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硅谷到长三角：高质量城市发展，少不了城市群+都市圈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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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1/6图片工作室
未来5到10年，中国城市将走向何方？
答案已非常清晰！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到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等一系列战略部署，共同指向一个核心——
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
在这场城市大转型中——「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被前所未有地置于首要战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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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35年，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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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体系化」已成为理解当前国家大战略的底层逻辑。正如9.3大阅兵展现的「体系化」国防思维，现代化的城市体系，绝非是单个城市的点状突破，《意见》中指出——
要依托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小城市（县城）构建起一个层级分明、功能互补、产业协同的城市群落。
从而锻造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能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世界级城市群；培育出成渝、长江中游等辐射带动能力强劲的高质量发展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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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明确支持京津冀、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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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城市早已不是孤立的参与者。
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指出——驱动全球经济的最重要地理单元，已不再是传统的国家或城市，而是那些跨越行政边界、由多个都市区融合而成的「超大城市群」。
像美国的「波士华」城市群，这条沿东北海岸线绵延的「巨型都市带」，以不到全国5%的面积，创造了美国约20%的GDP。
在欧洲，那条被称为「蓝色香蕉」的城市带，从英国西北部蜿蜒至意大利北部，集聚了欧洲最核心的经济活动和1亿人口。也就是说，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已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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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香蕉城市群，
法国地理学家罗歇·布鲁奈1989年提出，
是欧洲一条呈弧形的高密度城市与经济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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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我国正处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现代化城市体系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新使命。
01
双循环格局下的现代化城市体系使命
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大国间的竞争加剧，国内发展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现代化城市体系既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主阵地，也是链接国际大循环的桥头堡，其战略价值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1. 对内而言，城市群和都市圈是扩大内需的核心载体
城市群与都市圈，作为中国人口与产业最密集的区域，天然是国内消费市场和现代产业链的「压舱石」。
2023年，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中游、成渝这五大国家级城市群，以全国约45%的常住人口，创造了57%的GDP。可以说，5大城市群是全国消费市场最活跃、产业链最完整的区域。
例如，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群，通过密集的高铁网络和统一大市场建设，将「创新在上海、制造在苏浙皖」的分工模式推向纵深，2023年区域内部贸易额占比已达68%，有效打通了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堵点。
2. 对外来看，城市群是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平台
全球经济的竞争，本质上是世界级城市群的竞争。
面对国际上的竞争，如美国的硅谷城市群，日本的东海道城市群等，国内很多城市群正在承担着战略支点的作用。像粤港澳大湾区通过深圳、广州、香港的功能协同，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2023年集成电路产业规模突破5000亿元，成为与硅谷抗衡的创新高地。
