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智库承载的时代意义和责任 | 独思录 × 郑永年

第39录 编者按

本文回顾了中国智库在文明传统中的历史根源，剖析了当代智库在信息流通、政策输入和知识体系建构方面面临的现实问题，并深刻指出人工智能带来的全方位挑战。作者强调，中国智库唯有在继承与转化传统的同时，勇于直面体制、利益和技术的多重压力，加快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才能在“全过程民主”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发挥独特作用。这既是时代赋予的责任，也是中国智库走向成熟必须回答的课题。

本文由郑永年教授在由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的“前海智库院长对话论坛”（2025年9月27日）上的致辞整理而成。

 0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将智库建设提升至国家发展的重要议事日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变化。在世界范围内，至少自二战以来，智库已经成为各国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西方国家，智库甚至被视为一个社会继立法、行政、司法和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力”。我个人并不同意这种称呼。西方国家过度强调权力之间的分权制衡导致了社会的高度碎片化，继而引发社会的治理危机。但这一称呼的确反映了智库在治理当代社会方面的重要性。究其本质而言，简单地说，智库要解决的就是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信息流通问题，包括对存在的问题的界定和分析，对可能的解决方案的提供等。

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发布十周年了，我们的智库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无论是较之发达国家，还是我们的智库的较短的历史历程而言，我们的智库依然处于初创阶段，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我个人觉得，一个国家的智库是否能够取得成功，至少要看三个因素：一是智库是否符合这个国家的文明和传统，二是智库能否直面这个国家所存在的问题，三是智库能否应对时代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这里，我想围绕这些方面，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

郑永年教授在论坛上进行致辞（图源：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

 02   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尽管智库是一个当代概念，但这并不是说传统上没有智库。在中国传统中，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中，“士”既是知识阶层，也是统治阶层。史学家钱穆先生因此说，中国传统政治并非近代以来人们所说的“专制”政治或者其他形式的政治，而是“文人政治”。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种政权形式把“智”与“治理”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具体而言，这种治理方式包含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科举考试制度所提供的社会流动，这是政权与社会的结合；

 “回避制度”所导致的前现代“官员交流”体系，使得官员可以了解各地情况；

 “奏折文化”，这是各地官员向中央政府的情况汇报制度，历朝历代都设置了各种复杂的内部信息传递制度；

文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例如《资治通鉴》。我在一项研究（见《Civilization and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中，曾经把中国人的“史”比作西方的“法”。中国的统治阶层可以站在法律之上，但不能站在“史”之上，写“史”的权力可能是文人最核心的权力；

 “丁忧制度”的实践。丁忧制度既是传统孝道文化的体现，也是官员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重要制度。 

这些文化实践存在了数千年，今天不应被全盘否定。实际上，很多制度都在创造性地转化，例如干部交流制度和“奏折”制度。有些制度则还需继续转化，例如丁忧制度。三年或许过长，但三个月甚至三周的安排仍具价值，相当于官员回家做一段时间的田野作业，了解当地社会，防止自己与社会严重脱节。

 03   智库的现状与责任

1

助力信息收集和流通

当代社会日益复杂，对信息流通的需求也愈加迫切。尽管今天信息收集和流通的技术手段已经高度发达，但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的体制机制也变得极其复杂，信息收集和流通的困难度也在增加。

经验地看，信息流通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不仅仅是人们经常所说的人们是否“说真话”的问题，而是体制和利益的问题。传统上从中央到地方是3级行政体制，但现在增加到5-6级，并且我们践行的是“条条”和“块块”的体制。这里不仅有体制的分割性，而且有利益的分割性。

无论是体制的分割还是利益的分割都会造成信息的分割性。这就需要建设一大批能够超越这些体制和利益的机构。在现代社会，智库就是这样一种可能的机构。尽管经验地看，在任何社会，大部分智库避免不了为不同的区域和利益服务，但也可以有智库，它们的唯一目标是为国家总体和整体利益服务。

2

承担政策“输入”的责任

如果智库的上述责任是针对国家治理的，那么当代智库还承担政策“输入”的责任。如果前者属于公共管理，那么后者属于公共政策。孙中山先生说，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但这是比较传统的观念了。从当代的角度看，这已经大大不够。

今天，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治参与。中共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了“全过程民主”的理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可以成为叙事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石。在我们国家，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其他政党或者团体都是参与性组织。智库无疑是“全过程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从政策“输入”的角度来看。

