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危机（二）

作者 | 一直加油的

来源 | 法律先生

上篇详见：《律师危机（一）》

一

前几天，有个朋友特意从宜宾到成都找我，希望我推荐一个成都的刑事律师。

我问了一下大致的情况，是家里有人涉嫌职务犯罪，被监委留置，现在家人很着急。

我问他，为什么不在当地找律师？他的回答很平常，也耐人寻味：

当地的律师敢得罪当地的监委、检察院、法院？怕惹不起当地的zf哦，还是找外地的稳当一点。 

他的担心，不是特例，而且隐隐道出一个渐渐严重的律师行业大危机：

信任危机。

为什么说，这体现了信任危机呢？ 

二

人们为什么会请律师？他们希望律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当然是希望律师站在他的立场，帮助他争取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商业的/法律的目的。

这意味着，律师从来不应是中立的立场，他不是法官，更不能有上帝视角，他必须维护客户的利益。但为了客户的利益，就会带来一些冲突：

比如，刑事辩护，要做好一个案件的刑事辩护工作，他必须要寻找证据的瑕疵、寻找程序的问题，必须要重新审视办案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以及是否构成这个罪名的论证方式。

这意味着对抗！虽然从法治体系的角度上，这种对抗是有益整个社会的：可以让嫌疑人相信，自己受到的审判是公正的，而不是马马虎虎、稀里糊涂的；同时也会促进监委、检察院、法院更加规范、谨慎地处理案件。

长远而言，这是对社会非常有利的事情。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事务的时候，就会让身处其中的检察官、法官，甚或一些政府人员，觉得这种对抗是一种故意搅局，是一种冒犯，甚至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破坏。 

这种冲突，虽然从长远是好事，但当前而言就变成了坏事。人都活在当前，不是吗？

法治不是没有冲突，而是在冲突下如何以良好、文明的规则去解决。如今这种解决思路，有一种大势的变化，很微妙，说不清楚，但是这种变化，决定了律师的信任危机，会渐渐加重。

三

如今对于这种冲突的解决，是非常简单的：通过各种各样的制度、规定，甚至是协会的内部规定，来加强对律师的管理。

比如，对律师种种言论进行了约束，对律师办理某种案件进行了约束，对律师的各种各样的行为进行了约束。

这意味着，施诸律师群体上的压力，越来越大。

别以为这是不起眼的事情，前段时间刷屏的某个检察官《国家不允许我输》，也很能说明问题。当不允许输的问题制度化，你觉得对律师会没有压力？

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民事争议上，一些司法制度上的问题，也会引起一样的问题：

比如，法院对法官以案件被上诉率来考核工作，那对律师而言，意味着什么？

凡此种种，在个案上，也许对律师个人影响不大。但是，这种方式在大的范围内，却直接影响到律师的安身立命之本：信任。

我们刚开始谈到的，人们选择律师，是基于信任，信任你可以代表我去对抗，信任你可以抵抗得住压力。但是现在好了，我发现，你没有办法抵抗嘛。

这意味着，人们渐渐不再信任律师。 

四

我的那位朋友，他的担心让他不再信任当地的律师，他不认为他们是独立的。

那未来，他对当地律师的选择就很简单：要么不得已而用之，但是心怀戒备，不愿意坦诚相待，也不愿意共同发展；要么，他们以资本或权力之身，目之为工具，用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对律师而言，选择就更加困难：你要么附庸于权力或资本，浑水摸鱼，闷声发财；你要么独立得处处被掣肘，寸步难行。

这不是开玩笑。也是前几天，有两个上市公司相互起诉，其中一个公司的法务总，来找我让我帮他推荐当地的律师。条件之一，就是这个律师在当地有法院资源。你看，不仅仅我朋友这样看，上市公司也一样这样看。

律师，会渐渐失去选择的权利，那股属于社会的良性的中立力量，就会渐渐消失。

失去了这种律师的作用，就是失去了一个制衡的机制。法治的核心是制衡，是在博弈之下的动态和谐，而不是和谐本身。

这不仅仅是律师的危机，也是整个社会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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