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今天的经济困境，需要有效的“破坏”

​文 | 延观风

　　每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发布后，国内经济学术界财经界肯定会掀起一波“今年诺贝尔奖对中国有什么启示”的热潮，毕竟可算有一个用名头为自己的浅薄观点粉饰（没错就是浅薄，后面具体会讲），借助“客观权威”向体制喊话的机会了。尤其去年“好制度坏制度”的鼓吹手阿西莫格鲁获奖时，“保护私有产权”之类的反思言论大行其道。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在创新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其中阿吉翁和豪伊特的主要贡献对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进行数学化阐释，使之符合主流经济学的工具性审美。（今年莫基尔的“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经济史研究西方中心主义味也很冲，不过没阿西莫格鲁那么露骨）

　　相比摆弄模型、揉搓数据，论证毫无历史常识却格外符合资本家胃口的阿西莫格鲁，阿吉翁等的研究基础要符合经济本质规律很多。而且这两年中国科技和产业创新进入了开花结果、成果外现的阶段，再来论证“创新制度不行所以中国经济低端”，最多从现在的内卷式竞争切入贬损一下中国创新的成色。

　　然而，内卷式竞争恰恰说明我们缺的不是“创造性”，而是“破坏”的力量。从现在的诺奖解析到平日的财经经济界，乃至我们的产业政策、市场监管，讲创新的汗牛充栋谁都能来嘴上一两句，但讲到破坏就都扭扭捏捏简单带过。

　　毕竟，破坏讲的是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既得利益不愿意出清，体制内顾虑出清导致经济波动，结果把创造性破坏这一极富辩证思想的理论框架讲成了瘸子。解决内卷式竞争、推动深层次改革、增强转型内生动力，就必须补上对创造性破坏理论中“破坏”的认识短板。

　　创造性破坏理论是什么？

　　在《赛博哈耶克还会吃到多少回旋镖》里笔者指出，在中国，无论自封的田园奥派、自由派、新自由主义者，还是某些大学里坐拥高级教职的“奥派弟子”，90%都没翻开过奥地利学派的著作，剩下的10%翻书只是为了寻摘符合他们立场的段落，拉大旗念那套新自由主义神学经文（简称神经）。

　　自由派敢不敢引用哈耶克的这句话？

　　米塞思、熊彼特、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方法承自斯密、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一脉，注重经济哲学思辨，对经济原理的思考非常深入，不乏对经济社会本质的剖析。尤其是奥派活跃在边际革命兴起之后，在经济学数学化的浪潮中仍然注重研究的思想性，对抗以技术代替思想的庸俗化潮流。所以在成体系研究的前提下，奥派的很多思想观点其实很具有参考启发意义。

　　（当然哈耶克在书里还能有效思考，到现实政治活动中魔怔极端、献媚里根等权贵，倒确实给这些田园赛博徒孙立了个“好榜样”）

　　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就是一个非常经典、对经济社会发展解释力很强的理论。简言之，经济上的“创新”概念指企业家（这个术语的用意在后文批判）运用新的要素组合方式进行经济活动，以创造有别于其他市场主体的垄断地位、争取超额垄断利润（这里的垄断不是指市场上只有极少数厂商那种垄断，而是垄断一个相当细分领域某项技术、信息、模式、资源等的力量）。

　　创新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创造性的，产生的新技术新模式在竞争中胜出，增进社会整体福利，贡献创新的主体也能获得垄断利润的激励；另一方面它具有破坏性，既让过去投入的社会资源作废，又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冲击原垄断者的利益。创新乃至其驱动的经济发展，永远不可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帕累托改进”，而必然是有人欢喜有人愁的曲折过程。

　　创造性破坏理论是对迷恋数学美感的新古典范式的降维打击。首先它不依赖于严格的完美市场假设，承认阶段性有限度的垄断是激励创新的“必要之恶”，经济增长是在不完美环境中震荡上行的过程。

　　其次它描述了动态发展的过程，新古典刻板追求一个静态的数学解，却说不清达到均衡的经济过程是什么样的、有什么代价。比如共享单车野蛮竞争时期，满坑满谷的小黄车尸体在新古典框架中是不存在的，但熊彼特框架就考虑到了这样的浪费与破坏。

　　进一步深挖，创造性破坏的框架体现了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原理，很好地描述了螺旋上升的历史进程。经济社会不可能是毫无价值判断的价格交易集合，更不是无悲无喜的纯理性运作，原来的垄断者要运用制度、市场等诸多手段维护垄断地位，而创新者则要尽一切办法破坏原有垄断秩序，让自己变成新的垄断者。经济上的创造与破坏自然要向价值判断、群体博弈和政治变迁延伸，从而将经济、政治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思考，其中的很多内核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具有相通性。

