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响与豪赌：委内瑞拉如何成为特朗普"新美洲帝国"的试刀石

二战几乎把世界撕成碎片之后，美国在上世纪中叶做了一个选择：把自己的创造力和资源投入到东方半球的许多“不稳定体”里——先是把欧洲收拾好，然后是亚洲，随后是中东和非洲。客观讲，尽管过程充满错误和代价，美国确实把这些地区放进了一个更稳、互通、也更富裕的世界体系里。

但历史是河流，也会回流。在特朗普激进的第二任期里，美国正把目光从“修补全球”往回拉，准备把负担卸回到更近的地方——把西半球变成美国优先掌控的“内圈”。如果把布什时代的伊拉克，视作“区域再塑的大爆炸理论”，那么，委内瑞拉已成为特朗普版“半球再工程”的试刀石。

他的政府将马杜罗政权描绘为“反基督”——一个腐败、毒品泛滥的温床，必须遭到强硬对待。特朗普誓言，推翻马杜罗政权将重置整个美洲的战略格局：这将是一场“数字时代的辉煌小战争”。

这看似不可思议，但实际上呼应了美国历史上首个宏大战略——一条从开国元勋詹姆斯·门罗，经威廉·麦金莱和西奥多·罗斯福，一直延续到特朗普的意识形态脉络。随着全球体系开始向内收缩，我们正在见证美国一种持久冲动的最新表现：

重新绘制西半球地图。

图1. 1896年的一幅政治漫画，山姆大叔挺身对抗欧洲列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牛财金）

门罗不是口号，是“防御脚本”，是起点！

1823 年的门罗主义并不是宣称全球霸权，是一个脆弱国家的心理自保——“欧洲列强别来我家后院捣乱”。当时的美国还不是大国，它的军事实力也没超出本土边界。门罗主义像一张写给强人的便条：别来踩我的地盘。它的核心不是统治，而是排他性。

但所谓“主义”就像今天的软件，会被后来者不断打补丁、升级。门罗的“不要来”逐渐演变成“我们要管理这片园地”，在不同历史阶段被赋予了不同的工具和野心。

这条最初静态的遏制线，在几十年内演变为一套区域控制的操作架构。随着工业化铁路的延伸，扩张随之而来，而工业化需要秩序、通道和安全市场。美国拒绝了旧的帝国主义，却发明了一种新的扩张变体。

图2. 第五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任期1817年—1825年）. (牛财金)

麦金莱：从防御升级为扩张！

进入19世纪末，美国工业化爆发，资本、市场和原料成了核心诉求。麦金莱明确地为这套“软件”注入了硬实力：西半球不仅是防御外壳，还是美国工业革命的经济发动机。

麦金莱用关税、领土扩张和海外行动，把西半球连成一个为美国服务的经济体系。1898 年的美西战争，是“清理旧帝国西班牙”的道德标榜，也是检验美国远洋投射能力的试金石。

而古巴、菲律宾的事件，让美国巩固了西半球，预演了全球角色的崛起。

麦金莱那种“商业爱国主义”——即关税壁垒和领土野心的矛盾结合——在今日特朗普的言论中惊人地回响。所谓“钢铁和关税筑成的特朗普之墙”，被包装成安抚大众的止痛药，其深层目的——构筑保护性边界，促使美国向内聚焦——和麦金莱的关税如出一辙。两位总统都将保护主义视为为扩张做“准备”而非“退缩”：打造一个安全基地，为再次向外扩张做准备。

这正是许多“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支持者未能理解、因而恐惧误读的特朗普主义核心。

图3. 美国第25任总统威廉·麦金莱（任期为1897年至1901年）

罗斯福：预防式干预，把“管理”变成常态！

如果说麦金莱赋予门罗主义商业利齿，那么罗斯福则为其注入肌肉和动能。他在1904年提出的“罗斯福推论”将门罗的“禁止入内”标牌，转变为一种先发制人的管理主义——即“我们会在外人干预前自己解决”。罗斯福并非在守卫堡垒，而是在构建体系。他运用硬实力（开凿巴拿马运河）、软实力（在朴茨茅斯促成日俄和谈、并获诺贝尔和平奖）以及象征性实力（炮舰外交），组织起整个西半球。

这一点跟特朗普的做法明显呼应：宣称要“收回”巴拿马运河、调停巴以冲突、俄乌战争，寻求获诺贝尔奖、对委内瑞拉实施“炮舰外交”。

罗斯福体现了美国从被动反应到主动干预的转变。他认为混乱不是撤退的理由，而是组织秩序的召唤——这种世界观和特朗普将自己视为“颠覆者、修复者、建设者三位一体”的弥赛亚式自我认知深度共鸣。罗斯福将工业化和秩序构建相连；特朗普则将数字时代的再工业化和西半球控制相联。媒介在变，但组织本能没变。

特朗普：MAGA, 让美国再次复兴！

如今进入第二任期的特朗普，有意识地复兴这一体系——门罗的势力范围、麦金莱的关税堡垒、罗斯福的管理型帝国——但将其重新包装，以适应当今的年代。他不再将西半球描述为需要保护的“邻居”，而是必须主导的“领地”。门罗的盾牌，变成了特朗普的利剑。

