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亚洲公共政策如何实现“智识自主”？

第42录 编者按

当前人工智能浪潮叠加地缘政治震荡，东亚地区虽相对稳定，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型风险。东亚经济体过去以“开放+本土化”长期稳健地推进现代化，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向西方开放的同时保持智识独立。如今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带来“被取代、被殖民、被欺骗”三重新挑战。作者指出，东亚国家成功的核心要义就是“走自己的路”，要发挥东亚社会的比较优势——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要素和技术、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和而不同”的理念。作为东亚最大经济体的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更要负起责任，不仅要“走自己的路”，还要努力构建基于自己实践经验之上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另一种选择。

本文根据作者在由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浙江（浙江大学）国际发展与治理研究院、浙江大学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的“数智转型：分享实践经验 建立观测框架”主题论坛（2025年10月16-17日）和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举办的亚洲公共管理学会（AAPA）年会（2025年10月17-19日）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01   亚洲公共政策决策者

面临史无前例的三重挑战

本文想传达出来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亚洲公共政策过去成功的核心在于，亚洲公共政策决策者在追求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在促成国家向西方开放的同时，实现了决策智识上的独立，从而避免了思想被殖民的局面，使得国家的现代化符合自己的文明、文化和国情。但是，今天，在亚洲国家纷纷拥抱人工智能时代的时候，亚洲公共政策决策者面临史无前例的三重挑战，即被取代、被殖民和被欺骗。如果不能有效应对这些挑战，那么亚洲国家的现代化前途就会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公共政策在最低限度上，必须有能力解决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有效应对时代变化所产生的挑战，并且在此基础上最大程度地追求国家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就此而言，在世界范围内，东亚（世界银行的定义，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的表现最为出色。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东亚经济体是发展最快也是最为稳定的区域。就经济发展而言，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英国的《经济学人》发现，从1960年到2022年，全球只有23个经济体逃避了世界银行所界定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成为发达经济体，而东亚就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继这些经济体之后，中国已经非常接近高收入经济体群体，并且还处于中高速发展过程之中。应当强调的是，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中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必然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除了中国，东亚的其它经济体都处于良好的发展状态，也在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从目前的情况看，东亚区域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维持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今天世界最令人担忧的就是地缘政治变革对区域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冲击。欧洲的俄乌战争还在进行，中东的以色列和其它国家的冲突没有结束的迹象，拉美一些国家和美国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而非洲局部地区也存在很大的不稳定因素。比较而言，东亚地区是最为稳定的。尽管东亚地区也存在不稳定因素，但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有关国家都比较理性地处理了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没有公开化。最近泰国和柬埔寨之间的冲突也被很快稳定下来。说到底，东亚没有出现其他区域所频繁出现的所谓的“失败国家”。尽管缅甸一度被视为接近了“失败国家”，但缅甸稳定了局势，没有成为“失败国家”。

 02   东亚国家成功的要义

那么，东亚国家成功的要义是什么？我觉得，东亚国家成功的核心要义就是“走自己的路”。

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核心内容，甚至可以说，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须依靠经济发展来驱动。但经济发展是否成功则取决于这个国家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尽管现代化几乎是今天所有国家都在追求的最高目标，但一些国家成功了，另一些国家则不那么成功，有些国家则失败了。经验地看，近代以来，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成功与否取决于现代化的方式是否符合这个国家的文明、文化和国情，凡是符合的，成功的概率就大，凡是不符合的，失败的概率就大。

2025年7月28日，柬埔寨和泰国同意“无条件”停火 ，在马来西亚布特拉加亚，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中）、泰国代理总理普坦（右）和柬埔寨首相洪玛奈（左）握手（图源：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

在东亚内部，不难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至少有两个方面。

第一，一个经济体越是开放，这个经济体越能得到发展。东亚经济体发展得最快最好的都是出口导向型的开放经济体。近代以来，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现代化，都源自西方，自西方扩展和扩散到世界各个角落，包括东亚。经验地看，如果要获得发展和现代化，那么就必须拥抱西方，尤其是西方的技术。这一点肉眼可见，不用花很多时间来论证。不是所有拥抱西方的国家都能获得发展和现代化，但不能拥抱西方的则很难获得发展和现代化。就这点而言，东亚经济体都是拥抱西方的。

