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我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两本书，是我在美国出版最困难的两本书

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柯文（Paul A. Cohen）于当地时间2025年9月15日，在美国波士顿逝世，享年91岁。

柯文1934年出生，美国韦尔斯利学院亚洲研究及历史荣休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1955年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与史华慈。研究兴趣包括清史、中国思想史、中西关系史、历史编纂学、批判性历史与公众记忆的冲突。代表作有《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984)、《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1997)、《走过两遍的路：我的中国历史学家之旅》（2019）等。

贯穿柯文前半生的学术主题是他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一书中批判了乃师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理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归因于西方的冲击），旗帜鲜明地反思了这个被当时汉学家所普遍采用的研究范式中蕴含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继而代之以“中国中心观”（认为中国有内生的现代化的力量），后来他的这一新学说又遭到质疑和挑战。

学者葛兆光评价柯文的中国史研究的地位和价值说：“很少有人在研究著作中，能够同时提供好几个典范与方式，供学者们思考、讨论和模仿，但柯文教授在他对中国史的研究中做到了。”

资深媒体人、作家李菁曾在几年前与柯文先生有过一次访谈，访谈的内容收录在《历史的钟摆》一书中，原题为《柯文：从中国发现历史》。下文经授权节转载自该书。

撰文 | 李菁

柯文（1934.6.2-2025.9.15）

88岁的柯文先生居住在美国波士顿郊区一个安静的社区里。院子里草木幽深，房间内古香古色。最引人注意的是署名“翁同龢”的两幅字，它似乎在提示着房间主人与遥远东方的联系。

“你是我第一个面对面接待的中国记者。”柯文的状态非常好，声音洪亮，记忆清晰，不时报以爽朗的笑声。“我写过基督教、写过义和团，写过回忆录……很难说哪个更困难，或者说它们都困难……”柯文认真地说，“我也很难说‘我喜欢写这个（主题），不喜欢写那个’。我一旦进入写作过程，就开始喜欢我正在写的东西。不过我总是尝试写不同的主题。比如说我后期写的越王勾践与‘国耻’的书，就与我以前写的非常不同。”

波士顿今年的夏天格外热，柯文家只在厨房有一台安装在窗户上的老式空调。空调一启动，就轰鸣作响。采访结束时，老人衬衫的后背已湿了大半。“我的生活非常简单，我可以照顾我自己；不过我已经88岁了，我写不动什么新书了，我只是在整理我的回忆录。”

柯文的回忆录里引用了大量原始资料，诸如他在二十出头时与导师费正清的通信，一来一回非常详细。这令人好奇他是否很早便有一种自觉的意识，为了将来的书写而保存这些资料。

“我不扔任何东西。”柯文笑着回答。他说，他的好朋友总是劝他扔掉一部分东西，“清理！清理！！可我最终什么也没扔掉。有一天，我整理桌子时发现了一个文件夹，上面标着‘1988年感恩节’。我打开一看，是那一年感恩节家庭聚会的照片。我儿子当时27岁，现在他已经61岁了！而里面的女性还是我当年约会的对象……太有意思了！”

柯文的回忆录《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A Path Twice Traveled：My Journey as a Historian of China）最近在国内翻译出版，使这位当年以“中国中心观”而被广泛认知的著名历史学家又被重新“打捞”出来。

“很少有人在研究著作中，能够同时提供好几个典范与方式，供学者们思考、讨论和模仿，但柯文教授在他对中国史的研究中做到了。”学者葛兆光一语道破了柯文的中国史研究的独特地位和价值。“一个学者最重要的是提出问题、给出典范、引导潮流转向；柯文教授在理论方法和具体研究上的成就都让我很佩服。这部回忆录，让我们看到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的学思历程，他既在不断研究中国史，也在不断试图超越中国史的前辈，这同样是在‘走两遍的路’。”葛兆光评价说。

不易的选择自由

虽然柯文后来以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而闻名，但他的早期生活，无论是与“中国”还是“历史”，都无半点关联。

用现在的话来形容，柯文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富二代”。1934年，柯文出生于美国纽约长岛附近一个传统的犹太家庭里。他的祖父从事男装生意，到了柯文父亲这一代，生意已颇具规模，“是美国最成功的男装行业之一”。

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丁，继承家业似乎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但少年柯文对此兴趣寥寥。他16岁时的一天，父亲对柯文说：既然你对工程感兴趣，那你可能对服装的生产方面感兴趣。父亲要柯文和他一起搭飞机从纽约到工厂所在的费城去看一下。

“我们花了一整天时间检查男士正装、休闲西装、西裤的生产机器，跟工人、经理聊天；然后我们到机场、坐飞机回去。晚饭的时候，我告诉父母，我认为我不适合做一个商人，我对赚大钱没什么兴趣。我想做别的事情。”

少年柯文无意于接手家族的成衣产业

虽然柯文也能感觉到，父亲对他没有继承家族衣钵稍感失望，但还是很平静地接受了他的选择。直到上了大学之后，柯文才从父亲给他的信里知道他所得到的“选择自由”，是以父亲当年的“选择不自由”为代价的。