这种加速版的“门罗主义”不再是抵御外国干涉，而是要彻底驱逐外国存在。这一次的目标不再是欧洲，而是中国。特朗普明确警告：“在西半球，我们致力于维护自身独立，防止扩张主义外国势力的侵蚀。”这一表述呼应门罗主义，但使用的是21世纪的工具：经济制裁、关税讹诈、武力展示，以及扼杀中国在阿根廷、巴西、秘鲁和委内瑞拉的“战略性投资”。

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的“2.0版门罗主义”复刻了麦金莱的运作逻辑：通过巩固区域控制来服务工业复兴。能源主导取代蒸汽工业；回流的供应链取代帝国贸易路线。西半球既成为资源基地，也成为安全区——一个封闭系统，驱动一种开放式的民族主义。

特朗普的目标并非纯经济性的。他堪称雪莱笔下“奥兹曼迪亚斯”的化身，追求的是可见的、纪念碑式的统治证明。在他看来，东半球带来的是头痛和头条；西半球则提供奖杯：基础设施项目、资源走廊，甚至领土兼并。关于吞并格陵兰、军事化巴拿马运河的言论——常被外界视为虚张声势——正符合这一模式。麦金莱思考的是铁路和关税；特朗普思考的是航天港和输油管道。方法不同，目标一致：实现国家复兴的自我彰显。

象征意义同样重要。对特朗普而言，西半球代表遗产——是美国神话，是“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的重生。他乐于回响历史：兼并运河区成为美国伟大的标志。难怪他执意将“德纳利峰”恢复为“麦金利峰”——将19世纪的自信重新打造为21世纪的品牌。

在特朗普的世界观中——在其古巴裔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的助推下——迈阿密不仅是美国城市，更是美洲的地缘政治首都。从这座流亡政治和加密财富交织的高塔中，诞生了一种可称为“卢比奥主义”的战略：融合冷战反共主义、移民资本主义和区域交易外交。

迈阿密连接着特朗普渴望掌控的西半球网络——将古巴异见人士、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哥伦比亚投资者和区域安全鹰派整合为一个操作网格，以取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典型的特朗普风格是：这个体系建立在杠杆而非法律之上，依赖影响力而非制度。每一笔交易性举措——一项贸易协议，一笔军售——既是手段，也是信息：西半球等级秩序的回归。门罗会认出这种恐惧；麦金莱会认出这种模式；罗斯福会赞许这种雄心。

委内瑞拉作为特朗普的试验案例，是一场具有戏剧性和战略性的豪赌。

支持反对派领袖马查多——这位委内瑞拉的“诺贝尔奖得主”——使特朗普能将自己的干预主义披上道德外衣，同时实现经济重组（并为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自我造势）。在这个叙事中，委内瑞拉是“流氓国家”，也是构建“美洲优先”一体化秩序的障碍。统一的西半球市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供应链连接，并由美国安全保证支撑——这正是特朗普对麦金莱关税帝国的21世纪翻版。

象征意义不止于此。始终敏锐于奇观效应的特朗普，公开设想为美国国旗增添新星。

荒谬吗？一点也不。历史表明，美国的大战略往往始于隐喻，最终变成地图。

罗斯福时代和特朗普时代的关键区别在于战略方向：

罗斯福寻求融入新兴的东西方世界体系，而特朗普则试图围绕以美国为中心的南北轴线重建世界体系——即由超级大国主导的“垂直”势力范围。按他的逻辑，全球化横向分散了权力——千条供应链向外辐射；而西半球整合则是垂直高效的：得克萨斯的能源、玻利维亚的锂矿、阿根廷的农业、墨西哥的制造业。

从东西向的全球整合转向南北向的西半球整合，其宏大战略逻辑完全合理：东西方“全球化”已达到顶峰。如今，全球经济由三大生产和需求中心主导：北美、欧洲和东亚。

每个中心如今面临的更多是“纬度性”问题，而非“经度性”问题。气候变化重创全球南方，强化全球北方，引发向极地方向的大规模移民。北方的人口崩溃进一步吸引这些移民潮。

特朗普将大规模移民定性为“重大国家安全威胁”，至此，美国联盟宏大战略的回归便完成了。

这一调整可以称为“美洲优先主义”（Americas-First doctrine）——这一转向并非出于怀旧，而是基于新兴的结构性现实：人口流向北方，气候压力强化南方，全球贸易正按垂直轴线重新区域化。阻力最小的路径是从阿拉斯加到巴塔哥尼亚，不是跨越海洋，而是在一个共享文明、市场趋同的半球内部展开。特朗普虽未必有理论自觉，却凭直觉把握了这一逻辑。

将门罗、麦金莱和特朗普联系在一起的，是美国反复出现的秩序构建本能——最初是领土性的，继而是工业性的，如今则是数字性的。门罗划定了边界，麦金莱填满了空间，罗斯福使其运转。一个世纪后，特朗普重新认领它，将西半球描绘为美国在数十年“分心的全球主义”之后的天然命运领域。在一个混乱时代，特朗普将战略收缩包装为复兴——多国整合的联盟，重生为自给自足的帝国。

这正是特朗普宏大战略的核心悖论：既怀旧又革命，既封闭又帝国，既防御又扩张。如同其人本身，它无所不在、无所不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