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生：日本反思二战为何不彻底？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美国根据自身利益再三改变对日占领政策，不仅没有彻底推行“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反而默许甚至纵容日本政府反攻倒算的“逆流”措施。因此占领结束后，日本在旧军国主义分子把持下，历史事实无法得到应有的尊重，正确历史观无法被广泛宣传。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教科书相关内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内阁成员发表错误言论等种种行径，是日本未能彻底清算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未深刻反思其滔天罪行，甚至企图否认侵略战争性质、掩盖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的集中体现。日本反思战争不彻底，由其国内文化、政治结构和国际局势等多种因素导致。

缺乏稳定的价值标尺

日本反思战争不彻底的因素之一是相对主义的文化特性。这种相对主义在民族精神文化方面表现为缺乏完整和稳定的价值观念体系。

以中国文化为例，先秦时期儒家思想主张“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等道德原则，并根据这些原则在善与恶、美与丑、是与非之间划定明确界限。千百年来，尽管中国社会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上述道德原则及相应基本价值理念的精神内核，始终一脉相承并不断丰富发展。

日本文化则大不相同。浸润着相对主义精神特质的日本文化，其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根据情况而变化，没有唯一、固定的标准。通常日本人倾向于根据具体状况调整自己的行为准则，这种思维模式在应对复杂问题时表现出极强的适应性，例如在利益与原则发生冲突时，日本人更倾向于权衡现实利益而非固守绝对原则。日本文化中的价值判断标准并非稳定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环境变化作出相应调整。这种特性在政治领域表现尤为明显，对战争历史的认知也常因现实需求而改变。具体说来，这种相对主义价值观投射在对其发动的侵华战争的认识上，就可能变成对侵略罪行“死不认罪”，认为战争只论胜败，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甚至污蔑东京审判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报复”。他们辩称，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因此“要说战争是不义之举的话，我们大家都有罪”。这种心理为日本右翼势力的错误历史观提供温床。

日本相对主义的文化特性在不同时期的战争反思中有不同体现。最初日本是从“受害者”的立场反思战争。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在《世界》杂志1946年第5号上发表《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深刻剖析将政治权力和精神权威集于一体的天皇制，以及为这一制度提供支持的日本国民精神结构。石川达三的小说《风中芦苇》（1951年）抨击战时军国主义的高压政治。电影《原爆之子》描述广岛原子弹爆炸后遗症等。但上述所谓“战争反思”很大程度上出自对战争本身的厌恶以及对和平的渴望，并未深刻反省日本作为加害者的侵略罪行以及给邻国造成的巨大灾难。正如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指出，这个时期的影视作品虽然唤起了朴素的厌战和反战意识，却仅仅强调日本人自身受到的伤害。

二战后，日本倚仗美国提供的安全庇护，专注发展经济，迅速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再度刺激“脱亚入欧”思潮。渗透着相对主义文化特性的战争反思，在20世纪70年代后转变成否认侵略战争的“大国主义”思潮。1986年，日本右翼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在《再见吧，亚洲》一书中，竟将亚洲其他国家污蔑为“垃圾场”，称日本是耸立其间的“高楼大厦”。面对中、韩等亚洲其他国家强烈反对日本政要公开参拜靖国神社，首相小泉纯一郎不屑一顾，甚至表示“参拜之后再考虑同中国和韩国改善关系”。

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陷入萎靡萧条。由于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受挫，此时日本对战争的反思体现为拒绝承认侵略战争历史的新民族主义思潮。“失去的三十年”使日本人感到日本离它所努力追求的政治大国的目标越来越远，甚至在亚洲的经济龙头地位也有动摇之虞。过去，日本人喜欢将20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描绘成以日本为首，依次带动亚洲“四小龙”、东盟各国发展的所谓“雁行模式”。但许多后进的亚洲国家抓住新科技革命机遇，实现跳跃性发展。正因如此，对现状的不安、对未来的担忧和由此产生的危机感，使不少日本人更想寻找精神支柱，所谓“昔日辉煌”——不可一世的大日本帝国历史就成为这些人理想的寄托。在这种心态下，靖国神社里给亚洲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造成不可磨灭伤害的二战甲级战犯，被狂热的日本右翼分子视作“创造大日本帝国辉煌的功臣”，日本社会的右倾化更加严重。