因此，建设现代化城市体系需要「内外兼修」，一方面，要提升内部循环的效率与韧性；另一方面，要不断提升核心城市群的国际竞争力与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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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竞争的城市群，不止于沿海地区，
地处「一带一路」的中西部城市群
同样具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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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了双循环格局下的现代化城市体系使命，我们需要先理清体系中城市群与都市圈的差异，避免出现发展路径混淆、「内卷式」竞争。
02
概念厘清：
城市群与都市圈的逻辑差异
1. 空间关系的差异：网络与核心
从空间关系看，城市群是「网络化的城市集合」「支撑全国经济增长、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而都市圈是「中心化的城市群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
长三角城市群覆盖超过21万平方公里，包含上海、南京、杭州等20个城市，形成了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结构；而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上海大都市圈，面积约5.6万平方公里，以上海为核心，辐射苏州、无锡、南通等周边城市，形成一小时通勤圈。
这种空间关系上的差异，决定了两者不同的发展重点：城市群强调跨区域协同，都市圈侧重中心城市与周边的同城化。
2. 经济关系的差异：分工与带动
在经济关系上，城市群追求「分工协作的整体效益」，都市圈注重「功能溢出的带动作用」。
以C919大飞机在长三角区域制造环节为例。三省一市签署的《大飞机产业集群合作共建框架协议》，推动了订单分配、产能调度的在线管理，并试点「创新飞地」机制。
上海作为总装制造与系统集成的核心枢纽，江苏承担复合材料及关键结构件攻坚，浙江聚焦机身精密部件制造，安徽则在关键零部件（如高温合金叶片、局部航电组件）领域实现重要突破，使国产大飞机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
在都市圈层面，比如武汉都市圈。这种关系体现为「研发在武汉、生产在鄂州」，「总部在武汉、基地在孝感」的功能疏解模式，通过产业链延伸带动周边城市发展。数据显示，武汉都市圈内部的产业关联度已达75%，远高于城市群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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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都市圈中心的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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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都市圈强调「单核+辐射」，解决的是超大城市如何通过疏解，实现带动周边发展；城市群强调「多核+网络」，解决的是区域范围内多个城市如何形成合力、增强整体竞争力。
一个成熟的城市群往往包含多个都市圈，如京津冀城市群就涵盖了北京都市圈、天津都市圈和石家庄都市圈。这些都市圈通过交通网络和功能联系，形成更大范围的城市群。
总之，厘清两者的差别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把都市圈当成城市群来发展，容易导致「一城独大」、虹吸周边；如果把城市群当成都市圈来治理，则可能忽视多中心协同，错失整体潜力。
03
都市圈进化论：
「大聚小散」模式的三种路径
「大聚小散」是都市圈发展最常见的模式——通过聚集高端功能，增强中心的核心竞争力；通过疏解分散非核心功能，均衡都市圈发展。
但不同发展背景、不同发展阶段的都市圈，对这一模式的实践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路径特征，伦敦、东京、纽约三大世界级都市圈的发展历程，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路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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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聚小散」都市圈模式示意
1. 伦敦都市圈：
规划引领的「圈层分工」
作为全球最早实践都市圈理念的城市，伦敦都市圈的发展路径是「规划引领、主动作为」。
20世纪初，为应对工业革命带来的核心区过度拥挤和城市无序蔓延的「摊大饼」问题，伦敦于1944年颁布了《大伦敦规划》，提出了「四环同心圈」的构想，在城市外围划定了一条宽约11至16公里的永久性「绿带环」，通过立法手段严格限制城市建设用地的外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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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伦敦规划中的绿环及新城示意
与此同时，通过《新城法》这一制度保障，在绿带之外有计划地规划建设了8座功能相对完善的卫星新城，如米尔顿凯恩斯、哈罗新城等，承接从伦敦市区疏解的人口和产业。
在1950年至1981年间，伦敦市区人口净减少了166万，而绿带外的大都市圈人口却增加了310万。这种「人为设定开发边界」的干预，将城市增长的需求转移至外围，实现了「人口外扩，而城市不扩」的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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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后的绿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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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新城
卫星城的疏解作用，倒逼伦敦核心区开始绞尽脑汁「挖掘存量」，伦敦向「紧凑型发展」转型，腾退的用地被改造为金融城、科技园区、文化区等等。
如今的伦敦，虽然建成区面积增长有限，但金融服务业占GDP比重已达22%，科技企业数量年均增长15%，完成了从工业城市到全球城市的转型。