　　正确认识破坏的创造性

　　当然，为资本主义辩护决定了熊彼特的明显局限性。他是“企业家是创新主体”论的始作俑者，虽然学界打补丁解释说，“企业家”不是指特定的阶层，而是所有具备创新精神的人。奇然怪哉，既然每个人都能有创新精神，那为什么不定义为“工人/农民/官僚是创新主体”，然后打补丁解释“工人/农民/官僚也包括企业主”呢？

　　另外，熊彼特用创造性破坏理论论证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因为资本主义能够给予创新者足够的保护和激励。但他的时代早就处于垄断资本主义，大量社会资源被用于帮助垄断者加固壁垒，垄断利润早就超出了激励创新者的必要程度，不论是期刊网站对零边际成本的电子信息的天价索取，还是头部企业用各种手段收购干预打压市场进入者，再到互联网那个从开放分享变成平台巨头分割的数据自留地，资本主义的激励天平都在越来越偏向垄断而不是创造性破坏。

　　所以，理解创造性破坏理论除了创新的破坏性，也必须清楚认识到破坏可以蕴含创造性。并非所有的破坏都是消极的。新技术让老技术报废退役，提高了生产效率；不符合法律规定、不满足市场需求的企业被出清，可以将资源腾给优质企业；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旧制度旧政策被革除，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接受过唯物史观教育的中国人应该不难理解。

　　当然，怎么判定识别高效技术、优质企业、适应性制度，其中的技术问题、逻辑溯因、价值判断乃至公共决策是高度复杂的，但也只有敢于触及、引入和讨论这些复杂问题，经济学才能不断逼近社会运行的本质，拿出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不是把头埋在沙子里否定客观价值的存在，拿用钱标定的价格当做学说的核心。

　　从正宗奥派哈耶克到赛博田园奥派，都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然而，社会主义正是对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这不仅体现在苏联、中国等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也体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大幅改良，即所谓“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

　　倘使马克思同时代的工业巨鳄、石油大亨有知今日西欧（尤其是北欧社民国家）的劳工、税收和福利制度，一定会被气得在坟里来一套10分的跳水动作。

　　而恰恰是福利制度抑制了贫富分化，扩大了社会需求；政府干预驱使私人在组织生产时更多考虑社会生产情况，比如各种逆周期调节政策；反垄断缓解了人为制造的稀缺，提高了经济活力，比如药品专利强制进入公共领域；等等。维系改良资本主义运行的关键要素都来自社会主义理论，足见社会主义对于原教旨资本主义的破坏——以暴力手段局部突破，倒逼更大范围的自我改良——具有何等的历史创造性。

　　东方田园奥派和文艺小资、西方白左等等群体，或出于推墙拔旗，或出于优柔幼稚的幻想，格外喜欢宣扬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叙事。渲染被革命阶级的优雅善良，着重描写这些“美好”如何被革命的暴烈毁灭，试图用情绪性的、去宏大叙事的手段瓦解革命合理性。

　　不光社会主义、反殖民主义革命遭到污名化解构，就连法国大革命也难逃翻案；相反，一些颠覆活动却被冠以“革命”之名得到热捧，推上了所谓道德判断的高地。

　　这就体现了创造性破坏框架下复杂的价值判断，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可避免地政治斗争。以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为例，诚然农民阶级和农民领袖存在种种局限性，战争的过程极其残酷血腥，最终也全都让另一批地主阶级摘了桃子。

　　但他们砸碎了王朝末期抑制社会发展的两大因素，一是腐朽的既得利益格局，二是陷入马尔萨斯陷阱的超出生产力承载的人口（虽然这么说很冷血），即使不代表历史的进步，也代表了历史的前进，是不折不扣的创造性破坏。

　　而现在捧得很高的那些颜色革命呢？是解决了所在小国依附大国的问题，还是系统性消灭了腐败的既得利益群体？不解决社会矛盾，造成的破坏只是破坏性破坏。当然，策动和期盼此类破坏的人绝不会认可上面两种价值判断，那么就需要请舆论上、经济上、政治上终至物理上的武器来说话了。

　　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如何有序有效“破坏”