第二，一个经济体越是能够不被西方牵着鼻子走，“走自己的路”，那么这个经济体越能走得稳健，越能成功。二战之后，无论是自愿地还是被迫地，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拥抱了西方的发展和现代化模式。实际上，大多数国家都曾经希望通过西方化来获得自身的发展和现代化。但是，经验地看，拥抱西方并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成功。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西方经验能否本地化。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要成功，那么就不能对西方经验照抄照搬，而是要改造西方模式以适应自己国家的文明、文化和国情。

无论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的早期发展都实现了经济学界所说的“公平增长”。尽管后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这些经济体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但总体上看，比较而言，这些经济体依然能够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和基于基本社会公平之上的社会稳定。

这两条规律在中国的经验中得到最为充分的体现。因此，中共十九大把中国现代化的经验概括为：既获得了发展，也保持了独立。

 03   “东亚思维”与“亚洲价值观”

在东亚经济体中，除了日本是现代化的先驱之外，其它都是现代化的“后来者”。但“后来者”都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目标。这里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这方面的文献可以说已经是汗牛充栋了。但有一个核心的要素迄今一直被忽视，那就是东亚经济体公共政策决策者的思维、思想和认知。

东亚经济体能够在拥抱西方的同时不被西方牵着鼻子走，其中的核心就是其决策者所拥有的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思想和认知。人们可以说，在东亚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之为“东亚思维”的东西。这种“东亚认知”和西方认知区分开来。这解释了东亚社会和西方社会之间存在着的认知冲突。东亚经济体，包括早先的日本与“四小龙”和后来的中国与其他经济体，都自觉地去修正西方现代化模式以适合本国的需要。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很艰难的，因为西方一直竭力想把东亚塑造成为西方那样的经济体。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组织在总结东亚经验的时候，总是用西方的思维构架来解释东亚的成功，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理论层面，西方依然占据绝对的优势，拥有人们所说的“软力量”。

但在很大程度上，现存的这些从西方视角出发的理论很难解释东亚的实际经验。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实行“脱亚入欧”的政策，但这是很表面的。日本当然学习了西方的很多好的经验，但这并没有促成日本变成典型的西方国家。无论是其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日本都改造了西方体制，以符合自己的文明、文化和国情。实际上，西方也并没有真正把日本视为西方国家，尤其在文化层面。到了后来，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提出了“亚洲价值观”，公开表明亚洲和西方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发展经验，亚洲不会也不应当成为西方国家。不过，这些经济体尽管拥有了和西方不同的实践，但没能发展出能够解释自己经验的理论。中国就不同了。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公开声明现代化不是西方化，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在理论层面，我们更是开启了构建基于自己实践经验之上的“自主知识体系”。经验地看，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正在对国际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至少它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另一种选择。

博鳌亚洲论坛于2025年3月25日至28日在海南博鳌举行，图为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图源：科学观察）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原创性知识体系建构也是智库发展自身的需要。如同学术界，政策分析领域也确实需要能够解释和预测中国政策走向的概念和理论。根据我的观察，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的智库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观察，这已经为原创性概念和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智库同仁可以在这个领域大有作为。

 04   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

今天，人类已经开始进入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东亚经济体如何在抓住新产业革命所带来的机遇的同时应对其所带来的挑战呢？这是公共政策制定者们所面临的任务，更是公共政策研究者们所面临的任务。

客观地说，在人工智能时代，东亚公共政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不能有效应付来自人工智能的挑战，那么东亚经济体今后的发展会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

这里，挑战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正如前面所说的，从前东亚经济体做对了，因为东亚的公共政策制定者具有东亚思维和思想，他们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改造了西方，以符合东亚自己的文明、文化和国情。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像从前一样，坚持东亚思维思想呢？就此而言，人工智能至少对东亚经济体构成了如下三大挑战：

1

思维思想被取代

人工智能要比大部分人更有效率，也更加聪明。在一些国家，政府决策部门越来越依赖于人工智能。依赖人工智能被视为是能够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效率。迄今，人们可以这么说，因为人工智能已经超越社会的大部分人的思维和思想。不过，也应当指出的是，这个大趋势不变，那么最终决策者的思维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一方面，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聪明，另一方面决策者本身越来越没有能力做任何自主的思考。

2

思维思想被“殖民”