圈层分工的进一步延展，形成了伦敦向西的M4科技走廊——伦敦都市聚焦研发设计，科技走廊沿线城市专注生产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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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凑型发展的伦敦中心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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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科创走廊，由伦敦沿M4公路出发向西，
串联斯劳、雷丁、斯温顿、布里斯托尔、加的夫、
斯旺西等城市，是全长308公里的科技创新带
可以说，伦敦路径是一条典型的自上而下、规划先行的圈层分工之路。
2. 东京都市圈：
顺势而为的「先散后聚」
东京都市圈曾试图模仿伦敦的经验，但因处于不同的经济周期和国情背景下，使其走出了一条「先散后聚」、顺势而为的动态调整之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东京「一极集中」的问题日益严重，交通拥堵、住房短缺、环境恶化等「大城市病」集中爆发。
为此，日本政府同样采取了「小散」策略：通过《首都圈工业分散法》等一系列法规，限制核心区的新建开发，规划绿带，并将工业、大学校区、科研机构等逐步外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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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都市圈演变示意
同时，在周边大力建设以多摩新城、筑波科学城为代表的卫星城镇，以吸纳外溢的人口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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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波科学城
然而，进入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陷入了漫长的「失去的二十年」。都市圈的整体竞争力出现下滑，曾经寄予厚望的新城和卫星城也开始面临人口减少、活力下降的困境。
面对经济衰退的严峻挑战，日本政府调整策略，从「疏解」转向「强化」，开启了「大聚」的进程。
2000年初，「都市再生」被提升为国家级战略，其核心目标是通过重塑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来带动整体经济复苏。
政府颁布《都市再生特别措置法》，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放宽核心区的开发限制，大幅提高容积率，以此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引导人口和高端产业回流中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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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之内商务区是该段时期内，都市再生的代表
例如，新宿区的小田急百货重建项目获批了高达1600%的容积率，极大地激发了市场的投资热情。
后续更是将品川、六本木等关键区域，指定为「国际竞争力强化型」都市再生区，意图将它们打造为吸引全球资本、企业和顶尖人才的「超级节点」。
与此同时，都市圈内的新城们也开始同步中心城区的新需求，开始积极转型升级。例如，多摩新市镇吸引东京外溢的研发机构和后台服务中心，如朝日生命、瑞穗银行的信息中心，谋求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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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更新后的新宿区域
这些措施使东京都市圈重新焕发活力，2023年GDP占日本全国的30%。（感兴趣的可拓展阅读《城市更新去地产化后，东京TOD迈入4.0时代》）
东京「聚」与「散」并非一成不变，而应是根据宏观经济周期和城市发展阶段动态调整的战略工具——经济高速增长期通过疏解实现规模扩张，经济转型期通过强化核心功能提升质量。
3. 纽约都市圈：
市场驱动的「多中心网络」
与伦敦、东京的政府主导不同，纽约都市圈的形成与演化，更多是市场力量推动的结果。
二战后，美国高速公路网的快速建设和汽车的全面普及，引发了规模浩大的「郊区化」浪潮。大量中产阶级家庭和就业岗位，从拥挤的纽约市区迁出，奔向环境更优、空间更广阔的郊区，导致市中心一度出现严重的「空心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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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化，一度导致时代广场区域成为治安高危区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美国经济加速向服务业和金融业转型，曼哈顿凭借不断被强化的全球金融地位，以及无可替代的文化活力，使中心城区再次繁荣。
与此同时，其周边的通勤城镇也并未衰落，反而是在都市圈全球化的全球化竞争格局下，发展成为各具特色的功能节点，最终与核心城市共同形成了一个「多节点同步」的协同格局。
城市间的分工协作清晰而高效——曼哈顿是无可争议的首要核心，集聚了全球顶级的公司总部、金融机构和文化设施；与其隔河相望的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和泽西市，则成为了其重要的外港和后勤中心，承担了大量的港口、仓储和工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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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泽西州的纽瓦克港
康涅狄格州的斯坦福等小城，以其优美的环境发展成为对接纽约的大企业后台办公地；而广阔的长岛和新泽西腹地，则提供了高品质的居住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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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云集的斯坦福市
需要强调的是，纽约都市圈跨越三个州，是通过港务局、都会交通署(MTA)等跨区域机构进行协同治理，确保了交通、环境等公共事务的一体化运营，实现都市圈的同城化。
04
城市群的制胜之道：
「多中心网络」的协同