柯文的父亲曾在一战中服役。从海军退役后，他第一时间去祖父在纽约的办公室报到。“我的父亲还穿着海军制服，坐在样板间里，只是想过来看看。”正在日夜加班的祖父走了进来，瞥了一眼儿子，然后向旁人讥讽说：“你看他坐在那里，像个国王一样。”转而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诉自己的儿子：你星期一早上来报到！

父亲年轻时的梦想是上医学院，而祖父的想法比较传统：男孩子高中毕业就得工作。他对儿子的要求不容置疑：和其他孩子一样，从事家族的服装生意。柯文的父亲只好白天工作，晚上去夜校。辛苦一天回到家还不敢提上学的事，因为祖父不愿意听。

柯文的父亲最后还是进了服装行业，家族的事业也非常成功。幸运的是，当柯文的父亲面对违逆自己心意的儿子时，他选择了包容、理解和支持。他后来写信给柯文说：“一定要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能做到这点的人太少了……不要做别人眼中正确的事。”他特地在“你”和“别人”这两个词上标了重点符号。如今，当年的懵懂少年已是近九旬的老人，想起父亲的嘱咐，他仍然有点动情：“我至今保留着他写给我的信，他告诉我他的故事，他在我这个年龄时，没有选择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自由。他鼓励我做自己的选择。真的非常令人感动。”有意思的是，柯文还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但没有一个孩子继承家族生意，“不但如此，整个家族的同代人里也没有一个男性从事生意”。

父亲后来卖掉了家族企业，他用另一种方式弥补当年读医学院未果的终生遗憾——资助纽约的一些医院和医疗中心，成为一家医院的创办人，终生与医生朋友保持着联系。除此之外，柯文的父亲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业余画家，多次举办个人画展，用绘画收入成就了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以资助青年艺术家和艺术生——我们的采访就是在一幅大型油画下进行的，油画以蓝色和黄色为主，用色非常大胆，这就是他父亲的作品。

当年老柯文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为自己做主的机会”，所以他送给儿子最大的“礼物”就是自己年轻时没有的自由，“让我塑造自己的人生，是父亲最心满意足的事”。幸运的是，老柯文看到了他培育的“自由”之种开花结果。柯文的第一本书出版后，老柯文购买了五十本寄给朋友，骄傲之情不言自明。“后来当我在事业上更进一步时，有一次他去参加一所大学的项目，正好我的导师费正清也被邀请去演讲，我介绍他们认识。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但他们互相尊重，相谈甚欢。”

令柯文骄傲的是，他与子女的关系延续了父亲给他的自由的模式。他在采访中不止一次语带骄傲地提及自己的孩子，“他们每个人都无拘无束，不受父母制约”。家里书房摆放的一些木刻艺术品就是儿子的创作；他的一个女儿是职业摄影师，柯文关于勾践一书的封面，就是女儿专程到浙江绍兴越王台拍摄的，这也是父女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

找寻真爱

回到当年，有了“选择自由”固然可贵，可是究竟什么是自己的真爱呢？年轻的柯文一时也难以辨明。

1952年秋天，18岁的柯文进入康奈尔大学工程系就读。第一学期的成绩也非常不错。寒假回家，他与在哈佛大学读书的高中同学相聚，当看到对方正在学习的哲学、文学和历史课程时，这个标准的“理科男”一下子体会到一个新世界的诱惑：“我想，天哪，我错过了太多！我的学业只有物理学和化学、数学，这也太狭窄了！”假期结束后，柯文回校申请从工程系转到文学科学院，他发现自己一下子就被这些学科“迷住了”。大学三年级时，他又成功申请转到芝加哥大学就读。

“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的两年，是我生命中最令人兴奋的两年。我生平第一次喜欢上了读书，读小说，读这个读那个，读所有的东西……”柯文形容此时的他成了一个“真正狂热的读书人”，选修历史课程，学习文学、艺术和音乐……虽然此时的柯文对将来要从事何种职业并没有清晰的想法，但他能确认的是，那一定是能给予他“智识上的快乐”的事。

当时男性还要服两年兵役，如果不想被征召入伍，唯一办法是留在学校继续学习。柯文想到自己喜欢艺术，数学也很好，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去学建筑。一天，他约了芝加哥一位年轻的建筑师共进午餐，探讨这个可能性。建筑师说：“如果你想在最初的十年就是设计楼梯间，那你就来学建筑吧！”他又想到姐姐是纽约的一名心理治疗师，而他也对这一行多少有些兴趣，但他知道要进入这一领域，必须经过四年的医学院学习。

“坦率地说，当时我就想放弃，去部队服两年兵役算了。”得知此讯的两位好友立即发来电报：“不要去参军，春假来哈佛一趟！”柯文如约而至。其中一位好友推荐了他正在修的东亚文明入门课，两位主要老师是大名鼎鼎的费正清和后来出任驻日大使的赖肖尔。“我看了教学大纲的内容后，非常兴奋。”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柯文找到赖肖尔，解释了自己的情况，然后问：如果申请，我有机会被录取吗？赖肖尔回答他：“申请吧！”柯文的人生从此改变。

