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关头，你需要这些线索了解中国的未来五年

文 | 王德发老师傅

　　二十届四中全会召开于一个微妙的转折关头。

　　21世纪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中国人民面对的国内情况和世界格局都有了转折性变化。在国内，持续七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使中国由农业国、半工业国跨越到世界第一的工业国，并开始呈现出后工业国的一些特征，中国人开始面对新的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

　　国际上，新冠疫情暴发重创全球经济，世界的表面和谐难以维系，俄乌战争爆发并持续，巴以冲突起伏，全球贸易关系随着制裁俄罗斯和特朗普关税战等重要事件趋于紧张，德法英经济出现严重问题，日韩台表现出相当的政治经济不稳定……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四中全会必须要面对这些关键的转折，会议选择的路径对中国未来五年具有重要影响。

　　围绕会议公开成果的公报，已经流通于世面的关键词和文本分析相当不少。笔者却更为重视四个特殊的线索。

　　第一个线索是对主要工作的描述。

　　首先，公报开头对三中全会以来工作的评价，用鲜明的结构展现了各工作事项之间的关系。

　　在公报开头，“全会充分肯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些主要任务中的逻辑顺序值得瞩目：

　　1. 只有做好民主法治建设制度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才能保障高质量发展。

　　2.将生态环境保护和民生一样作为稳定的基础，同时通过专门的工作.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3.强化党内纪律和统一思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建和以上两点，构成共同追求社会安定团结的基础。

　　4.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实现外部安全，做好港澳工作和对台工作以实现外部核心利益。以此为基础，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5.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观察结果，在当前的路线下，经济建设是中心，但是只有做好前四项工作，才是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当前具有新的内涵。这一点在公报关于经济和国防的部分也有体现。

　　其次，报告对主要工作的描述结构，呈现了一些潜在信息。

　　自90年代以来，每一个五年蓝图往往是在上一届全会中后期制定，在本届全会领导下完成。

　　当我们对比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十四五”规划时的工作评价可以看到，几个少有人关注的变化已经发生：

　　1.作为2020年应对危机的“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2025年已经被结论性地评价为“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高质量发展”这样的中长期工作重新统领全局。

　　2.意识形态、民主法治、生态环保、党建、统一大业日益被作为突出强调的事项，意味着这几个口的重要性上升，干部梯队的方向可能因此更为明确。

　　3.对比本次公报和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可以看出，本次会议的调子并不高，文本延续93阅兵的风格，进行了有意识的压缩。这些变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前的社会情绪。对疫情以来一段时期的评价黏合历史，这是面向过去的。几个重点工作如果在某一方向形成合力，可能突破现有的格局，这是面向未来的。文风的变化，体现出实践的紧迫性，这是面向当下的。

　　第二个线索是指导思想的变化。

　　这其中首先应该被关注的是经济学思想资源的选择。

　　公报提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古典经济学和现代古典经济学提法。

　　经历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的人们都会对马克思构建的生产资料部类和消费资料部类交换体系有所印象。苏联曾建立过的计划经济模式就通过调整不同部门的比重实现对经济发展的控制。日本战后的统制经济也曾具有类似的特点。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以来的中国也重视使用利用调节各部门比重的经济思想，例如，“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将达到50％左右，而在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工业产值的比重将达到40％以上，这就加强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作用。” （八大）“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使之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明显提高。”（十四大）“明显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十五届五中全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十六大）“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十六届五中全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十七大）。历史上，这些调节往往参照先进国家的发展样板并取得了很大成果。

　　可以与之对比的则是十九届五中全会曾经强调“增长潜力充分发挥”，这一提法和潜在增长率（Potential Growth Rate）概念有相当的关系。潜在增长率最早由Knowles（1960）、Okun（1962）以及Levy（1963）提出，对潜在增长率的理解包括：

　　（1）一国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各个要素都得到充分利用时的经济增速；（2）它是自然失业率所对应的经济增长率；（3）它是在满足充分就业的同时，又不会引发加速通货膨胀时的经济增长率。潜在增长率依赖对自然失业率和合理通胀率的猜测，是主流经济学评判政策效果的方式之一。