3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在当代社会，所有国家的智库都必须履行所有上述功能，否则很难称得上一个称职的智库。但较之于其他（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智库，当代中国智库还承担着另一项重大任务，即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为什么这么说？在西方，知识构建基本上是大学和其他一些研究机构的责任，西方的知识体系大都是大学构建的。不过，也要指出的是，至少美国的智库在当代美国知识体系演进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较之大学，智库更能与时俱进，其所创造的知识更能反映时代的变化。

在中国更是如此。今天，我们的大学改革举步维艰，大学的主要功能还是知识的传授，而非知识的创造。因为包括量化考核在内的各种因素，大学教授基本上都在履行“写文章”的角色，很多人并不在做和国家的社会经济紧密相关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有很大的进步，这些年学者们已经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但是，必须意识到，尽管我们早已经是论文大国，但原创性的概念和理论依然缺失。考虑到短期内很难改变大学远离国家的社会经济现实的局面，智库更有条件承担起建构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原创性知识体系的责任。

2000—2023年中国及全球发文量及占比，中国的发文数量增长了约23倍，占全球总数的比例也从约3.87%升至约34.66%（图源：科学观察）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原创性知识体系建构也是智库发展自身的需要。如同学术界，政策分析领域也确实需要能够解释和预测中国政策走向的概念和理论。根据我的观察，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的智库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观察，这已经为原创性概念和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智库同仁可以在这个领域大有作为。

 04   智库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的智库体系还处于建设过程之中，依然面临着诸多体制机制建设的挑战，但是今天的智库面临着来自人工智能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不能有效应对来自人工智能的挑战，那么我们的智库将前途未卜。

这里，挑战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

被取代

人工智能要比大部分人更有效率，也更加聪明。

2

被“殖民”

这是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使然。OpenAI与deepSeek有什么区别？大模型的运行逻辑是一样的，只有效率和成本是不同的。一个严酷的事实是，今天，人工智能的大部分“喂料”都是西方的。在人工智能时代，大部分国家会失去信息的主权，因此会失去思想的“主权”和知识的“主权”。可以预见，思想被殖民对大部分国家来说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问题。

3

深度伪造

更为重要的是DeepFake，即深度伪造，这在消解人类文明的根基。人类文明建立在经验事实之上。但深度伪造已经促成人类进入“后事实时代”（post-fact age）。当什么都可以深度伪造，那么文明的根基也就动摇了。可以预见，这一趋势会越来越甚。现在的“深度伪造”是建立在人工“喂料”之上，还可以追根溯源，但一个机器自己创造信息的时代正在快速到来，届时越来越多自生的信息变得不可追根溯源，那时人类文明就会遇到大麻烦。

4

两个“不对称性”

与之相关的是两个不对称性。一是国家之间的不对称性。人工智能的高成本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因为经济能力原因而被排挤出人工智能时代。二是社会组织和国家之间的不对称性。一旦一个社会组织拥有了人工智能，它便拥有了对抗国家的能力，尤其是对抗较小国家的能力。如果邪恶组织控制了人工智能，那么问题就会更大。

所有这些不是单一国家的问题，而是今天所有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因此，从这些问题出发，人类或许能够达成一些共识。自然，这也是今天智库国际合作的基础。

 05   中国如何应对？

那么，对中国来说，我们如何应对？我们至少需要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这些也是我们智库所需要完成的任务。

第一，加快智库体系建设，尤其是体制机制建设，以提高知识创造效率，应对传统挑战。

第二，加快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生产出更多的“中国喂料”，在避免被思想“殖民”的同时，扩散和提升中国的软力量。这无疑是智库当前最需要承担的责任。

第三，和人工智能进行劳动分工，不和人工智能“抢饭碗”，尽快鉴别哪些是人工智能能够做的，并且比人类做得更好、更有效的，哪些是人工智能所不能做的，依然需要我们人类来做的，并且比人工智能做得更好。

第四，寻找新的“工作”，即把一些人工智能拥有优势的领域交给人工智能，而我们则开拓新的知识领域。

第五，坚信“眼见为实”原则。要多做田野调查，发现问题，生产基于问题之上的新知识。人工智能所产生的知识是基于“昨天”的经验，而人类所产生的知识则是基于“今天”所发生的现实。

第六，践行多元主义，超越人工智能的一元主义。如前所说，人工智能使用的是同样的逻辑，最终必然是一元主义；而人类必然是多元主义的，因为人类的现实经验是多元的。

第七，与人工智能和平共处，但必须把人工智能置于人类的控制之下，即维持其作为工具的性质。

第八，在必要的时候，要做出一个公共政策决定，即谁来掌控人工智能。现在的人工智能过于资本主导，这个情况维持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作为公共政策研究主体的智库，必须有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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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杨芸淞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王希圣‍

终审｜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