意外的历史

“我与历史不是一见钟情，而是日久生情。”在回忆录里，柯文这样形容。1955年秋季，柯文进入哈佛大学东亚系读研究生。“其实那时候我对‘历史’知道的并不多。与其说是历史吸引我，不如说是亚洲尤其是中国吸引我。”他坦率地说。当时他唯一能了解中国的渠道是赛珍珠的小说《大地》。

从进入哈佛大学，一直到1961年取得博士学位，柯文的主要导师是费正清与史华慈。但是刚刚成为费正清门下弟子的柯文，进展并不那么顺利。半个多世纪之后，他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第一次参加费正清的研究生讨论课的窘境。

“我之前从来没有上过研究生的讨论课，也不知道该如何表现，等轮到我给全班讲论文进展时，我讲啊讲啊，一直在讲。费先生当然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研讨会，看我一直不停地说下去，有点不耐烦，就站起来去拉教室里的百叶窗帘，故意把声音弄得特别响，意思是提醒我时间到了，赶紧结束吧！”“开头这么差，以后只能越来越好。”不久，柯文的讨论课论文入选《中国研究论文集》，柯文感觉到费正清对他慢慢有了信任，二人的关系也逐渐改善。

在柯文眼里，这两位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大佬性格迥异。“费先生对中国心醉神迷，有时给人感觉他只想聊关于中国的话题。史华慈则不同，他什么都谈，而不仅限于中国，只要觉得有意思就行。”相对于费正清直入主题的风格，史华慈显得更迂回一些。柯文的好友、学者李欧梵曾忆及：史华慈分析问题必会“从一方面看”，再“从另一方面看”，“如此双方面互相辩证下去，越挖越深，却从来没有结论”。柯文也生动地描述了费正清与史华慈这对相差9岁的师徒间的一些有趣的细节。“我记得有时费正清对史华慈有点不耐烦。他说：‘好吧，这个面，那个面……你总是看事情的不同侧面。’史先生会花很长时间才得出一个结论，费正清有时候会用一种间接的方式调侃甚至批评他。”

费正清在怀登纳（Widener）图书馆自己的书房里讲学

如果说在学术生涯早期，柯文受费正清影响更大，那么当他后来开始从事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时，史华慈这种思维方式对他的影响比费正清要大得多。“他教我如何看待知识分子问题，他对这一领域非常感兴趣——这是他当年研究严复的原因。但费正清先生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从来不感兴趣，无论是某个具体知识分子还是他们这个整体以及他们在中国革命中扮演的智力角色。”

柯文本人做了老师之后，仍然与费正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次发表文章，他都会寄给费先生。“在文章发表之前，他会仔细阅读，然后提出意见，无论是批评还是建议，他会在一周内给我回信，非常迅速。”史华慈的性格及行事风格则完全不一样，他很少参与课外活动。如果把文章寄给史华慈，可能六个月后才收到他的回信。“不是因为他不关心，只是他性格不一样。他有很多话要说，但他宁愿把意见保留。”不过，在柯文读书时，史华慈办公室的门总是开着的，有任何问题想找史华慈请教，“只要敲门就可以进去，你可以花一个小时和他聊天”。与之相反，费正清的门外总是排着长龙，总有很多人要见他。“终于排到你进去了，你只有五分钟：提出问题，他帮助分析解决，然后‘再见！下一位！’”时至今日，柯文深感幸运：“他们都对我产生了影响。而他们的影响是非常不同的。”

柯文毕业后一直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作为导师的柯文，风格与谁更相似呢？“我觉得我更像费先生——如果我的学生发表了文章或论文寄给我，我也会马上做出反应，在这一点上，我受费正清先生的影响很大，包括如何与学生相处。”

“那学生去见您有什么规矩，也是‘只有五分钟’吗？”

听到这个问题时，柯文爽朗地大笑：“不，不！我的大门是永远向学生敞开的！”

“在中国发现历史”

柯文进入东亚系学习后，最初的研究课题是“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工作”，而传教士正是费正清感兴趣的领域，所以研究生后期他主要跟随费正清做研究。

1960年，柯文得到一笔奖学金，可以去中国台北学习中文，为期一年半。于是，他和夫人带上只有1岁的女儿一起前往。第二年，他们在台北生下儿子。台北的生活给柯文留下许多鲜活的记忆，比如当时很多人家都筑着高墙，墙头上有碎玻璃，据说是为了防止做狗肉生意的人翻进院子来偷狗。中文也成了他刚会说话的女儿的第一语言。有时她会爬上墙头，跟隔壁的男孩说：“大哥哥，要过来玩吗？”柯文模仿女儿儿时的口音，乐不可支。