　　比较两个提法可以感受到其中不同的经济学思想和治理目标。前者重心在于保持就业民生和国家能力，在一定时期更重视以实现最大产量和充分就业为目的而不是追求最大的边际效益，后者希望保持经济增速并实现资本流动、汇率、通胀、自愿就业等方面的平衡，以资本利润最大化为目的。

　　历经了俄乌战争和中美贸易摩擦等近期事件，人们已经认识到保持强大的制造业很有必要，新时期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一贯重视实体经济，相关社会思潮和理论成果反映到公报中并不奇怪。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工业国能够避免后工业阶段本土制造业占比不可逆转地下降的现象。当前经济治理能否历史性、创造性地完成这个任务，让人拭目以待。

　　其次值得被关注的是，公报不仅围绕“十五五”规划，也和2035年远景规划密切结合，体现了政治上的长期主义，这在各项经济工作的安排中尤其明显：

　　1.对比十九届五中全会可知，能源革命的提法本次没有出现，融入了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目标。在中国光伏、风电、深海深地油气勘探的飞速进步之中，能源革命已经由概念变为接近成熟的、不断落地的工业现实，炒概念变成了做工程，建设体系的政策导向比能源革命更为平稳、符合当下。

　　2.对交通为代表的基建放低了语调，包含在交通强国中，预示着基建高峰可能已经过去。

　　3.公报明确判断正在发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要求在教育、科技、人才方面下功夫，但是在公报开头并没有提及相关方面工作的历史成果，可能意味着一定的制度改革。同时，把这一判断和《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一书预测的社会现象结合起来，可以更好理解公报要求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必要性。“无就业增长”在技术进步时代可能持续，通过教育、以工代赈、生育、支持创业等方式补贴化解风险的政策可能在未来出台。

　　4.“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这一论述阐明了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决心。近期哈佛大学某篇追踪政策央地起源和横纵向扩散模式的论文、武汉大学图书馆某官司讨论、谌旭彬提出的汉武帝改革倒退论、陈志武的“南方发展模式”论，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自治主义倾向，可以算作对统一市场有所怀疑的思潮。舆论的声音似乎在暗示，政策落地不会一帆风顺。

　　连中肯的老胡也参加了

　　第三个线索是对当前条件下社会公平和社会发展的追求。

　　首先要注意的是公报提出的“畅通社会流动渠道”，展现了对阶级正义和社会正义的认识，也是试图回应阶级固化、社会公平感丧失的社会声音。之前多次会议提出的调节收入等具体操作问题，已经被更具挑战性的整体问题所取代。

　　其次，公报再次强调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并提出“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这是基于现在财政情况和风险程度的安排，也是未来五年人们不得不慎重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提示。

　　再次，公报提出“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是对地域公平和协调发展的新思考，符合21世纪以来新的城市化现象——在城乡中，以城市为中心得到进一步发展，城市中，具有良好基础的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出现了新的发育。

　　按照这种经验，对地理空间的平衡一定程度上要变为对人的发展的平衡。为了给人更多的发展机会，重点区域可以放开手脚发展和获取资源，吸引大量的人财物流入。但同时要注意的是，三线城市和县镇面临直接的竞争，作为非重点区域要通过更为非常规的手段获资源、谋发展，否则就会变为单向流出的一方。长期来看，以美国为鉴，地域失衡引发的群体对立问题宁是我们必须警惕的。

　　最后，公报专门提及了欠薪问题，强调“加强稳岗促就业工作，促进重点群体稳定就业，加大欠薪整治力度”。考虑到现在部分地区财政困难，欠薪可能是互相拖欠中容易解决，又最关系劳动者感受的问题。但是，要想让调节各部门比重的经济思想达到效果，最难解决的相互拖欠债务和应付款等行为也面临处理，否则会导致实际有效需求不断降低。近期关于反内卷的相关讨论和行动没有写入公报，这是略有遗憾的。

　　第四个重要线索当然是备战。

　　很多自媒体看到“备战”、“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直接笃定有一个完成统一的日程表。但是笔者并不认为可以这么理解，这又因为两点：

　　首先，笔者在前文分析了主要工作的结构，我们就不能单个的看某项工作。要看国防，也要关注公报在谈及国家安全问题时明确要求“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这就设定了不能不管也不能管的太多的边界，带着镣铐跳舞。一方面，部队的整顿说明事情正在起变化，另一方面，对经济和稳定的要求又说明事情并没有那么紧急。