如果说都市圈发展模式由中心城市的「强弱决定」，那么城市群的演进方向则由强市的「分工决定」。如今的城市群的发展模式正从早期，相对单一的「点轴式」带状分布，演变为多中心网络结构。
在这种形态下，城市群内部不再只有一个绝对的核心，而是形成了多个功能强大、特色鲜明的核心城市，它们通过高效的网络紧密连接，彼此间功能互补、协同竞争，共同提升区域的整体实力和全球影响力。
1. 「波士华」城市群：
经典的点轴带状与差异化协同
作为世界上最早被清晰定义的城市群，「波士华」是「点轴式」发展的经典范例。它北起波士顿、南至华盛顿，沿I-95公路和东北铁路走廊绵延800多公里。这个城市群聚集了6500万人口和全美20%的GDP，其成功的核心在于「差异化协同」的发展逻辑。
在功能分工上，波士华形成了清晰的「角色定位」：纽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聚集了华尔街和联合国总部；华盛顿作为政治中心，拥有联邦政府和国际组织；波士顿依托哈佛、MIT成为创新中心；费城以医疗教育见长；巴尔的摩则是物流枢纽。
这种分工不是人为规划的结果，而是市场长期演化的产物，却形成了「各展所长、互补共赢」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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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创新的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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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枢纽巴尔的摩
交通基础设施是这种协同的物理支撑。2021年启动的「Connect 2037」计划和160亿美元的铁路投资，进一步强化了区域联系。
如今，铁路沿线5英里范围内集中了三分之一的工作岗位，80%的人口居住在25英里范围内，这种高度集聚的空间形态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
「波士华」城市群拥有了全美最多元、最完备的经济结构，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城市群之一。
2. 日本东海道城市群：
多核共荣的产业带
日本的东海道城市群，主要由东京、名古屋、大阪（阪神）这三大世界级的都市圈串联而成。铁路、公路连接东京和大阪，并延伸至福冈，全长1200公里，这里聚集了日本8000多万人口和超过70%的GDP。
1964年东海道新干线的通车，将东京与大阪的通勤时间缩短至3小时，将这三大都市圈紧密地连接成了「一日生活圈」，彻底改变了日本的空间格局。
东海道城市群的「多中心」特征呈现清晰层级结构：东京都市圈作为全球城市，集聚金融、总部经济、高端科技研发等核心功能；
大阪（阪神）都市圈作为第二极，依托阪神工业区保留坚实制造业基础，同时凭借大阪港维持国际航运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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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港
名古屋则以汽车产业为核心竞争力，形成「高端研发与总部功能在东京、核心制造在名古屋、商贸流通在大阪」的互补链条。
丰田汽车的生产网络是典型代表——总部位于爱知县丰田市（属名古屋都市圈），核心研发机构集中在名古屋周边，东京设有前沿技术协作与全球业务统筹部门，零部件供应商沿东海道新干线分布，通过高效铁路、公路、航运网络实现产业链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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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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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网络化发展离不开制度创新。日本通过《首都圈整备法》等一系列法规，建立了跨区域的协调机制；新干线的建设和运营由JR集团统一管理，确保了服务的标准化和一体化。这些措施使东海道城市群成为日本产业链最完整、效率最高的区域。
3. 加州湾区（硅谷）：
产业分工驱动的创新网络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基于创新的精细分工，成为塑造城市群形态的核心力量，硅谷便是这一模式的体现。硅谷是由旧金山、圣何塞、奥克兰等一系列围绕旧金山湾的城市共同组成的创新集群。
其独一无二的竞争力，源于其内部形成的一个「产学研金」高度一体化的创新生态系统：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顶尖学府，不断地输送着创新理论和人才；
硅谷南部的圣何塞、帕洛阿尔托等城市，聚集了苹果、谷歌、英特尔等全球科技巨头和不计其数的初创公司，专注于核心技术的商业化和产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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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总部
旧金山作为美国西海岸的金融中心，以其庞大的风险投资体系，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充足的「弹药」；而东湾的奥克兰，则以其大型港口和制造业基地，为硬件产品的生产和全球物流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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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是湾区的贸易中心，
奥克兰港是北加州最繁忙的港口
（来源：网络开放平台）
正是这种不同城市间，基于创新链条的高度专业化分工与协同，使硅谷成为了全球科技创新的风向标和领头羊。
4. 得州「三角」城市群：
新兴挑战者的崛起与竞合
在美国的南部，一个新兴多中心城市群——得州「三角」正在强势崛起。它由达拉斯-沃斯堡、休斯敦、圣安东尼奥以及奥斯汀这四大都会区构成，因其务实的政策环境、较低的经营成本和多元化的产业结构，正成为美国最具吸引力的科技增长极。
得州三角内部同样呈现出鲜明的多中心和功能互补特征：达拉斯是美国南部的金融与商业中心，拥有繁忙的国际航空枢纽；休斯敦是世界闻名的「能源之都」，同时在航天和医疗产业领域也占有重要地位；
