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谁才是明末屠杀四川的真凶？

明末清初的四川堪称华夏浩劫的缩影。这片曾拥有三四千万人口的“天府之国”，在连年兵燹中凋零至康熙初年仅存数万余人。

人口断崖式锐减的背后，清廷主导的史书将罪责悉数推予张献忠，但细究时间线与历史细节，真相远非如此简单。

张献忠死于顺治三年（1646年），而四川人口低谷却出现在康熙十九年（1680年）前后，其间相隔三十余年。若真如清史所述，张献忠早已“屠尽川人”，则其死后豪格率数万清军入川时本应长驱直入。然而事实截然相反：大西军撤离后，四川军阀杨展竟能集结足够兵力大败豪格。

这位皇太极长子乃清军名将，曾横扫蒙古、决胜松锦战场，击败他所需的后勤保障与兵员规模绝非“空城”所能支撑。更关键的是，杨展治下区域不仅粮草充足，还接收了数百万难民——仅赈济粮食即耗百万石。

按每人三斗粮的生存底线计算，川西、川北逃往川南的难民已超三百万。倘若张献忠真已灭绝人口，何来如此规模的流民？

清廷委任的四川巡抚李国英在顺治五年（1648年）的奏报更揭露实情：“肃王凯旋后，余孽蜂起，无地无贼”、“全川皆贼，燎原难遏”。若川人真被张献忠屠戮殆尽，这些遍地的抗清义军又从何而生？

更具讽刺的是，当张献忠旧部孙可望于1650年代反攻四川时，黄宗羲在

《永历纪年》中记载：“蜀人闻大军至，多响应”。黄宗羲作为敌视农民军的东林党人，竟记录蜀民主动迎接大西军，恰恰证明川民对清军的憎恶远超张献忠——即便后者确有暴行，其规模与清军相比亦不可同日而语。

所谓“张献忠屠蜀”的史料，实则漏洞百出。支持此说的文献可分为三类：

其一为明朝宗室、官僚后裔的记述。他们确实遭张献忠针对性清洗，但作为被镇压的既得利益者，其记录难免掺杂夸张与仇恨。

其二为清修史书，如《绥寇纪略》经清人邹漪篡改半数内容；《明史》编纂者毛奇龄更像小说家，其《后鉴录》称张献忠杀人超六亿，荒诞不经。

其三为传教士文献，核心来源安文思的《暴行记》成书于他被清廷酷刑折磨后，为讨好康熙而作，可信度存疑。

考古发现进一步颠覆传统叙事。

1980年代广汉出土的“大西骁骑营禁约碑”，明确刻有张献忠军令：禁止士兵劫掠民财、强占民房，违者斩首。此碑位于大西政权核心区，直接驳斥“嗜杀魔王”的污名。

反观清军行径，刑科给事中陈调元揭帖中记载清军镇压时“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全城俱歼，或杀男留妇”。更令人发指的是，清军占领成都后，竟将城内仅存的千余百姓屠戮殆尽——这种“撤退必屠城”的暴行，与张献忠约束军队的禁约碑形成刺眼对比。

深层剖析可见，四川人口灭绝的主因是清军持续三十余年的系统性剿杀。从顺治三年豪格入川，到康熙三年镇压夔东十三家时“扫穴无遗类”，再到三藩之乱时期拉锯战，清军三次大规模屠川共约五百四十万人。

连年战乱更引发饥荒瘟疫，最终导致“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而清廷为掩盖罪行，通过文字狱篡改史料，将罪名转嫁张献忠。

当禁约碑的刻痕穿透史书谎言，当三百万难民的存在戳破“空省”谎言，这段被抹黑的历史终得昭雪：真正的主凶，是制造了“千里无烟”却将血债推予他人的满清帝国。