　　回到当下经济环境。破与立的关系在高层级部署当中都从稳中求进的角度考虑，强调“先立后破”。我们的体制擅长建设和投资，但无论解决当下最急切的内卷式竞争问题，还是推动中长期深水区改革，都要更好认识破坏的创造性一面，敢于破坏、允许出清、主动促成有序和有效的创造性破坏。

　　内卷式竞争既有老问题也有新问题。老问题指的是钢铁水泥等13-14年就已出现过产能过剩问题的老产业（包括光伏这一发展较早的新兴产业），新问题指的是电动汽车、平台等新业态的恶性竞争。上一轮去产能去杠杆适得其反，现在的产能治理启动慢进程缓，都是因为对“破坏”的认识不够深入，“破坏”的力量受到诸多掣肘。

　　有效的市场机制，在于判别企业优劣、奖励优质企业、惩罚乃至淘汰劣质企业，而这三者的基石，无不来自于有效的出清机制。好的营商环境，不是破坏力量微弱、企业为所欲为的环境，而是规范竞争、果断出清的环境。但现在，因为顾虑或忌惮“破坏”的力量，我国的市场出清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或者失能了，导致逐底竞争大行其道，甚至很多优秀的创新成果也被拖入内卷式竞争的泥潭。

　　以判别企业优劣来说，只有标准明确且足够高，才能拉开企业和产品的区分度。但国内大量监管标准线条太粗、可操作性很差，判定优质劣质企业的功能很弱。甚至有些标准为了照顾企业利益而被定的很低，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中央厨房出来的都不算预制菜，无视不同种类的餐食菜品、加工到上桌之间的时间间隔、中央厨房预制的程度。

　　从惩罚和淘汰劣质企业来说，多方力量都在掣肘破坏力量的发挥。最基本的是政府治理市场的思维重准入、重投资，对营造良好环境的监管重视非常不足，各级市场监管力量严重缺乏、专业性不够，根本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市场活动，让违法违规竞争的企业付出足够的代价。

　　同时，我们在很多文章中提到的对加强监管和涉企执法不分青红皂白的舆论压力，也让监管越发束手束脚。比如23年末的游戏监管新规，资本市场显然很知道市面上的多数游戏公司都是什么德性，却能用股市大跌倒逼监管政策噎回去。至于臭打游戏的能不能玩到更用心开发的游戏，游戏产业能不能良性发展，被所谓的宏观一致性评估遮掩了。

　　在房地产旧动能熄火的情况下，制造业产出和投资是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来源（不是主要收入来源，因为补贴太多让企业含税量很低）。各地为了招商引资无所不用其极，即使全国统一大市场对清理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提出了严格要求，国资投资基金、本地采购要求等隐型变异手段又应运而生。输血防破产、阻止迁出的措施同样，在“只增不减”的逻辑下，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低效产能充斥市场。

　　处罚的意义不仅在于处罚违法者本身，同时也降低了遵纪守法者的机会成本。假如违法企业的利润是200元且不被处罚，和它完全对应的守法企业利润是100元，那么守法企业相当于额外付出了100元的代价。没有有效出清机制的市场，只能是奖劣罚优的游乐场，再优秀的创新成果也会被吞噬在这不讲道理的野蛮丛林中。

　　中国政府对维持经济稳定的责任极重，经济下行压力越大，从中央到地方，越在乎GDP、就业等指标的稳定。为了实现这些指标的稳定，市场的出清机制往往首当其冲被抑制。反复下来，监管出清机制发育不良，又赶上当下新旧动能转换的交接期，羸弱的拳击裁判又被捆上了双手。创新体系好不容易开花结果准备发挥替代性动能作用，却被不规范的市场秩序狠狠拖了后腿。

　　深层次改革亦是如此。产能过剩殷鉴不远，13-14年的钢铁等传统产业（包括光伏这一发展较早的新兴产业）产能过剩，最终诉诸新一轮房地产泡沫，让巨量投机性建房需求吸收过剩产能，产能越去越多、杠杆越去越高。如果能抓住13-14年调整的机会出清市场，出台房产税等所谓“收缩性”的改革，房地产泡沫不至于膨胀到21年的地步，地方财政、实体受挤压等问题本可以得到一定缓解，面对疫情和中美博弈升级时也可以更加主动从容。

　　更不用提笔者反复谈及的劳动权益保护问题。你说提高劳动者权益保护，提高工资，严格落实各项劳动福利，回怼你的万能答复就是“会影响企业生存，反而缩小就业容量”。时至今日，收入分配不均—需求不足—企业没有盈利—就业质量数量劳动力参与率纷纷下降，还在讲“提高工资减少就业”的恐惧破坏的陈词滥调，那么这个循环就是一个无从打破的死结。