历史悠久的圣安东尼奥以其大型军事基地和旅游业为特色；而地处中心的奥斯汀，则以其蓬勃发展的半导体和软件产业，崛起为被誉为「硅山」（Silicon Hills）的科技创新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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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敦集中了3700多家与能源相关的公司，
《财富》500强知名企业总部有2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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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情感十足的圣安东尼奥
近年来，得州三角与加州硅谷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竞合关系」。
竞争的态势日益明显。得州凭借其无州个人所得税、相对低廉的房价和极其亲商的政策环境，对加州的企业和人才形成了巨大的「磁吸效应」。
特斯拉、甲骨文、惠普等科技巨头纷纷将总部或重要部门迁至得州，这股「东进」潮流对硅谷的传统优势构成了直接而有力的挑战。
得州，尤其是奥斯汀，试图复制硅谷的创新生态，成为下一个全球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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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汀
然而，在竞争的表象之下，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合作与互补。
许多公司并未完全「逃离」加州，而是在得州设立第二总部或重要的生产、运营基地，形成「加州研发+得州制造/运营」的「双中心」布局。
例如，特斯拉把工程总部留在帕洛阿尔托，而将全球总部与整车产能布局在奥斯汀；苹果在库比蒂诺主导研发，Mac Pro则在奥斯汀组装；三星在硅谷设立研发中心，同时在奥斯汀与泰勒形成芯片制造与封装集群。
这种模式使得企业既能继续利用硅谷顶尖的创投生态和前沿研发人才，又能充分享受得州的成本优势和广阔市场。人才的流动也并非单向，而是在两个区域间形成了一个跨越州界的巨大技术人才池。
与其说是简单的「零和博弈」，不如说是一种动态平衡：硅谷继续在基础研究、风险投资和颠覆性创新领域保持领先，而得州则在先进制造、企业服务和应用型创新方面展现出强大实力，二者共同夯实着美国科技创新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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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奥斯汀的三星工厂
值得一提的是，得州三角的崛起之路，为中国的中西部新兴城市群（如成渝、中原城市群）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参照：即依托多个核心城市，发挥成本和政策优势，积极吸引外部高端要素，打造出一个产业多元、充满活力的区域性增长极。
05
中小城市、县城：
在协同中找到不可替代的特色
在现代化城市体系宏大发展的蓝图中，数量庞大的中小城市县城才是支撑体系化发展的根基，它们的未来应该走向何方？
《意见》明确提出要「提高中小城市和县城承载能力」。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心城市强大的「虹吸效应」面前，中小城市和县城承载能力，绝不是简单地「补齐短板」，成为一个功能齐全的「缩小版」大城市，而是要「转变城市发展动力，更加注重特色发展」，才能实现引人、留人的可持续发展。
这是因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谁都可以借助投资「实现」，但一个地区独特的产业、特有的功能，很难被复制或「挖走」。
在存量提质的时代，只有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增强城市发展动力，找到自身的「独门绝技」，才能在区域协同的大棋局中，获得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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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素·技术匹配模型
1. 特色产业：
避开「短板陷阱」的突围之道
中小城市的发展往往陷入「补齐短板」的误区，试图在教育、医疗、产业等方面全面开花，结果却因资源分散而一无所成。
昆山的逆袭之路提供了不同的思路：不与上海比拼综合实力，而是聚焦电子信息产业细分领域，打造「从芯片设计到封装测试」的完整产业链。
作为紧邻上海的县级市，昆山未被「虹吸效应」裹挟，反而依托「近水楼台」的区位优势实现逆袭。
它敏锐承接上海科创资源外溢，聚焦电子信息产业，从无到有构建起覆盖芯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的完整集成电路产业链，2023年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已突破1.3万亿元，成为全国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布局的重要节点（其中封装测试环节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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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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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昆山借力上海的「人口优势」，以「江南水乡生活体验区」为抓手发展文旅，年接待游客超3000万人次。
这种「科创+文旅」的双轮驱动，推动其常住人口增至211万（2023年），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百强县榜首，成功从资源辐射的受体转变为长三角县域经济的「隐形冠军」。
鹤壁的转型同样亮眼。作为曾因资源枯竭一度出现「白菜价」房价的「煤城」，它未盲目追求产业多元化，而是聚焦镁基新材料和商业卫星两大细分领域。
依托「研发在郑州、转化在鹤壁」的协同链条，淇河实验室与中铝郑州研究院共建研发平台，将镁合金材料纯度提升至99.99%，推动其在中原城市群先进材料产业集群中的配套率从2019年的12%提升至2023年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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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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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卫星领域，鹤壁专注核心部件制造，与郑州的整星研发形成协同分工；
