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杨振宁是怎么向美国人介绍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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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渚渔樵

• 能不能发杨振宁先生70年代第一次回国后，在美国一所大学发表演讲的全文，那才是历史的。

1971年，那时候的中国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是一个既遥远又神秘的地方。

由于长达二十多年的隔绝，西方媒体上的中国，形象很单一，甚至有些古怪。

就在那年，一位世界级的大人物，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先生，回到了他阔别二十六年的故土。

他这次回去，不仅仅是探望生病的父亲，更像是一个带着疑问的观察者，想亲眼看看，这个新中国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

等他回到美国，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了一场演讲，把他这四个星期的所见所闻原原本本地讲给了美国人听。

这场演讲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因为它揭开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让外界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他们想象的中国。

杨振宁在演讲的一开始就说，这次回国，最大的感触，也是最让他觉得中国人值得骄傲的，是一种“精神”。

这个词听起来有点空，但通过他讲的一个个小事，就变得特别具体。

他说，他在中国期间，无论是在大学食堂还是工厂食堂吃饭，都觉得伙食比美国大学的食堂要好。

这让在场的美国听众都笑了。

大家可能觉得奇怪，七十年代的中国经济条件并不好，怎么可能吃得比美国还好呢？

杨振宁后来自己分析，他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这背后，是一种叫做“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在起作用。

在当时的环境里，一个厨师如果饭菜做得不好吃，大家就会批评他，认为他没有尽到“为人民服务”的责任。

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要求，而是一种社会性的评价标准。

所以，厨师们会想尽办法把饭菜做好，这不仅是他的工作，也是他个人价值和荣誉感的体现。

这种精神，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他本来也和很多西方人一样，以为在这样一个强调集体和奉献的社会里，人们的生活一定是紧张、压抑，没有什么笑容的。

可他亲眼所见，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他去老家合肥的一家纺织厂参观，当他向厂里的负责人提问题时，围在他身边的十几个工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抢着回答，气氛特别轻松活跃，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自然而然的兴奋和自豪。

这让他感到很惊讶，后来他想明白了，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为了一个更大的、共同的目标在奋斗时，他所获得的满足感和驱动力，是单纯的金钱无法给予的。

这种精神状态，让整个社会都展现出一种昂扬向上的风貌。

作为一位顶尖的科学家，杨振宁对中国的教育和科研状况自然格外关注。

而他看到的，可以说是一场彻底的变革。

他回到了自己当年的母校，北京三十一中。

他发现，学校的教育观念已经完全变了。

不再是培养那种只会读书的“书呆子”，而是强调理论和实践必须紧密结合。

怎么结合呢？

学校直接和工厂挂钩。

他亲眼看到，一群初中生在给一家汽车厂整理电线，他们干得热火朝天，为了提高效率，还自己琢磨出了新的捆线方法。

还有的学生，用实验室里简单的镜头和几块木板，居然自己动手造出了一台照相机，还用它来拍摄和制作印刷电路板。

这种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热情，让他印象非常深刻。

大学的变革就更大了。

他重访了自己从小长大的清华大学。

他了解到，当时大学的招生方式非常特别。

一个年轻人中学毕业后，不能直接考大学，而是要先到工厂或者农村去工作两三年。

在这期间，如果他表现好，思想进步，得到了周围工友或者社员们的一致认可和推荐，才有机会被选送到大学去读书。

这种方式选拔上来的学生，学习动机都特别强。

他们知道自己上大学的机会来之不易，是大家伙儿把自己送来学习的，所以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学好本领，将来回去建设自己的家乡和工厂。

当然，这也给教学带来了一些挑战，因为学生们的知识基础不一样，教授们需要不断调整教材和教学方法。

他见到了一位老同学，著名的物理学家黄昆教授。

黄教授告诉他，自己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办公室里看书写论文，而是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半导体工厂里，和工人们一起干活。

他说，以前半导体对他来说只是纸上的公式和理论，现在亲眼看到它是怎么被一步步制造出来的，感觉完全不同，这让他讲起课来也更能说到点子上。

如果说教育上的变化还主要是思想和方法层面的，那么杨振宁在中国医院里的见闻，则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视觉和思想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