柯文那时候还学了全本的《论语》和《孟子》，作业是把文言文翻译成现代白话文，然后和老师讨论书的内涵。“这些训练对我来说是很好的经验，不仅让我熟读古汉语，而且强化了我的口语水平。”有一次，柯文甚至还贴上胡子、戴上假发，参演了一部中文独幕剧，演出时全场爆满，甚至还上了当地的报纸。回忆起这些，他有点遗憾自己的中文已远不及当初。

与此同时，忙于博士论文的柯文与导师费正清保持着频繁的联系——即便费正清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研究中心讲学，虽然身处海外，他依然会尽职尽责地阅读柯文博士论文的每一章，并给予评价。“鼓励中带着压力”是费正清的风格。柯文在费正清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后来顺利成书《中国与基督教》（China and Christianity）。

回顾那个时期，笼罩在美国学界的是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学说。作为费正清的嫡传弟子，柯文在他的第一篇专著里所用的方法论是否仍然沿袭了这一理论呢？

“以往的美国学者在研究传教士时，重点是‘传教史’（missions history），他们感兴趣的是传教士本身的传教历史；而我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史’，当我谈到‘教案’时，我感兴趣的是中国的视角，我更关心如何理解、评价基督教传教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作用等。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有人会说我仍然在某种（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框架中运作，但后来我‘发现’了中国的历史。我离开了这个框架，进入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框架。”柯文说。从他的学术思想的演变来看，这实际上迈出了反思“西方中心观”的第一步。

毕业后，柯文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任教。1965年的一天，卫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联系柯文，告知他们正在寻找一个中国历史学家，问柯文是否愿意去该校任教。柯文接受了邀约，一直工作到退休。他还记得，初到卫斯理学院时，在教员会上，他提议学校开设中文课。一位老师站起来说：“为什么学中文？为什么不是斯瓦希里语 ？”好在大多数老师都支持柯文的提议。在他的提议下，除了他本人开设的“中国文明课”，卫斯理学院还首次开设了中文课。

2003年11月，柯文在上海发表演讲

卫斯理学院以宋美龄求学之地而闻名。采访中，柯文还回忆了一段轶事。

“有一年，宋美龄重访母校，我受邀参加她的欢迎晚宴。当她得知我正在讲授关于中国文明的大型课程时，她说有兴趣了解我的讲课内容。我说：我没有写好的书，只有讲课大纲之类的东西。有意思的是，她并不愿意用中文而是坚持用带有南方口音的英语和我交谈。”

柯文深深记得费正清60岁生日时对学生们立下的规矩：“不用回馈我，传递给别人。”所以柯文日后从事教学工作时，也努力效仿导师。他与母校哈佛大学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费正清退休后，傅高义接任费正清，出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在傅高义的邀请下，柯文负责创办“新英格兰中国研讨会”（New England China Seminar）项目，每月邀请与中国或中国历史研究相关的人员来举行讲座。

“我们每次邀请来作讲座的人都来自不同的研究领域——不仅有历史学领域，也有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每个人都受益良多，而我认为这恰恰是现在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缺少的。比如，我后期在中心的办公室，似乎也不太清楚隔壁办公室的人在研究什么。这并不是说现在的文化不一样，我想部分原因是缺少一个坚定地致力于创造和建设一个活泼、有趣的文化机构的领导者——像当年的费正清那样。史华慈虽然不愿意组织，但总是非常积极地参与这些讨论。而傅高义和其他一些人也愿意投入精力组织和参与。中心作为一个多学科的中国研究中心的意义要大得多。”

怀念当时的学术交流氛围，柯文不禁陷入感慨。到了今天，事情发生了很多变化。他说，中国研究领域变得更加专业化，也更加分散了：社会学必须有一个中国专家，经济学和经济系必须有一个中国经济学教授，文学系得有中国文学教授……“人们似乎不太关心其他学科的人在做什么。”柯文非常坦率地表达了他的疑虑。

“中国中心观”

从柯文学术思想的演变来看，尽管《中国与基督教》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冲击-回应”模式的印记，但此时的他已迈出了反思“西方中心观”的第一步。这种反思在他开始研究王韬时，又继续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柯文很早就从费正清及其弟子邓嗣禹的著作《冲击与回应》（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里知道了王韬。在柯文看来，在这本经典之作里，对王韬的解读实际上仍然是在“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框架内的。

“王韬本人比这更复杂。他在西方生活和工作过一段时间，欧洲旅行的经历让他大开眼界。比如说他看到了西方已经有火车，而中国只有马车，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赞成技术变革；他觉得中国应该引进所有这些技术，应该有火车，应该有蒸汽轮船，应该有代替人力的机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韬是’中国人在技术领域回应西方影响‘的例子。”

但是以传统的“冲击-回应”二分法，无法完整解读王韬。柯文说，当时人们几乎全部倾向于认为“道”属于中国，“器”属于西方。但王韬超越了这一层面，他强调东方与西方“心同理同”，也坚信“道”是人类文明共有的特质，因此既是西方的，也是中国的，这由此开辟了另一个讨论空间。“这种观点把西方带进了中国的话语世界，由此给中国提供更大动力：借鉴西方时可以不单独借’器‘。”柯文说，他之所以选定王韬为第二本学术专著的主角，就在于王韬一生挑战的核心议题即是“西方冲击-中国回应”学说，这也是学术上最吸引他的地方。