这是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使然。OpenAI与DeepSeek有什么区别？大模型的运行逻辑是一样的，只有效率和成本是不同的。但这里必须指出，一个严酷的事实是，今天，人工智能的大多“喂料”都是西方的。在人工智能时代，大部分国家会失去信息的主权，因此会失去思想的“主权”和知识的“主权”。可以预见，思想思维被殖民对大部分国家来说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问题。如果说在过去，决策者还有能力抵制和抵抗西方思想和思维，但对越来越依赖于人工智能的决策者来说，这种能力趋于弱化，直到最后的消失。

3

思维思想被欺骗

在人工之智能时代，更为重要的发展是“DeepFake”，即深度伪造。深度伪造在取消人类文明的根基。人类文明建立在经验事实之上。但深度伪造已经促成人类进入“后真相时代”（post-truth age）。当什么都可以被深度伪造，那么文明的根基也就动摇了。可以预见，这一趋势会越来越甚。现在的“深度伪造”是建立在人工的“喂料”之上，还可以追根溯源，但一个机器自己创造信息的时代正在快速到来，届时越来越多的自我生存的信息变得不可追根溯源了，那个时候人类文明就会遇到大麻烦。人们可以想象，对决策者来说，一旦失去了文明根基，那么决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一旦那些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文明和文化变成普世和普遍的文明和文化，那么其他文明和文化的生存空间在哪里呢？

与之相关的是两个不对称性及其不对称所构成的挑战。一是国家之间的不对称性。人工智能的高成本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因为经济能力原因而被排挤出人工智能时代。二是社会组织和国家之间的不对称性。一旦一个社会组织拥有了人工智能，它便拥有了对抗国家的能力，尤其是对抗较小国家的能力。如果邪恶组织控制了人工智能，那么到时候问题就会更大。

所有这些不是单一国家的问题，而是今天所有国家都面临着的或者迟早会面临的问题。正因为这样，从这些问题出发，人类或许能够达成一些公共政策方面的共识。自然，这也会是今后东亚经济体国际合作的基础。东亚经济体必须合作，否则它们就会不再有能力“走自己的路”。

AI服务需要大量的运算能力，根据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估算，全球在2029年前将投入约3万亿美元，用于建设数据中心支持人工智能，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承担起相关的支出（图源：BBC）

 05   如何应对挑战？

那么，东亚社会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不过，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东亚社会拥有最大的比较优势来应对这些挑战。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作为东亚最大经济体的中国，在这一过程之中负有最大的责任。

东亚社会的比较优势，至少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

1

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要素和技术

今天的中国拥有最大量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要素和技术。尽管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内核和外延还在不断挑战过程中，但学界和政策研究界已经形成一个初步的共识，即第四次产业革命=（生物工程+人工智能）x 能源。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技术高度集中在中美两国，而中国的生物医药也正在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考虑到日本和其它一些东亚经济体的技术能力，那么东亚社会几乎拥有了第四次产业革命所需要的所有的生产要素和技术能力。

2

共同的价值观

东亚经济体都属于儒家文化圈，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观，而中国是儒家文明的起源地。正如1980年代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所提倡的，这种价值观已经从东北亚扩展到东南亚。共同的价值观意味着东亚共同体可以合作为人工智能生产出东亚“喂料”，以改变西方思维思想的霸权局面。或者说，东亚社会所生产的“喂料”越多，越有可能促成我们继续“走自己的路”。否则的话，就会趋向成为思维或者思想的“殖民地”。

2

践行“和而不同”

东亚共同体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和而不同”。这比较一下欧洲和东盟就可以知道。尽管欧洲属于同一文明和文化，但迄今冲突不断。东亚社会，尤其是东南亚各国，属于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但能够践行“和而不同”。西方人工智能是一元化，是其“一神教”的技术反映。如果人工智能加速了世界“一元化”进程，那么人们就要面临越来越多的冲突。我们的问题是，东亚基于多元化之上的“和而不同”能够改变人工智能思维而有效反映到我们的公共政策思维上吗？

简单地总结一下。就思维思想而言，此前东亚的现代化尽管也受西方的影响，但东亚社会在实践中可以不断纠正西方化所产生的问题。也就是说，东亚社会既拥抱了西方技术和技术进步之上的现代化，也能够纠正西方式现代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今天，西方世界提供着人工智能所需要的大部分“喂料”，并通过人工智能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思想。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能找到有效的应对方式，那么未来东亚的发展模式是否能够像过去那样成功，就不好说了。

对我们公共政策研究者来说，这无疑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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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伍子尧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王炳云‍

终审｜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