　　所以，越是经济下行，越要认识到破坏的创造性作用，越要提高对出清造成波动的容忍度，越要敢于讲“不破不立”，有序破坏旧有路径积累的问题。今日结构性问题交织叠加的困局，就是要靠破坏落后产能、垃圾企业和过时体制破局，创新的芽才能冲破阻碍、卸下拖累。逆周期政策不是不能搞，而是不能以之延宕逃避创造性破坏，而是应该兜住出清过程中的成本。

　　谁遭到破坏需要补偿？

　　只要是破坏，就一定会有成本，既包括资产闲置、失业等社会产出的减少，也包括既得利益者获利的减少。创造性破坏可以增进全社会福利，让创新者获得回报，但如何在各类群体间分担破坏的成本，是无比复杂有时甚至无解的难题。

　　我们不能简单定性地说：由既得利益者承担被创造性破坏的成本。因为既得利益者不光是高高在上的权贵或资本家，所谓“百万槽工衣食所系”，普通人也可以因其所处行业或市场地位享受一定的既得利益。

　　比如在高点进入房市的刚需购房者，金融、互联网行业过度扩张中的从业者和专业学生等等，出于群体的经济基础，他们一定会发出反对创造性破坏的声音，如果不予以适当的补偿，新时代的“卢德主义”也将是创造性破坏的一大拖累。

　　（当然从网上讨论不难看出，和我工作无关的智能化替代都是代表未来的技术进步，威胁我饭碗的替代都是野蛮扩张，也反映出创造性破坏过程中价值判断与公共合意的艰难）

　　只讲粗略的定量原则，那应该是“在旧有垄断格局中获利越大的，在创造性破坏中得到的补偿越小，直至承担创造性破坏的主要成本”。但原则是最简单的，怎么认定被“创造性破坏”影响了，界定衡量既得利益，确定补偿和成本额度，价值判断、公共议程、政治博弈和物理批判无不纠缠其中。

　　以人类目前的技术和政治体制，达到公平分配破坏成本是不可能的，但必须朝着这个理想的目标不断努力。这也是为什么笔者始终不赞同温铁军老师的“农村缓冲经济危机”论。成员二元体制通过让农民工暂时退出现代经济和公共服务体系，缓解了城镇的失业乃至贫民窟压力，这是我国市场经济周期中的一个实然现象，但不应就此上升为应然，把它当做应予保留的泄洪渠道，因为农民工显然不应该为金融泡沫的破裂、外向型经济的衰退负责。

　　冤有头债有主，反而是在泡沫中吃的脑满肠肥的大既得利益者，他们厚厚的脂肪正好当做经济下滑的缓冲垫。可是经济上的既得利益群体拥有更强的政治力量决定成本的分配政策，从而不断对外转嫁破坏成本，让自己从一个既得利益腾挪到另一个既得利益。最终结果嘛，我们在《世卿世禄XXXVS军功爵制做题家》中讲过，就是天柱/宇宙/冲天大将军的诞生，用武器的批判代替精妙冗杂的政治算计。

　　成本分摊补偿问题在今天尤其紧迫和突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崛起固然有望极大提升生产效率，这次不光是机器替代体力劳动者，自诩劳心者的办公室白领（实际是新时代的体力劳工罢了）也将被大量替代。同时技术复杂度、分工深度的提高，导致被替代的劳动者重新就业的难度远高于前两次工业革命。如果再拖延对“破坏”及其成本分摊（补偿）的讨论，那绝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了。

　　既然AI不断提高资本在生产和利润分配中的份额，那么加强对资本利得的征税就必须提上日程，以此为源全面加强社会安全网建设，“兜底”不能只是兜一个最低生活底线，而是保障劳动者重新实现个人发展的底线。失业保险保障力度必须加大。再就业培训应该搞，但能不能别搞出失业保险补贴培训企业这么搞笑的事情？虽然服务业的鲍莫尔成本病可能被AI极大缓解甚至解决，但仍是比制造业更能够吸纳就业的行业，针对工农业发展建立的产业政策体系要向工业-服务业并重转型。

　　价值、斗争、破坏、螺旋上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这些直白但深邃的字眼，在当今的经济学讨论中大多被刻意避开了。然而，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却顽强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思辨传统，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分析经济社会的绝佳框架。不恐惧破坏，允许破坏，引导破坏，才是打破当今诸多经济困局的思维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