这本《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于1974年出版，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的雷颐译介到中国来。雷颐回忆说，当时他第一次碰到“modernity”（现代性）这个词时颇感陌生，查字典，上面只简单地解释为“现代性”。

“可是什么是‘现代性’？我请教了身边的一些人，也没人能解释清楚，当时大家都熟悉‘现代’‘现代化’。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术界已在讨论现代性问题，而90年代了我们对此还非常陌生。”雷颐回忆称。这个小插曲或许可以一窥彼时中国学术界与西方学术界时间上的错位。雷颐曾想将书名译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或“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可总感觉有些不妥。他后来直接写信向柯文请教，终于理解“现代性”的学术内涵。“没想到，几年后’现代性‘满天飞，谁不提’现代性‘都不够时髦。”雷颐打趣道。若干年后柯文坦承，虽然他在写王韬的时候，对“以西方影响为衡量清末中国变革尺度”这一立论有所保留甚至质疑，但当时的他“仍然无法脱离’西方冲击-中国回应‘学说的窠臼”，他意识到此书深层学术框架里蕴藏着一定的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美国的社会思潮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经过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之后，美国史学界的一些学者对美国与西方文明的精神价值产生了动摇，对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的整个道路与方向产生了怀疑，从而对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西方为出发点的模式提出挑战——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论首当其冲。

个人在学术上的纠结，以及时代的变化，促使柯文在40岁那年下决心写一本书，“直面、超越过去一段时间我反复纠结的学术问题”。柯文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界出现的“范式转变”进行了总结，这就是柯文在中国研究领域影响深远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开篇第一章，柯文即直截了当地批判了费正清代表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学说。因为深谙导师标志性理论的精髓，柯文批判起来直指要害，也毫不留情。他说此理论“预设19世纪的中、西互动是一条单行道，车全部由西方开往东方”，这种观点不但过度简化，而且忽视或边缘化了中国的内生变革；另外，此理论因强调“回应”，所以更强调学术、文化、心理等历史原因，而忽略社会、政治、经济原因，其弊端在于“助长了对19世纪中国片面、扭曲、偏颇的理解方式”。

与“冲击-回应”说如影随形，同样深刻影响了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理论是“现代化理论”，这也是柯文批判的第二种模式。柯文总结，以列文森为代表的“传统-现代性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认为，儒家思想与现代性源头上互不兼容。中国的旧秩序必须被打碎，才能建立现代秩序。持“现代化理论”的美国学者把中国的悠久历史明确划分为“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这个理论的潜台词是，中国社会在遇到“现代”之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正如法国哲学家孔多塞所写：“那些巨大的帝国，存在从未中断，蒙羞亚洲如此之久，人的头脑……被迫处于无耻的停滞之中。”最为人熟知的是黑格尔的另一段话：“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在这种叙事里，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停滞，西方进步，似乎已成为毋庸置疑的“史实”。而这样僵化、守旧的古老国度需要多元现代的西方带来转变的生机和现代化。黑格尔称：“在这种视野下，革命很大程度不被视作回应长期、内生问题的方式。”

第三种是“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持这种思考模式的多是当时美国学界一些激进的中国研究学者，他们的初衷是反对前两种取向，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19世纪历史进程的根源。柯文认为虽然这种取向的立论前提有别于前两种取向，但也过分夸大了西方的历史作用，堵塞了从中国社会内部探索中国社会自身变化的途径，在本质上是“西方中心论”下的结论。

最后，柯文明确地提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新取向，不过它并不是单一、清晰的路径，而是各种研究方法的集合，柯文将其称为“中国中心观”：它倡导内部视角，强调中国自身的因素才是中国近代变化的主因。他认为将这一视角带入研究最成功的学者，是哈佛大学的孔飞力。柯文也盛赞孔飞力里程碑式的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孔飞力是我的同学，我们毕业以后一直保持着友谊。他非常聪明，我非常佩服他的学术水平。”在柯文看来，孔飞力关注的是西方大举入侵前中国社会变革的本质。“比如说他提到在18世纪，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通货膨胀率达到300%……这些事情都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前，它们根本不是西方影响的结果。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学者，我认为他的见解非常重要，他鼓励美国学者和西方学者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中国的过去。黑格尔说：我们面前最古老的国度没有过去；孔多塞认为中国的历史从来没有改变过。孔飞力看待中国历史，不是像黑格尔和孔多塞那样，他充分注意到中国几个世纪以来的变化方式。这不仅仅是一个老的中国——是的，它整体上仍然是一个帝国系统，但是，在此制度之下，许多变化在不断发生。”