进步力量衰落

日本反思战争不彻底的另一因素是进步力量——主要左翼政党和团体影响力逐渐衰落。

社会党与自民党对抗的“五五年政治体制”是国际冷战格局在日本国内的翻版。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是保守政党，偏重日美同盟，唯美国马首是瞻。与之相对的带有左翼色彩的社会党倾向社会主义阵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社会团体支持下，社会党对自民党保守政权发挥较大的牵制、监督作用。例如社会党主要支持团体“日本教职员组合”（简称“日教组”）在反思战争问题上就发挥较大作用。

二战时期，教师向学生灌输“忠君爱国”的军国主义观念，动员许多学生参军，使他们沦为战争牺牲品。战后，一些教师对此十分悔恨，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战争责任。1947年，“日教组”成立，当时参加该团体的教职员共有50万人。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教组”响亮提出“不送学生再次上战场”的口号，并成立政治团体“日本教职员政治联盟”，通过选举将自己的政治代表送进各级议会。

占领后期美国对日政策发生较大变化，特别是在日本恢复独立后，政府迅速右转，不少被撤销的内务省高级官僚转到文部省任职，于是保守的文部省与“日教组”展开混战。1954年，保守党派在国会强行通过两个法案，规定教育中立和教员公务员化，阻止教员参与政治斗争。1955年执政的自民党再次通过相关法案，将各级教育委员会公选制改为任命制，以便政府控制教育。1958年起，日本开始实施教职员业务评价制度（简称“勤务评定”），将教职员划分为五个等级，后两个等级的教职员不能晋升职务和增加工资，以此达到分裂教职员的目的。尽管“日教组”对此顽强抵抗，但未能成功。

20世纪60年代，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以“国家审定教科书违反宪法和教育基本法”为由起诉政府，“日教组”积极组织“声援教科书审定诉讼全国联络会”给予支持，对教科书审定制度进行批判。1984年1月，家永三郎提出第三次诉讼，“日教组”不仅给予大力支持，而且还陆续提出“国家权力不得干预教科书内容”、“教科书选择权归属教员”等主张。在“日教组”大力反对下，中曾根康弘内阁时期的《教科书统制法案》和竹下登内阁时期的《教育公务员特例法及地方教育行政的组织和运营法修正案》等保守法案，要么成为废案，要么被修改。

然而，冷战结束后，“日教组”的策略发生变化。1990年6月该组织举行第72届定期大会，提出“参加、建议、改革”的运动方针，积极参与国民教育运动，以取代过去“反对、阻止、撤回”式单纯反对政府教育政策的运动方针。1993年8月，执政长达38年的自民党下台，细川护熙八党派联合政权成立。同年10月，“日教组”委员长与文部大臣进行会谈，决定改善双方关系，定期举行协商性会谈。1995年4月，文部省财务课长等人访问“日教组”，就教育预算征求意见。同年“日教组”不仅与自民党就教育预算问题进行会谈，而且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成立“教育改革推进本部”，与政党和政府部门合作，积极参与教育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组织力量。

另外，冷战时期未能深入探讨的战争责任和赔偿问题再次凸显，日本国内保守的自民党下台，较为左翼的社会党上台，其采取积极态度试图与战争受害国及其民众达成和解。1993年8月，首相细川护熙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1995年8月15日，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首相正式发表对过去战争“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的讲话。这一时期许多反省侵略战争以及追究其责任的书籍出版，例如笠原十九司《亚洲的日本军队——战争责任与历史学、历史教育》（1994年）、粟屋宪太郎《未决的战争责任》（1994年）等。尽管如此，对战争及战争责任的反思、相关历史认识的讨论未能持续，也没有产生较大社会影响，这与社会党的式微及政界整体右倾化有一定关联。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国际重大事件以及日本国内支持团体发生变化的影响下，社会党逐渐放弃革新政党的本质，导致自身政治影响力持续下降。在1993年7月大选中，社会党仅获得众议院70个席位，比选举前骤减69个席位。1994年6月，社会党与多年的对手自民党组成联合政权。9月举行的第61届社会党临时代表大会上通过《我党对当前政局的基本姿态决议案》，该党正式大幅度转变政策。例如放弃“非武装中立”立场，承认自卫队符合宪法，坚持《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在宪法允许范围内派兵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支持和平利用核能发电，承认“日之丸”为国旗、《君之代》为国歌等。除维护“和平宪法”外，社会党与自民党在政策上已经没有多少差别。

