走出萧劲光、周士第等一批高级将领，缓解了红军干部短缺的困境。

（二）将帅摇篮：从干部团走出的开国元勋

干部团的精英属性，使其成为“开国将帅的孵化器”。1955年授衔时，从干部团走出的将领包括：

大将2人：陈赓（干部团团长）、萧劲光（上干队队长）；

上将5人：宋任穷（政治委员）、韦国清（特科营营长）、周士第（上干队指挥科科长）、陈奇涵（随营学校校长）、宋时轮（军事教员）、周桓（上级干部队组织干事）等。

中将10余人：莫文骅（上干队政委）、方强（党总支书记）、丁秋生（一营政委）、刘道生（二营政委）、韩振纪（陕甘支队随营学校参谋长）、郭化若（上级干部队教员）、张经武（干部团成员）、邱创成（干部团成员）、谭希林（工兵科长）等。

少将数十人：苏进（上干队政治科科长）、萧应棠（先遣连连长）、汪东兴（一营连指导员）、丁秋生（干部团1营政委）、王耀南（干部团成员）、苏启胜（二营政委）、王智涛（机关枪科长）、洪水（干部团教员，越南籍将军)等。

（三）转入地方工作未授衔者

罗贵波（三营政委，建国后赴越南担任军事顾问，先后任中共中央联络代表、中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顾问团团长、首任大使。1958年1月任外交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1978年12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第2书记、省长），李一氓（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地方工作科成员，建国后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理事、书记，驻缅甸大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冯雪峰（上干队政治教员，建国后先后担任上海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和市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持编注新版《鲁迅全集》），成仿吾（政治教员，建国后一直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历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山东大学校长，1978年—1983年，任人民大学校长）。

此外，还有许多干部团成员在建国前牺牲，如李振亚（一营营长）、毕士悌（参谋长）、余泽鸿（上干队政委）、林芳英（三营营长）、钟伟剑（参谋长），冯达飞（上级干部队地方工作科科长，1942 年在皖南事变中牺牲）。黄彦斌（二营营长，1937年在庆阳病故）。黄金山（特科营政委，就是抗战时期赫赫有名的黄骅将军，被内部败类、投降侵华日军的汉奸、叛徒邢仁甫杀害）。

无论是后来授衔的开国将帅，还是转战地方或为国捐躯的同志，他们用都生命践行了革命信仰。他们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出色地完成了警卫、作战和干部培训任务，堪称革命的火种。他们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精神传承：“战斗队”与“学校”的双重典范

干部团的历史，不仅是一部战斗史，更是一部干部培养史。它开创了“边作战、边培训”的模式，将实战经验转化为教学资源，为人民军队院校教育提供了早期范本；其“精英骨干 + 双重职能”的定位，也为后续特种部队、教导部队的建设提供了借鉴。更重要的是，干部团官兵展现的忠诚、勇敢、乐观、创新精神，成为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乌江架桥的巧思，到金沙江奇袭的果敢；从保护老同志的温情，到雪山顶上的“冰激凌”玩笑，干部团用行动诠释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也为人民军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小结

中央红军干部团是长征中一支“特殊而精锐”的部队：它是护卫中枢的“御林军”，在生死关头守护党中央；是决胜战役的“王牌军”，以精英战力扭转战局；是培育骨干的“流动军校”，为革命储备火种。从乌江架桥到金沙江奇袭，从土城血战到遵义大捷，干部团的足迹遍布长征路，其功绩不仅在于完成了各项任务，更在于为人民军队保存了核心骨干、传承了革命精神。这支仅存在一年多的部队，最终融入人民军队的建设洪流，但其“忠诚、勇敢、创新、育人”的精神，却跨越时空，成为人民军队宝贵的财富。中央红军干部团的历史，既是长征史诗中的辉煌篇章，也是人民军队早期建设的生动范本，永远值得铭记与传承。

附件

关于干部团长陈赓将军的三点补遗

网上现在有许多关于陈赓将军的文章，纵观风格和内容，无一不是讲述陈赓将军的传奇和英勇、善战无比，其实他们都铺了好大的摊子，但又都没说在点子上。户主今天也顺带说3个点。

第一，陈赓将军是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提升最快的一个

众所周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由于蒋介石及其所把持的党和政府的极端刁难和限制，所有红军将士一律降职使用。三大红军主力的一把手均降级一级，彭德怀、林彪、贺龙等三个方面军的主要领均降级一级，所有政治委员降二级，均为副师长（实际为政治委员）；原先所有军长、师长、团长均降为旅长、团长、营长，政委则一律降为副旅长、副团长、副营长。而陈赓将军却不是。陈赓将军之前在军内最高军职为红四方面军12师师长（目前网上有人说陈赓将军担任过红四方面军的参谋长，但户主至今没查到文献），转到中央红军后也只是红军第一学校校长（审查被捕期间的表现，无法任职）、干部团团长、红13团团长、红一师师长，“西安事变”前夕到红四方面军的第31军工作，也没有明确为军长。按理说陈赓将军改编后最高只能担任一个主力团的团长，但改编后的陈赓军不仅没降，反而一跃而升为六个主力旅的386旅旅长，比先前许多军长、政委的任职还高。

第二，陈赓将军的破格升迁有其顺理成章的逻辑

一是资历老。按照将军的说法，第一年有了党，第二年就有了他。意思是说他1922年就入党了，这在军界能有几个可比？二是工作经历特殊。参加过南昌起义，曾经到苏联学习过保卫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又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工作，严格说他是我党情报工作的鼻祖，是第一任负责情报工作的直接领导，特别在顾顺章叛变后在保卫党中央转危为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三是黄埔军校的“三杰”之一，东征中救过蒋介石的命。“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比不过陈赓的腿”可不是乱说的，蒋介石抓了他没杀他，不仅有感恩的成分，更是对陈赓才华的惋惜一面。四是陈赓将军在多个部队干过。首先在贺帅麾下当过营长，后在张老四和徐帅麾下当过4个主力师之一的红12师当过师长，徐海东、许世友和高绍先都曾是他麾下的主力团长，最后又在红一方面军工作，深受德胜大大和伍豪同志的喜爱和重用，德胜大大早在青年游学时就结识了陈赓将军的父亲，两家只隔一座不大不小的高山（一边是湘潭，一边是湘乡），又同是东山学堂的校友，长征途中又救过伍豪同志的性命，这样的经历谁能比过？

第三，作战时的指挥艺术更是常人望尘莫及

无论在红四方面军时期的黄安战役，还是苏家埠战役，其指挥艺术谁能诟病？青杠坡的临危受命、金沙江的“飞兵奇袭”、通安州的固守激战，哪一仗不是智勇兼备？以致后来的七亘村、响堂铺、神头岭、沁源围困战、，哪一仗不是现代战争的经典艺术？歼灭天下第一旅后，直接归中央军委指挥，“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中的“三军”之一；南线大追歼中大大小小战役，那一次没被载入史册？难怪陈帅有一次打电报给德胜大大说，“我认为我党廿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刘、林并肩迈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