柯文在《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里用了不少笔墨，讲述《在中国发现历史》这本书艰难的诞生过程——与它后面形成的热度形成不可思议的对比。当初，他把书稿陆续投给几家出版社，但都遭遇冷淡。在诸家出版社转了一年多之后，这部书稿最终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接手。出版时柯文也采纳了一名编审的意见，把其中一章的名字——“在中国发现历史”直接用作主书名，取代之前的《美国近世中国史历史著作》。没想到作品刚一推出便大获成功，不但好评如潮，也几乎成为海外研究中国历史的学生必读之物。

即便在成书三十多年后，柯文回顾这部著作，仍然觉得书名起得恰到好处。“这是对黑格尔的观点’中国没有历史‘最机智的反驳。”

君子之风

《在中国发现历史》被视为“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学术反思”。在这本书里，柯文对自己的导师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言辞犀利。“这种批判立场对费正清和列文森公平吗？”这样的声音恐怕也不仅仅是当初出版社评审的意见。

“在写这本书之前会有犹豫吗？因为在外界眼里，您是与费正清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个学生，您是否担心这种公开而猛烈的学术批判会被视为冒犯甚至背叛？”

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柯文不假思索地摇头否认。“很多人困惑于我与费先生的关系。从表面上看，我对费正清持如此批判的立场，有些人觉得不可思议——费先生对我那么好，在他们看来，我或许是‘背叛’了他。但是，不，费先生不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

实际上，早在柯文完成书稿时，他就在第一时间寄给费正清了。令人感佩的是，当费正清得知柯文在出版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他主动给其中一家出版社写信，形容这本书“极为精彩”，鼓励他们出版。他还告诉出版社，他正在编《剑桥中国史》第十三卷，在该书的导论中他“希望能引用这本书”。

“尽管在那本书中，我对他的’冲击-回应‘模式提出批评，他并没有全部接受，但他并不将此视为个人恩怨。他拥有非同寻常的人格，所以我真的对他怀有极大的钦佩之情，一直到今天……”说到这里，沉浸在回忆中的柯文陷入了沉默。

还有更令人动容的故事。

1991年5月的一个清晨，费正清打电话给柯文，告知他因心脏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他说他不知道能否扛过这一关……然后问我是否愿意负责他最近几年一直在写的《中国新史》，他要求我读完他写的章节，并点评它们。最后他问我：’如果我无法完成它，你能为我完成吗？‘”

尽管柯文非常清楚，他的学术观点和方法与费正清的有些差异，但此时此刻，他也意识到这是费正清生命最后阶段的嘱托。于是，他郑重地说：是的，我愿意承担起这个责任。

这番通话之后的四个月里，费正清与柯文一直就此书频繁联系。费正清最终还是坚持完成了《中国新史》的全部书稿。1991年9月12日，他和妻子费慰梅去哈佛大学出版社递交了完整打印本。几个小时后，费正清心脏病发作，两天后离世。

此后，柯文如之前承诺的那样，负责了出版后期的一些编辑工作，以及与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合作。“这意味着我和他的关系是不寻常的。我曾经以费正清的批评者而闻名，但他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我只能说，没有多少人能够像我们一样，把学术讨论放在个人关系之上。”

其实，在正式开展对费正清和列文森的批判前，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开篇的绪论里，特地引用了费正清和列文森的两句话，大约是作为间接的致敬，也颇有学术界的骑士之风。柯文说，费正清本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包容所有异于自己的观点和学说，即便他本人未必同意对方的观点。他有一次“用费式简明扼要的风格”说：“不站在前人肩膀上，踩在前人脸上，人类怎么进步？”柯文也对列文森充满钦佩之情，早年柯文去加州探望好朋友时，与列文森有一面之缘。1969年列文森因意外去世，柯文震惊之余也非常难过。柯文相信，虽然列文森因为早逝“不能对刚刚涌现的解释历史的新潮流做出反应，但是他目光敏锐，思路精细，从来没有把自己永远束缚于任何假设的框架之内”。

“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中国热”

1985年的一天，有人敲开柯文在哈佛大学办公室的门。来者自我介绍叫林同奇，之前在中国国内从事外语教学工作，现在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他说读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觉得很有必要翻译成中文并介绍到中国。

“但当时是1985年，没有几本美国的学术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可是林同奇说他会翻译，而且会努力促成该书在中国出版。我根本不相信他，我想他一定是疯了！”其实早在1977年，柯文就第一次访问中国。当时中美关系逐渐解冻，美国方面组织了一个“对中国感兴趣”的美国青年政治领袖代表团，柯文作为中国问题专家也受邀前往，但当时他与中国学界并无多少交往。

有趣的是，柯文在中国台北学习期间，给自己取了一个接近他英文名字Paul Cohen发音的中文名字“柯保安”。等到美国学界与中国学界恢复交往之后，“我开始意识到’保安‘这个名字不太妥当，我后来自己改成’柯文‘，一直用到现在”。之后，“柯文”这个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大陆学术界。

让我们回到1985年。尽管对林同奇的提议将信将疑，柯文还是同意让他做翻译。在那个没有电脑的时代，林同奇就是在传统的四四方方的格子纸上写下初译稿——？一章一章地翻译，然后给柯文看。柯文提出修改意见，林同奇再出修订版。二人达成共识后，再开始处理下一章。