借助东数西算的机遇，采购了1万台内置龙芯CPU的计算机，建立了数据中心，吸引了龙芯中科芯片封装项目落地（可年封装3000万片工控芯片），40余家上下游企业跟着落地，奠定了制造卫星芯片的基础。
鹤壁还创建了全国唯一的空间地理信息与5G融合应用试验区和数据处理中心。目前，初步形成了一个集卫星研发、制造、运营、应用于一体的卫星产业集群。
2023年3月，航天宏图首批在鹤壁制造的4颗卫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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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芯中科产业基地及5G产业园
2. 两重战略：
基建红利转化的产业密码
在前文鹤壁的特色打造中，大家留意到了国家战略为这些区域转型带来的机遇。
特别是，在国家大力推动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即「两重」）的背景下，中小城市和县城一定要抓住这一历史性的投资机遇，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红利，转化为自身产业发展的长期动能。
甘肃张掖市的实践极具启发性。作为河西走廊「绿氢走廊」的核心节点，张掖抓住国家「沙戈荒」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契机，将本地丰富的风电、光伏等绿电资源优势，转化为氢能装备制造的产业优势。
当地政府创新性地采用「新能源项目指标与本地制造投资绑定」模式——企业获得的风电、光伏开发指标，需与在本地投资建设氢能装备制造业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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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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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策略成功吸引了兰石集团等行业龙头落地，生产电解槽、高压储氢容器等关键设备，推动张掖氢能装备产值实现跨越式增长：
从2022年的不足5亿元，到2024年达35亿元，短短两年完成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突破，将绿电输出的「通道优势」有效沉淀为本地制造的「产业价值」，实现了从能源输出到装备制造输出的跨越。
湖南宁乡市的转型同样值得关注。依托特高压电网过境，带来的储能需求，当地聚焦储能领域发力。政府通过精准政策引导，推动储能产业链集聚。
同时，结合区域能源特点，探索「白天利用光伏发电补充能源、夜间低谷电价时段组织储能产品生产」的错峰用电模式，在降低企业用电成本的同时，提升了能源利用效率。
这一系列举措推动宁乡逐步成长为中部地区重要的储能装备生产基地，2023年相关产业产值突破6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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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乡罗仙寨风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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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案例，分布在从发达沿海地区到中西部内陆地区，他们重塑了此前「根深蒂固的资源观」，共同揭示了一个面向未来的核心逻辑：
中小城市和县城的振兴之路，在于精准定位、特色发展，并善于将国家级的战略投资机遇，转化为培育自身内生发展动力的「催化剂」，最终走通一条「基建投资—产业培育—价值沉淀」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06
现代化城市体系的中国路径
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无疑是一项极其宏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从全球范围来看，无论是东京的卫星城疏导、伦敦的绿带与新城政策，还是波士华的轴带式协同发展，都为我们提供了镜鉴。
同时，中国的城市群体系在空间规模、人口体量、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这决定了无法简单照搬任何一种现成模式，必须融会贯通，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的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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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体现了对我国城市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更加注重集约高效；转变城市发展动力，更加注重特色发展；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现代化城市体系正展现出独特优势：对内，通过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对外，通过制度型开放融入全球网络，增强国际竞争力。
昆山的电子信息、宁乡的储能产业、鹤壁的新材料+商业卫星等等，这些中小城市的特色发展，与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体系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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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城市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
无论是城市群的协同、都市圈的一体化，还是中小城市的特色发展，最终都要回归到「以人为本」的核心。当每个城市都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每个居民都能分享发展的成果，这样的现代化城市体系，才能真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