1996年1月，社会党举行全国大会，通过基本理念和政策、新党章、新党名等决议，改名为“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然而，正因其政策的彻底转变，社民党在国会两院的席位一路下滑，进入21世纪后变为个位数，政治影响力微乎其微，进一步导致日本政治生态整体右倾化。当前日本国会中的政党基本为保守性政治团体，无疑阻碍日本正确认识侵略战争历史。

美国对右翼势力纵容

日本之所以胆敢在反思战争问题上态度暧昧甚至倒退，与美国长期以来的默许、怂恿和利用密切相关，有美国撑腰，日本有恃无恐。

战后初期，美国不顾《波茨坦公告》，实际单独占领日本，1945年颁布《日本投降后美国的初期对日方针》，宣称最终目标是“保证日本不再成为对美国或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最终建立一个和平与负责的政府，该政府应尊重他国的权利，并应支持《联合国宪章》的理想与原则中所显示的美国目标”。为此，占领当局在日本推行“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例如解散日本军队、逮捕并审判战争罪犯，甚至由占领当局起草放弃战争的“和平宪法”等。但其“民主化”改革很不彻底，特别是未追究作为日本最高统治者天皇的战争责任，弱化了日本人反思战争的意识。

1948年，美苏对立的冷战格局逐渐形成，朝鲜半岛局势令美国政府担忧。此外，“美军占领地区救济资金”等救助资金及巨额占领费用成为美国的沉重负担。因此，美国国家安全保障委员会提出“美国对日政策的建议”，主张将占领政策从“非军事化”转为“经济复兴”，并在日本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他们“力求在日本确立稳定而强有力的自主的民主主义，使之独立”，“在阻止远东可能发生的下一次极权主义战争中发挥作用”。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政策转向推动日本重整军备，不仅建立警察预备队（日本自卫队的前身），而且对日本采取宽大媾和，与其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更为重要的是，接替麦克阿瑟担任盟军总部最高统帅的李奇微发表声明，要求吉田茂内阁“重新审查为实施盟军总部的指令而发布的各项政令”，并“进行必要的修改”。日本政府借此机会采取一系列称为“逆流”的反民主化措施，例如解除被剥夺公职者的处分，使大批旧政治家重返政坛；重建中央集权式警察制度，加强对社会的管理与控制；修改有关劳动法规，限制工人的合法斗争权利；废除各级教育委员会的公选制度，在学校加强所谓“爱国心”教育；终止解散财阀等。

美国根据自身利益再三改变对日占领政策，不仅没有彻底推行“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反而默许甚至纵容日本政府反攻倒算的“逆流”措施。因此占领结束后，日本在旧军国主义分子把持下，历史事实无法得到应有的尊重，正确历史观无法被广泛宣传。例如原东条英机内阁工商大臣、甲级战犯岸信介于1957年上台执政后悍然宣称，“大东亚共荣圈”“对亚洲的民族独立，或者说摆脱殖民政策发挥作用”，对“大东亚共荣圈”的批判“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因此，年轻一代中许多人既不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也不知道日本对外侵略罪行给受害国造成的巨大伤害。

即使冷战结束后，美国为维护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借口朝鲜半岛危机和亚洲存在其他所谓不稳定因素，与日本共同发表“安全保障新宣言”，制定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甚至纵容日本修改“和平宪法”，继续将日本捆绑在自己的战车上。随着亚洲局势变化，美国政府更加强调日美关系的重要性，极力拉拢日本以防止在东亚地区失去“可靠盟友”。结果，日本始终将日美同盟作为其外交重心，没有对过去侵略战争进行深刻反省，妨碍它与亚洲邻国之间的真正交流与理解，甚至加剧与亚洲邻国的对立。

尽管日本反思战争不彻底有其文化、历史、政治、国际等诸多因素，但日本若一味坚持自己的历史认识，不尊重历史事实、不承认其侵略罪行，势必难以与其他国家诚心交往。换句话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如果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不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就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