1989年，《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文版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柯文第一本被翻译成中文的书，它在中国受到超乎寻常的欢迎，此后屡屡加印。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本书引起的热度，或多或少也与它拥有“中国中心观”这一耀眼的主题有关。而这要归功于译者林同奇——原书的副标题是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美国关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写作），而他直接以“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代之。

柯文与《在中国发现历史》译者林同奇，摄于2008年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杨念群是在读书时知道柯文和他的作品的。“它在国内有很大影响，是因为它与当时整个国内的学术潮流不太同步——当时的时代思潮是主张’走出去‘，采用西方社会科学去理解中国，理解这个世界；但是柯文提出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与此相悖，国内的读者第一反应会有些不解，但是也觉得有新意：除了拥抱西方、拥抱现代化，我们是否还可以有另一个路径？”

杨念群说，在此之前，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理论的影响非常大，而且大家也基本认可他的思路。“费正清的结论给人一个印象：中国像被包裹在一个传统的外壳里，只有西方冲击才能打开。但是在柯文看来，中国本身隐藏着一些类似西方的现代性因素，我们应该从中国内部来寻找这些因素。如果找到了，那就说明中国文化是有活力的，它的历史不需要完全依赖西方进行解释。这给当时的我们以非常大的启发。”

杨念群说，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展示的是美国的中国学变革，是美国本身对学理的反思，但是反过来这套方法论对中国学者又有很大的影响。“柯文在批判了几种模式之后，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即看中国应’一横一纵‘。一横，即是应该把中国分解成不同的地区——类似人类学，有点像费孝通先生那样做民族志，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做，这样就把’铁板一块‘的’整个中国‘分解成一个个的个案，从而可以更详细地研究；一纵，可以理解为我们不要老是看帝王将相，而是要看普通的人民群众，做社会史、民众史。他认为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影响非常大。中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做区域史和社会史，这才是慢慢接近中国本来历史状态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杨念群提醒我们，当年“在中国发现历史”或“中国中心观”之热，其实也暗含了另一个主线，那便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出现的“国学热”和“文化热”——“就是提倡我们要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一些因素，’在中国发现历史‘跟这个思潮是呼应的。理解柯文在中国的影响，也要增加这样一个视角”。

“柯文是为数不多的认真撰写关于历史技艺的历史学家。”柯文的哈佛师弟、著名历史学家周锡瑞评价说，柯文因《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首次在他同时代的小圈子之外引起关注”。现在，“对寻求美国历史学的清晰总结的研究生来说，这是一本必看之书”。

饶有趣味的是，周锡瑞当年也曾向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论提出挑战，但是此刻，他却从另一个角度发出“警告”：“很多学生在读完此书之后，认为费正清的书不再值得一读，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费先生著作的精髓所在。我要求我的研究生一定要看费正清本人的作品，尤其是他早年对海关的研究（《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特别细致、特别严格，运用各种材料——有中文的、英文的材料，费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不能被轻视。”

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柯文教授提出的’中国中心观‘指出了’冲击-回应‘论的问题；但我个人觉得恐怕有’矫枉过正‘之嫌……’冲击-回应‘理论至今仍然有生命力，而且它可以解释大部分历史资料，只是需要补充一点：同样的冲击，’各有各的反应‘。”

“最具冒险性的著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柯文是个野心勃勃的历史学者。《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狠狠地挑战了学术权威的“范式”之后，他的学术兴趣其实已悄然发生另一个重大转移——用他自己的话形容，他开始对“历史认识论”的问题“心醉神迷”。这个结果，便是他1997年推出的又一本令历史学界大开眼界的著作《历史三调》。

从表面上看，《历史三调》是一部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之作，但它与我们认知里“传统”的历史书非常不同，采用了一种非常特殊甚至大胆的结构方式——将义和团置于三重框架中来研究：第一重，“事件”，即历史学家后来叙述的义和团的史实；第二重，“经历”，是义和团运动不同阶段亲历者的经历和感受，指出后来重塑历史的历史学家的看法与“当事人”对正在发生之事的看法大为不同；第三重，“神话”，讨论20世纪初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义和团的不同阐释和种种“神话”。这三部分，构成了“历史三调”。他也以历史学家的眼光颇具洞察力地指出，义和团在后世的叙事里被不断地更换面目，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义和团“以最引人注目的方式挑明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上文化领域中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人们是以矛盾的心情看待西方的——西方既代表帝国主义，又代表现代化。当它被看成前者时，对义和团的解读就是正面的；反之，义和团便成了“盲目排外”和“愚昧”等的代名词。

在采访中，柯文一再强调，他表面上写的是义和团，实际上义和团只是一个载体，他想讨论的是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历史记忆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书的结论中，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义和团事件有多大的代表性？它是独一无二的吗？后世的历史书写是将历史作为神话，还是将历史作为历史重建？……虽然《历史三调》侧重于义和团，但我强烈地认为，’事件、经历、神话‘这些概念不仅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和其他地方。它实际上是关于历史学家如何看待历史问题等更广泛的研究。”