　　其次，“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是新提法，是和人事安排结合在一起的。对军内纪律的强化是一个过程，未来一段时间，国防方面的重点恐怕还是整军。

　　但是又要注意，笔者并不认为这一表述显示的转折意义因此有丝毫的降低。

　　首先，相比持续以较低烈度进行战争的俄乌和沦为战场边缘的欧洲，东亚具备军备水平高、隐藏矛盾深、风险事件多三大特征，稳定性相当低。

　　军备水平高，是指东亚的中日韩朝都是实体经济强大的国家，是全球制造业中心，边缘参与者俄罗斯和美国是冷战时的超级大国，军事资产积累极为丰厚。军迷戏称为“东亚怪物房”，区域中一般认为常规力量较弱的朝鲜在俄乌前线的库尔斯克战役有上佳表现，就是近期的一个例证。

　　隐藏矛盾深，是指作为冷战的东线残留，中国维持了和日韩、美军、菲律宾、台湾伪政权的军事对立，并且双方的敌意都不加掩盖。相比之下，冷战西线通过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制造了相当大的缓冲区，俄乌战争也只是苏联冷战失败转为内战的一个普通发展，历时三年也没有爆发为大国强国直接冲突。

　　风险事件多，是指东亚出现了较多可能引爆中美直接冲突，引发世界大战的事件。仅仅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东亚就出现了至少三次足以引发世界大战的危险事件，例如，2015-2016的南海，2020年末特朗普败选后试图军事袭击转为战时总统事件（美参联会主席电话告知中方不会奉命），2024年韩国总统尹锡悦政变并试图攻击驻韩美军基地和朝鲜的尝试。危险事件还呈现出间隔周期越来越短，事件方式越来越阴谋化、非理性化的特征。

　　中国处于这一矛盾中，必然要以非常紧张的节奏加快准备，因为潜在的敌人可能存在不能认清实力对比的孤注一掷派别。

　　其次，要对“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有超脱字面的整体认识。要理解“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把当前情况和和“自我革命”联系起来。斗争可能是对有敌意的境外势力的，也可以是对腐败势力、颠覆势力、独立势力的。备战和建设因此具有多重的意义。整军本身就是伟大的斗争，对外斗争也包括了多种工具，工具的建设和基于形势选择斗争工具是相辅相成的。

　　最后简单聊几句。

　　过去五年，中国仍旧能够从日益动摇的全球化市场获得大量收益。但是这种利益日益难以弥补发展中投资积累的债务和全球化反动势力带来的成本，部分工作因此面对越来越大的困难，公报中提出的高质量发展目标需要相当的努力才能达成。

　　向外望去，俄欧陆破碎，中美国虚焊，中东到非洲的武装冲突增加。更多的国家已经失去了设定政治目标并付诸行动的能力，不能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失望情绪刺激左右翼的激进政治发展。在移动互联网媒介、移动金融、星链等技术的应用刺激下，全球普遍出现一个现象，在资源有限趋紧的现实面前，围绕自己利益打圈圈的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明显抬头，这些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又往往由试图通过借贷（无论是钱财还是政治资本）搏一把的投机家主导。这就刺激了小团体政治、赌博经济、投机活动的发展。其中一部分把自己包装成更为大众的面貌，夺取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力。

　　全球政治的共振频率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信息运动，中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最近台面上揭破的一些故事，意味着台下和江湖中有更多的未被察觉和难以察觉的活动。对此类风险的考虑，无疑会成为公报中主要工作结构的依据。

　　在新闻高速流转、桥段工业化生产的当代，关注和跟随全球热点行动，你会像个脱口秀明星，满足粉丝的情绪价值，让自己金光闪闪。围绕现实的矛盾和需要从事艰苦的工作，你可能满面尘霜，饮过露珠，显得沧桑。在文本完全不提及全球化的新公报中，笔者看到，中国领导层还是立足做好自己的事展开书写。正是，“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大会刚刚开完，中美贸易谈判就在马来西亚进行了，荷兰抢夺安世半导体所有权的行为正在扩大为整个中欧之间的议题。国内倾听大会的专注也开始消退，纷纷扰扰又在起伏。这算是时代给这个公报最好的注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