“《历史三调》更像是一本历史方法论的书。”在杨念群看来，柯文在《历史三调》中“走得更远了一些”，“我在课上讲历史方法论的时候，把它当作一个例著，列入后现代的一个方法论来讨论”。杨念群说：“他实际上在讨论历史的客观性问题，他认为历史是一个主观的建构过程——也就是说时代有一个主题，而对这个时代主题的回应，就变成了历史书写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如果时代的主题发生了变化，历史的书写也会随之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后现代的观点。”

“我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职业经历，我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两本书，是我在美国出版最困难的两本书。”柯文不无幽默地调侃自己。有意思的是，《历史三调》这本后来在中国学界获得极大声誉的著作，最初的出版也是困难重重。与《在中国发现历史》一样，当它克服重重困难终获出版后，立即收到热烈回馈——出版当年，即获得了分量极重的两项大奖：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东亚历史学奖和新英格兰历史学会最佳图书奖。

柯文至今也以此为最自豪的著作。令他非常高兴的另一件事情，是当年一位评审将此书与史景迁的名著《太平天国》（God’s Chinese Son）相提并论，说这两本书“可能是迄今为止出版的有关中国现代史的最具冒险性的著作”。能与史景迁这位大历史学家的著作相提并论，令柯文毫不掩饰他的兴奋。他个人的感觉是，《历史三调》出版后，他在中国的知名度增加，被邀请到中国开学术会议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柯文在回忆录里也详尽描述了他参加的几次学术研究会，对当时讨论的氛围、热切程度进行了详尽描述，现在读起来不禁令人感慨。

“我不需要标签”

“《历史三调》代表着柯文教授学术方向的重大转变。”雷颐评价称。后来，柯文更愿意讨论历史与故事之间的关系。循此进路，柯文在2009年出版了《与历史对话：20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对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烂熟于心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被神话”的故事在20世纪中国的关键时期——从辛亥革命、民族救亡直到60年代“反修斗争”和“三年困难时期”曹禺的话剧《胆剑篇》——所起作用进行了层层剖析。

如果说“起初历史于我是中国史”，那么后期柯文的讨论早已超越了具体的历史人物或事件，而进入历史哲学的讨论。比如他2014年出版的《历史与大众记忆：故事在危机时刻的力量》，聚焦于六个国家——塞尔维亚、巴勒斯坦、以色列、苏联、英国、中国和法国。它们在20世纪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每个事例中的危机都涉及战争或战争威胁。为了应对危机，受到影响的民众和国家都在利用那些与现实发生之事有类似主题的古老历史故事。在这部作品里，柯文展现出广博的阅读和厚实的知识基础。他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信手拈来，对小说、艺术，作品显示出深厚的功底，令人叹服。

“虽然柯文教授的学术思想、研究路径发生了相当重要的变化，但其中不变的是深刻的自我反思与批判精神，对自己所处‘学术共同体’共奉的范式的反思和批判精神。”学者雷颐评价。在他看来，柯文后期的作品更加注重历史叙述，柯文本人也从早期的研究某位具体历史人物或事件的历史学家逐渐向历史理论学家演变。“其实像布罗代尔或布洛赫这些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都有类似的路径。”

“在完成一些具体的历史描述之后，很多历史学家都想要归纳、总结、提炼，形成一种对历史的总体看法，包括我自己。至于能做到什么样的水准，与个人天赋、能力和学识水平有关。当然布洛赫和布罗代尔都有多卷本的著作，他们对欧洲的历史起源问题有更深的洞察，他们都是大师级别的，我们或许没法和他们比，但至少这是我们历史学家共同的心愿。”杨念群承认，作为历史学家，这个群体已经不满足于对历史的本身做一个简单的记载或描述，“你得赋予它一定的意义，这个意义与时代的个人的思考相连接，这样历史才会被激活”。

柯文后期的著作里多次提及对“历史”含义的讨论。其实他的注意力已不再是某一段具体的历史事件，而转变为“历史学”（historiography）的研究。有一些评论把柯文归为“后现代”历史学家。当被问及他是否认同这个归类时，柯文断然回答：“我不同意！”他转而说：“我没有标签，我不需要任何标签。”

“在我整个学术生涯中，长久萦绕于心的是我期望深入中国、像中国人自己亲历历史一样，最大限度地重构中国历史，而不是关心西方人自以为富有价值、符合常规的历史。简言之，我想摆脱中国历史研究中‘欧洲中心观’或‘西方中心观’先入为主的观念。”

如今的柯文每天保持固定的工作时间，整理回忆录，重溯“走过两遍的路”，一副怡然自得、置身江湖之外任人评说的姿态。“每一代历史学家，都要重写上一代历史学家写下的历史。”这是柯文对待上一代的宣言，也是他坦然面对注定将被“下一代”重新书写的态度。

本文正文部分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學人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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